唐诗创作的国际文化视野

唐朝是一个开放的时代,广泛的国际文化交流为唐诗创作提供了国际文化视野,唐诗中出现了大量的具有国际文化视野的佳作。研究唐诗创作的国际文化视野,对新时期中华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启发作用。     

图形—背景理论在唐诗中的认知解读

图形—背景理论起源于心理学,后由认知语言学家用来研究语言结构的意义,是语言组织概念内容的一个基本认知原则。随着认知诗学的发展,一系列与认知有关的语言学理论被应用于文学文本的研究。图形—背景理论作为认知诗学的重要概念,若将其灵活运用到唐诗的艺术分析中,将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和应用价值。     

唐诗在日本

在日本文化中 ,唐诗不仅是可用来吟咏欣赏的异国文学作品 ,更是诗歌创作的楷模 ,尤其是从奈良到明治时期 ,汉诗取法盛唐 ,兼采六朝诗文和宋诗的菁华 ,取得了极大的成就 ,集中体现了唐诗及中国诗文化对日本文学、文化的深刻影响     

唐诗“红豆”考

本文考察了唐诗中以“红豆”寄托相思的民俗事象的源流。相思树的传说可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的爱情故事。唐代李匡《资暇集》的有关记载,第一次揭示“相思”与“红豆”的联系,王维则是将“红豆”写入诗的第一人,其后,韩、温庭筠等竟相写作“红豆相思”题材的诗。唐代之后,红豆相思风俗的传承,表现在人们对相思子树的栽植、保护,对红豆的采撷、珍藏。此外,“红豆相思”风俗在漫长的传承中还与佛门“结缘”,甚或混杂以民间道术。     

从“乌”“鹤”意象看唐诗中的悲剧意识

悲剧意识是一个民族文化的标志。唐代诗歌作为中国正统文学的代表,自然也蕴寓着浓厚的悲剧意识,而其表现方式也是丰富多彩的。唐诗中的"乌""鹤"意象蕴含着的深邃的悲剧意识:"离愁悲思""仕宦悲叹""生命悲苦",人们在读诗颂词之中感受到中华文化特别是诗歌文明本身的博大精深。     

唐人论唐诗——中唐诗论家之身份地位及其理论学说

唐诗发展经过盛唐高峰期后,承接的是中唐诗人,他们自觉地意识到需要求"新"、求"变"。所谓"中唐新变",是指从贞元、元和年间开始,诗人的诗歌创作及其理论学说出现崭新面貌,如韩孟奇险,元白平易,形成一股创新潮流。这些诗人,既是诗论家,亦大多是有功名官职的政治家;其诗论有承接杜甫现实主义带有儒家诗教色彩的"风雅"论,也有继承王昌龄饶富创作艺术的"诗境"说。在承先启后之余,更有一些思想上的突破。例如,中唐诗人宗儒尚"风雅",然而,高仲武《中兴间气集》突破性地选取女性诗及僧人诗;韩愈"以文为诗"的创作手法下开辟"雄肆险怪"诗风;白居易主张较为"意激"的"讽谕美刺"说;还有别具一格,由诗僧皎然、权德舆等倡导诗心禅趣之"意境"说,都是唐人新创。其贡献价值不仅在于古典诗歌,也在于现代诗歌之尚意韵味流。如此,中唐诗论确有它的底蕴内涵,在乎挖掘者深度。     

试论胡适的“白话唐诗”观

胡适认为,白话是"活"的语言,言文一致,优美而适用。他从白话化和历史进化的双维同构视角,发掘、建构了一部中国白话文学谱系,并且指出它是中国文学的正宗。他认为大多数唐诗都是白话文学、或近于白话的作品,代表着文学演进的正确方向。这种新的阐释不仅是对唐诗遗产价值的肯定,也是对东方文化中具有普世意义成分价值的维护。胡适的"白话文学(唐诗)"观与他对祖国本土文学资源有较多的感性认识相关,但主要还是得益于世界文化史、科学史和学术史的启迪。     

唐诗传播研究对重写中国文学史的意义

重写中国文学史,如果纳入唐诗传播研究的材料,可以从生活环境的诗化对唐代诗人身心的滋润、产生良好传播效果的诗作激励唐代诗人创作更多优秀作品、诗人之间诗歌传播过程中的诗艺切磋、追求传播效果促使新生代诗人出现四个角度更清晰地揭示唐诗发展的原因;可以破解一些文学发展中尚未解释清楚的文学现象,如唐人选唐诗少见杜诗、唐诗地域发展的不平衡性等;可以更准确地评价文学史上的一些诗人或文学团体。     

物我谐和的唐诗生态世界及其现代意义

从现存为数颇丰的唐诗看,唐代诗人承传并弘扬了<风><骚>及汉魏六朝文学的自然生态意识.由于受本朝儒、释、道思想以及投笔从戎的边塞生活、官吏贬谪的特殊经历等因素的共同影响,唐诗中表达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已达到了天人合一、空前融洽的地步.唐代诗人与草木虫鱼等自然生态和谐相处的思想和实践,在唐诗中主要表现在十大方面,即:(1)与物谐乐;(2)以物为友;(3)颂物以美;(4)感物惠德;(5)赏物生趣;(5)悲物悯人;(7)由物悟理;(8)托物寄怀;(9)假物以讽;(10)护物有责.唐诗中浓郁的关爱自然生态意识,是唐代诗人精神境界的生动体现,对当下大力倡导保护自然环境、构建和谐社会、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具有不可忽视的借鉴意义与启迪作用.     

唐诗中的天竺僧形象

唐诗中天竺僧形象的塑造,反映出唐代诗人对异族形象的记录、想象、执著、理想化等痕迹,存留了中印文化交流的文学事实。对天竺僧形象塑造所体现的,正是唐代诗人对印度文化所表现出的开放而自信的文化心态。这种他者形象的塑造,本质上源自于本土文化与异族文化遭遇中文化应变的结果。     

从“盐梅”、“盐车”意象看唐诗中的盐文化

“盐梅”与“盐车”是《全唐诗》中所辑录的含“盐”诗歌中,使用度最高的两个词汇。文学话语蕴含着人类丰富的情感并与社会权利关系密切关联。由此,从文本所使用的语汇所表述的意象来认识这种现象背后的深刻内涵,然而人类文化的传承、传播,是以意识与潜意识方式并存的。所以,“盐梅”与“盐车”两个意象上附带着封建政治领袖渴望贤臣良将的心态;粘连着文人们自觉不自觉地努力跻身于政务高位,并由此达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宏愿的内在驱动力。从意象角度出发看唐诗中的盐文化,也是一种尝试。     

浅谈“神似”理论在唐诗英译中的重要作用——以《送友人》的两个英译版本为例

诗歌是一种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拥有优美的形式和丰富的内容,唐诗也不例外。英译唐诗时,应以再现诗作精神内容风貌为主,即以达到“神似”为翻译第一目标,才能更好地保持唐诗的原貌。本文选择李白《送友人》的两个英译本,分析了“神似”理论在唐诗英译中的重要作用。     

明代唐诗选本中“以盛唐为楷式”之现象研究

明初林鸿论诗首倡以盛唐为"楷式"。后高棅将这种主张引入唐诗编选中,标示了明代唐诗选本发展的基本方向。虽然曾一度有选家反对这种"楷式",而竞相为选。但是,选本中"以盛唐为楷式"毕竟是当时的主流趋势。之所以出现这种选诗倾向,则同明代复古派论家基于文章与时高下的论调而建构起来的唐代诗歌史有密切关系。这种楷式最终确立于嘉靖中,并在发展过程中表现出两种具体特征:即以"李杜"为中心的极则楷式与以初、盛唐名家为中心的名家楷式。其"以盛唐为楷式"的终极目的则在于:径直接续盛唐诗歌成就,续写一种经典诗歌史。     

唐诗豪侠精神中的少年情结

初盛唐的诗歌总体上洋溢着强烈的尚武气息,其中豪侠精神中的少年情结尤其富有魅力。唐代游侠群体中,游侠少年是核心和主体。唐人吟咏豪侠精神的诗歌主要歌咏年少慕侠情结,讴歌了市井游侠风习,表达建功立业的时代理想。这类吟咏表达了唐代诗人对皓首穷经的儒生的贬低,抒发不得建功立业的苦闷和力求在现实中疏解豪杰之气的愿望,是对魏晋六朝“年少慕侠”与侠义建功母题的承继与发扬,在中晚唐诗人中仍有延续。     

唐诗中的冀东地理意象考释

＂卢龙＂、＂榆关＂等冀东地名在唐诗中频繁出现,并成为边塞、边地的象征,或与衡阳、潇湘等南方地名并称,作为北方极其僻远之地的代表,构成古典诗文中极具典型意义的地理意象群。对相关地名的实际地理位置进行辨析,揭示冀东地理意象群在唐诗中的典型意义,并对此意象群在唐诗中形成的原因、在后世诗文中的应用等相关问题作出分析,对理解中国古典诗歌的丰富意涵以及进行区域人文地理研究、旅游文化资源的整理具有多重价值。     

张说贬谪时期创作心态研究

张说外放八年中,由于他的人生角色发生很大的改变,他的心态很复杂,既有愁苦忧闷,又有慷慨激愤,还有调整适应之后的振作与萧散自适,总的创作心态超越了传统屈原式的忧愁、思乡与怨愤。在这种特殊心态下创作的诗歌,情感丰富,内容充实,成为张说作品中成就及影响最大的一部分。     

岭南地域文化环境中的唐诗意象创造

唐代大批文人士子由中原核心文化区移入处于汉文化边缘的岭南地区,造成了其身份和心态的巨大落差,这种落差感与岭南特殊的地域文化环境相作用,使唐人岭南诗歌在意象的特征和体系发生了明显的异变,形成了一个特色鲜明的、以"岭海和瘴疠"、"客和囚"、"虞翻和尉佗"三种形态为标志的岭南诗歌意象群落;这一意象群文化心理内涵丰富,普遍表现为"去中原化"审美倾向,有着突出的悲惧感特征。     

论唐诗中的江南意象

本文试图从文化研究的角度来解读唐诗意象中所隐含的历史真意。文章首先进行了学术源流的追溯和概念术语的界定,接着以唐代的江南诗歌为讨论对象,从诗歌意象中归纳出了江南三个方面的地方意象,即芳晨丽景、林泉高致、朴野偏远,由此来认识江南在唐代的微妙地位和诗人们对江南的文化感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