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天主教本土化进程研究的进路与思考

本文从解释"本土化"概念入手,分析国内外学术界对在华基督教本土化的研究现状,提出中国天主教本土化进程分为五个阶段。考察中国天主教本土化进程,对理解明末以来天主教在华的历史状况,以及进一步探讨天主教在中国社会的发展走向都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方豪的天主教史研究--以《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为例

方豪在天主教史研究方面成就颇丰。以《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为代表,他不仅对天主教传入中国的原因、过程及与中国文化的相互影响作了精深的考究,而且还从诸多方面展拓了天主教史的史料来源,为中国天主教史研究奠定了基础。     

明清之际天主教艺术传入中国内地考略

西洋美术传入中国是伴随着天主教的在华传播而来 ,本文借助于大量的中西文材料 ,探讨了天主教艺术在中国内地的传播史实。西方传教士直接将海外的宗教艺术品带入中国是天主教艺术传入中国内地的重要方法 ;而在中国内地刊刻和复制天主教艺术品 ,则是西洋美术在中国内地更为普遍的传播方法。同时 ,在天主教美术作品广泛传播的同时 ,西洋美术理论也得到一定范围的传播。     

天主教在中国本土化的困境与机遇

天主教自入华以来,始终无法做到与中国民间信仰的融会贯通,也因此而无法真正融入中国民众的日常生活,二者之间的文化差异性,是天主教在中国本土化所无法回避的客观困难,但二者之间文化上的互补性也为天主教在中国的立足与发展提供了足够的空间,只是天主教一直未能找到融入中国文化的最佳契入点.     

礼物与明末清初天主教的适应策略

明末入华的耶稣会士通过礼物构建人际网络,为天主教的传播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空间。礼物传教是传教士"适应"策略的具体体现,也是天主教本土化的尝试。耶稣会传教士通过向士大夫、官员甚至皇帝赠送礼物的方式,适应中国环境来传播宗教,为天主教寻求保护者和构建高端人际网络,是明末清初天主教成功移植中国的有效方式。从"礼物"角度去审视明清天主教,或可为我们思考基督教中国化提供有益参考。     

从利玛窦的天主教儒学化理论看中西文化交流

明清之际 ,以天主教传教士为媒介 ,中西文化实现了第一次正式的接触与交流 ,西方的天主教与科技文化相继传入中国。利玛窦提出的天主教儒学化理论在这次中西文化交流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对西学顺利进入中国和中国士大夫最终接纳西学产生了重要的作用。本文拟对利玛窦天主教儒学化理论及其在此次中西文化交流过程中的影响展开探讨。     

福建霞浦抄本元代天主教赞诗辨释——附:霞浦抄本景教《吉思呪》考略

本文辨释近年福建霞浦田野调查所见民间科仪抄本的一段唱词,揭示其元代天主教的源头,指出其于元代天主教研究的意义。作者还就同一抄本所见的《吉思呪》,考其景教之属性,作为本文附录。正文和附录互补,证明霞浦抄本的文献价值绝不止于摩尼教(明教)研究领域,而且为研究中国古代基督教史提供了难得一见的新资料,是为当初田野调查的重要意外收获。     

康熙"1692年宽容敕令"与浙江

康熙皇帝于1692年所批准的允许天主教在中国自由传播的议奏,在欧洲被誉为“1692年宽容敕令”,这也是“鸦片战争以前天主教在华‘正教奉传’之惟一官方正式认可之文件”。此后,中国天主教进入了“黄金时期”。实际上,“1692年宽容敕令”的出现,与浙江天主教的发展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明清之际澳门天主教的传入与发展

明清之际,天主教传入澳门并持续发展。这一时期,澳门主教区成立,天主教各大修会耶稣会、方济会、奥斯定会、多明我会等纷纷驻足澳门。澳门天主教获得了空前的发展,澳门成为各修会对中国及远东地区传教的基地,使远东地区天主教事业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     

交流与借鉴——中国婚姻伦理与天主教婚姻伦理之关系浅论

本文比较了中国传统的婚姻伦理与天主教的婚姻伦理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婚姻伦理,分析了二者之间由传统婚姻伦理中的冲突与契合到现代新型婚姻伦理所衍生出的新问题与新焦点,指出二者虽多有冲突,但是在深层的伦理内核上还是有许多契合之处的,而这种契合恰好提供了两种伦理沟通交流的结合点,利于中国人接触和借鉴天主教的婚姻伦理,进而丰富与发展中国的婚姻伦理.     

城乡视野下清代天主教在华的传播情况

基督教在西方的传播具有浓厚的“城市运动”色彩,清代天主教在华的传播亦经历了一个从城市到乡村的过程.清初天主教在华的传播是从作为政治和经济中心的大城市开始的,后为躲避统治者严厉的禁教打击而被迫转向中国广大的乡村和山区发展,却也因此促进了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     

十八世纪天主教开教朝鲜半岛之曲折

朝鲜王朝统治时期,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除每年例行到中国朝贡之外,对外交流几乎停滞。以招万民为徒的西洋传教士们一心想让天主教传行于朝鲜半岛,但屡屡失败。1784年,在没有传教司铎的情况下,朝鲜人自己将天主教从中国引入。至此,天主教始开教其国。但它从创立到发展,筚路蓝缕,充满艰辛。     

多角度地开展近代传教活动研究

传教活动与反传教斗争,是近代史的一条重要发展线索,也是近代史研究的主要课题之一。1625年西安掘出的景教石碑证明,早在唐太宗时,天主教就已从波斯传入中国,1900年,从敦煌石窟中还发现了唐代的天主教译经。其后,在中国天主教的势力和影响虽有起落,但始终未曾绝迹,不过它也始终不曾对中国社会发生重大的广泛的影响。进入近代以后,天主教传教活动的性质和作用有了深刻变化。从政治上看,传教活动凭借不平等条约在中国取得了合法地位和特殊权益。传教士客观上充当了列强侵华活动的先头部队和得力工具,他们刺探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方面情报,直接为列强制订侵华政策提供依据和谋略,甚至参予其中的具体活动。如小马礼逊、郭士立、伯驾等人既插手于     

禁教以来山西天主教徒的信仰特征

天主教传入山西时与主流文化结合在一起,其本土化的主要趋向是儒教化.清禁教时期,山西教徒把民问信仰的观念、方式渗入天主教,使其民间化.他们用放鞭炮、贴对联、叩拜神父等中国传统方式庆祝天主教的节日;过中国传统节日时,也没有完全放弃传统习俗,甚至外国传教士也用中国传统方式庆祝中国传统节日.山西教徒的婚礼、葬礼等人生礼仪继承了大部分山西地方传统礼仪.这些都体现出教徒信仰的礼仪一定程度上的本土化.     

晚明儒家天主教徒孝观重构

晚明的儒家天主教徒代表了儒学和天主教教理两种文化对话和融合的士人群体,天主教化儒学则是其耶儒互释和融合的以儒学为思想本位的思想体系。在梳理了中国传统孝道思想以及分析了利玛窦对中国孝道思想的批判后,最后详论晚明儒家天主教徒对传统孝观的天主教化改造。文章认为这种改造后的孝道思想的基本特征是坚持儒学本位的耶儒融合。     

魏源与天主教

在魏源的著作中 ,他对基督新教、天主教、东正教等的概念区分得甚为明晰。如称基督新教为“波罗士特”( Protestant) ,称天主教为“加特力”( Catholic) ,称东正教为希腊教。由于魏源使用“天主教”一词最为频繁 ,且专著有《天主教考》,所以笔者在行文过程中 ,除引文之外 ,以使用“天主教”概念为主。魏源之于天主教 ,虽在具体知识方面超过前人 ,而其认识和态度则完全与他们保持一致。亦即一味的否定和批判 ,在很多方面 ,都丧失了儒家优良传统 ,不自觉地与其士大夫角色产生了背离。魏源的思想在近代中国确实超前 ,他在天主教方面的许多思考…     

基督教的传播对中国现代文化构型的影响

在中西文化交流过程中,基督教的传播对中国文化构型中的市场逻辑在精神层面有着质的影响.在明末清初开始的四百年的基督教文化传播历程中,天主教和新教前后相续,同儒家思想和支配结构一起,最终完成了现代文化之网的三角构型.文章以利玛窦和马礼逊这两位天主教和新教领军人物对宗教偶像崇拜问题的差异为切入点,分析了从天主教到新教的演变对中国文化构型中市场逻辑的影响因素.     

徐宗泽的天主教救国思想

"救国"问题是近代社会的主题。天主教在近代中国被称为"帝国主义先锋队"。徐宗泽(1886-1947)是近代重要的中国天主教学者之一。徐氏从天主教教义层面一方面为天主教作辩护,一方面则致力于唤醒教友的爱国意识。本文以"救国"为主题,整理不同时期他关于救国问题的论述。笔者尝试系统地勾勒出他所构建的救国观:首先由人的"现世暂福"证国家之重要性,其次以"家"喻"国"辩"爱国心志",最后则提出"抗战"乃天主"预见预许"的公义之战。     

明末天主教在广东地区的传播与发展

16世纪中叶 ,天主教通过海路传入中国 ,首先传入地是广东。此时 ,天主教在广东发展经历艰难曲折的发展历程。本文结合现存中外文资料 ,分 3个时期对其曲折历程进行一次系统探讨。     

利玛窦与西学东渐

意大利天主教神父利玛窦(1552-1610)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他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在中国传布天主教文化和自然科学,又向西方介绍中国的孔学文化和明朝的文物制度,为西学东渐和东学西渐都作出了重要贡献.利玛窦来中国传布天主教的真正目的是"作耶稣的勇兵",但他的实际活动和作用都超出了狭隘的传教动机.因此,对于利玛窦在西学东渐上所起的历史作用,应当予以实事求是的评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