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转变、制度变迁下的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

已有的对人口红利影响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未将结构和制度的重大变革纳入模型,这与东亚及我国经济增长的现实不符。本文通过在模型中纳入结构转变和制度变迁变量,用1978～2008年的数据进行误差修正分析,计算出在结构转变和制度变迁的背景下,我国人口红利及各要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发现,固定资产投资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最大,其次是技术进步,第三是制度变迁,结构变化的影响也很显著。人口红利的影响也较显著,但是其对经济增长解释力度较小。因此随着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未来的经济增长更需要依靠投资、技术进步、结构变迁和制度变革。     

1949年以后中国的人口与制度变迁

已有的关于中国制度变迁的研究忽视了人口因素在这个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必须从人口学的角度研究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制度变迁过程。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是一个工业化目标与人口双重约束下的制度变迁过程 ,人口增长是推动中国制度变迁的基本动力     

从制度经济学看中国的人口转变

制度经济学指出 ,当个人行为产生负外部性时 ,需要政府制订制度 ,使社会成本内部化 ,实现集体理论 ,但是 ,制度必须符合个人理性且必须内部化 ,才能有效发挥作用。中国的人口转变是在政府干预下进行的 ,所以 ,判断中国的人口转变是否完成 ,必须考察在人口中是否完成了生育文化和生育观念的变革。笔者认为 ,我国的人口转变尚未完成 ,因为生育率稳定在低水平的内在机制尚未形成 ,只有在生育主体自主选择的基础上达到稳定低生育水平 ,才能说完成了人口转变。     

中国特色的人口转变

从人口均衡发展的角度对人口转变理论进行了研究,认为人口转变是由低级人口均衡转变为高级人口均衡的跃迁过程,人口"总量相对静止、结构高位稳定"是最理想的人口发展状态。中国人口转变经历了超前经济发展的"人口转变"和与经济互动发展的"后人口转变"两个阶段,人口转变过程中需跨越"高少儿抚养"和"高老年赡养"的两次陷阱。稳定适度低生育水平和提升人口素质是未来根本任务,从较短期看总和生育率保持在1.8左右,从中长期看总和生育率回归更替水平,是"后人口转变"时期的战略目标,也是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必由之路。     

现代化进程中的人口转变:一个广义视野的考察

本文首先描述了西方学者对人口转变过程、阶段的描述和微观、宏观层面原因的解释,在此基础上评价了国内学者对中国人口转变的论争,最后从广义的视野讨论了传统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结构转型、制度变迁与人口转变的关系。     

中国人口转变研究综述

20世纪后半叶,中国人口再生产类型的根本性转变对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对中国人口转变过程和目前所处阶段还有不同观点。从人口统计数据来看,中国已完成人口转变;从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实现程度分析,人口转变还没有完成;有观点认为,中国人口转变不仅已经完成,而且进入后人口转变期。2l世纪,伴随人口转变过程的不断深化,中国人口转变问题将趋于多元化和复杂化,这既为中国人口发展提出挑战,也必将进一步丰富中国人口转变理论与实践。     

欧盟人口转变与中国之比较

我国在世纪之交已经完成人口转变,与欧盟内生性的均衡人口转变过程相比。我国人口转变是典型的外生性非稳定过程,二者在主导因素、途径和结果上形成强烈反差。我国将面临的人口挑战主要是巩固和稳定低生育率,缓解人口年龄结构改变的负外部性,促进内生性低生育率机制的形成。     

从一次人口转变到二次人口转变——现代人口转变及其启示

在扼要解析狭义人口转变及其经典模型的基础上,认为第二次人口转变的提出,是结合人口"中间变量"从广义上阐释了人口变化的内在动因与作用机理,进而在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引入了对现代人口转变与社会变迁关系的思考。主张人口转变是一个多维的动态历史过程,蕴涵着婚姻、生育、家庭、健康、人口调控等系列转变。提出第二次人口转变在中国的城市地区已露端倪。最后特别指出人口转变不仅仅是人口变化,更重要的是将其嵌套的社会变迁,两者关系的空前紧密折射着社会变化与社会需求。过去30年中国通过计划生育让人口"适应"了经济腾飞,而今后三、五十年以至更长时间,应使人口的"主体"地位逐步复归,让经济社会发展适应新的人口变化与社会需求,提高人口生存与生命质量,这才是发展的目的本身。     

三大人口高峰与中国现代人口转变

21世纪中国将出现三大人口高峰 ,社会各界无不表示严重担忧。本文则与众不同 ,作者通过人口学分析 ,论证了三大人口高峰的到来是应值得喜庆之事 ,因为高峰到来之日就是中国人口步入良性循环轨道之时。本文还提出和确立了中国现代人口转变的理念 ,并认为三大高峰的到来 ,也是中国实现现代人口转变的标志     

世界人口格局中的中国人口转变及其特点

20世纪 50年代以后的中国人口转变与西方传统人口转变有许多不同之处 ,具有自身的特点 ,即转变的迅速性、控制干预性、不彻底性、不稳定性、不平衡性。把握新时期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决定是将我国人口转变进行到底的重要措施和手段 ,是实现人口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步骤     

中国各地区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消费效应分析

消费是影响一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对于影响消费的众多因素研究,大多基于收入分配不均和收入不确定性视角,而忽略了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那就是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消费的影响效应。上世纪70年代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和人口预期寿命的延长,加快了我国人口转变及老龄化发展的步伐,这一转变必将改变居民的储蓄消费行为,影响储蓄-消费模式和消费率。基于我国2002-2008年省级面板数据,本文研究了各地区人口转变对消费率的影响。研究表明,消费率与少儿抚养比、老年抚养比之间分别存在正相关关系与负相关关系。     

中国人口的迁移转变——基于迁移率的考察

经典人口转变理论侧重死亡和生育转变过程的测量、描述和解释,地理学家将迁移转变纳入人口转变框架,以完善人口转变理论。不过与死亡和生育转变研究不同,中国的迁移研究侧重基于对迁移流动人口规模和结构的考察分析,少有采用人口学意义上的迁移率指标的研究。文章利用2010—2015年历次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合并数据,通过人口学方法和泊松回归模型,计算和分析了1950—2015年中国人口迁移率趋势及社会经济差异。中国的迁移转变在宏观趋势上与中国的政治经济变迁高度一致。与死亡和生育转变相比,其波折性更强,说明更易受到经济社会政策变化的冲击。同时也观察到逢“0”和逢“5”年份的申报偏好。另外,迁移的社会经济差异明显。男性迁移率高于女性,但是两性差异在不断缩小;乡城迁移和未婚迁移大幅度增长;而越来越多受教育程度较高人群加入迁移,使得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群具有越高的迁移率。可以认为基于迁移率的考察揭示了中国迁移转变更具体生动的过程。     

论人口城乡迁移与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变迁

文章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 ,分析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变迁和人口迁移决策之间的相互关系 ,并就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安排如何影响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作一些尝试性的探讨 ,以期为个人理性迁移和人口合理流动提供理论依据和制度支持。     

中国的家庭结构转变--来自居住方式与人口因素的作用

基于历次人口普查数据,利用SOCSIM微观模拟方法将家庭转变的关键影响因素分解为人口因素和居住方式因素两个方面,并进一步将人口因素分解为人口惯性、生育率、死亡率和结婚率四个层面进行计量分析.结果发现,当前人口变动相对稳定,较小的波动使其在家庭转变中的贡献率相对较小,而居住方式的影响相对较大;对人口因素的进一步分解还发现,人口惯性及生育率水平的作用相对更大,生育率水平、结婚率水平带来的影响与人口因素的总影响方向是一致的,均提高了一人户、一代户、二代户的人口比重,降低了三代及以上户的人口比重.与之相反,死亡率的影响与人口因素的总影响方向是相反的.     

中国省级人口转变的时空演变进程——基于聚类分析的实证研究

综合运用建国60年以来的人口自然变动以及生育和死亡转变的数据,从实证研究的角度通过聚类分析刻画我国省级人口转变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演变进程。时间序列聚类的结果表明,各省的生育率、死亡率和人口自然变动的转变过程具有不同步性,转变模式各具特色;而多时点连续聚类的结果充分体现了我国省级人口转变在空间上的扩散过程和在时间上的推移过程,以及省级人口转变趋同的速度不断加快的特点。此外,对省级人口转变和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一致性的比较,反映出两者既有一致性也有非一致性,社会经济发展对省级人口转变时空演变进程有一定的影响,但非决定性影响。     

俄罗斯的人口老龄化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科技进步,人口老龄化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的必然趋势,是世界各国普遍面临的重大社会问题。俄罗斯人口转变过程开始的时间较晚,但人口老龄化速度较快,地区差异大,而且城市和农村之间存在差别,老龄化形势严峻。制定合理的、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政策能够缓解人口老龄化问题。     

Replacement Migration: A Questionable Tactic for Delaying the Inevitable Effects of Fertility Transition

This article critiques a recent U.N. Population Division report, Replacement Migration: Is it a Solution to Declining and Ageing Populations? The report explores the use of increased immigration to bolster future population size and change age distribution patterns in a group of developed countries. Fertility rate declines and lengthening life expectancies associated with demographic transition inevitably yield an aging population and a falling potential support ratio (PSR), a situation which some demographers and economists view with alarm. As the U.N. report itself suggests, replacement migration can only temporarily delay population aging and decline. These issues are ultimately better addressed through changes in retirement policy. Population projections should be used only with great caution in designing long-term demographic policy. In particular, some assumptions used to make the U.N. projections are questionable, and even minor changes in those assumptions would yield substantially different policy conclusions. Replacement migration also raises difficult environmental questions by moving large numbers of people from low to high per-capita consumption nations. Modest population decline, particularly in more developed countries, may have significant local and global environmental and climate policy benefits.

     

人口流动、老龄化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

利用中国1%人口抽样调查和人口普查的省域数据,从四个截面考察人口外流、农村人口老龄化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农村人口老龄化对农村居民消费倾向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农村老年人口的生活来源与健康状况是其中的影响因素;人口流动通过直接与间接效应对农村居民消费也表现出显著的正向影响。人口外流与老龄化均不同程度刺激、助长了农村居民消费。完善农村的社会养老及医疗保障体系、适度发展老年产业、规范和鼓励农村人口流动为现时期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和促进农村居民消费提供了重要切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