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巴里坤屯田述论

巴里坤地处新疆东部,清政府选择在此处屯田,不仅可解决新疆驻防军队的军粮问题,而且可减少从内地长途运粮的费用,故此,巴里坤成为清朝初期在西路屯田的核心区。清政府在巴里坤推行了兵屯、民屯、犯屯三种屯田形式。清代巴里坤屯田对清朝统一新疆、加强西北边防、巴里坤经济发展等方面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清代河南漕运述论

漕运是封建王朝为了军饷、官俸和宫廷需要,从各省区向京师转输田赋的一种形式,有河运、陆运和海运。在中国历史上从秦汉开始到清末,漕运始终是历代朝廷财政经济中的一项重要制度。由于封建社会政治中心和经济重心的迁移,漕运方向也随之变动,处于黄河流域的河南省,由转输漕粮的重要地区,逐渐沦为极次要的地方。     

清代宗族族长述论

清代宗族族长及其助手由遴选法产生,与宗子制的继承大不相同,其出任与否以及能否久任,没有自主权,甚至会被免职,因而权威不会太高;族长及其助手的行事,应以族规、祖训为准则,又受族人会议的制约,权力有限,族长需要与族人会议密切结合,才能够很好地领导族人进行祭祖、修祠、修坟、修谱、处理族人纠纷等事务。宗族为光大门庭,提高社会地位,遴选有才德的族人担任族长,要求其振兴族务、遵法自律,当然不乐于恶劣族长的出现,在这种条件下,族长一般应该能够持正主理族务,而作恶多端,以至致死族人者为不常见现象;作为血缘群体的宗族,有其宗法性,族长因有专制的因素;清末,在极少数宗族中出现选举制、议会制的"族会",实行民主管理原则,是宗族组织的新形式,表明宗族制和族长性能在演变,族长的宗法成分几乎消失殆尽,惟是此类宗族极少,只能反映宗族演变的趋势。     

清代乌鲁木齐屯田述论

清初,乌鲁木齐是额鲁特蒙古准噶尔部的游牧草场。乾隆年间,清政府平定准噶尔割据势力,这里“千里空虚,渺无人烟”。为了巩固对边疆地区的统治,清政府在乌鲁木齐驻兵移民,大兴屯田,发展生产。随着农业经济的发展,乌鲁木齐人烟稠密,商贾云集,逐渐成为新疆政治、军事、经济的中心。清代屯田对乌鲁木齐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值得探讨。     

清代新疆建省前文化教育的三元共存

建省前,新疆北疆地区的黄教寺庙教育与旗学、南疆地区的伊斯兰经堂教育与乌鲁木齐都统所辖地区的儒学教育使新疆教育呈现＂三元共存＂格局,黄教寺庙教育、旗学与儒家文化认同感强,注重培养学生对君权和教权的＂二元忠诚＂;伊斯兰经堂教育与儒家文化相距较远,偏重培养学生对教权的＂一元忠诚＂。     

清代旗人赌博治理述论

清朝入关前后,旗人渐染赌博习气,既影响到旗人生计,加重了国家财政负担,又危害到满洲传统的淳朴、尚武之风,削弱了军队战斗力.为巩固统治基础,清朝统治者不断制定禁令,从多方面对旗人赌博加以整治,但并未收到预期效果.究其原因,旗人不事生产,耽于逸乐,容易受到诱惑,加上其身份特殊,即使因赌博犯法,受责罚也相对较轻.此外,旗人定期领有钱粮,容易引起不法分子的觊觎和引诱.这些都导致了旗人赌博难以治理.     

清代三姓地方贸易述论

清代,在松花江下游、黑龙江下游、乌苏里江流域及沿海、库页岛等广大地域内,居住着赫哲、费雅喀、鄂伦春、奇勒尔、库页(库野)、恰喀喇等少数民族。雍正十年以后,他们统归三姓副都统衙门管辖,为叙述简便起见,我们把他们生息繁衍的这一地区称为“三姓地方”,清政府对该地区编入户籍的各族,设姓长(喀喇达)、乡长(噶珊达)进行管理,并实行“贡貂与赏乌林制度”。在黑龙江下游、乌苏里江以东及库页岛等大片领土被沙俄帝国侵占后,“贡貂与赏乌林制度”在这一地区仍延续到同治十二年(1873年)才结束。本文拟就清初到这一时期的三姓地方贸易活动,作一概述。     

清代伊犁察哈尔营述论

本文根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满文档案,对清代伊犁察哈尔营兵丁的来源、组建的背景、时间、建制、生计和承担的任务进行了阐述。     

清代河南邮驿述论

清代中国政治管治的板块化特征,使其邮驿制度因地而异?河南位处要冲,连接南北,其典型性和重要性不言而喻?清廷基于控御全国物流与信息流的需要,以大梁驿为中心,按照各驿站所在地区的地理位置和战略地位建立了连接南北?层级完备的地方性邮驿体系?这一体系涵盖驿?铺?塘?所等多种形式,包括人?畜?车?船等驿递手段,共按极冲?次冲?稍冲?偏冲四个等级区分职能轻重?随着国内政局稳定,军务减少,清廷调整行政区划,加之灾荒频发造成驿路变化,河南邮驿体系积弊丛生?清廷随即加强了对地方邮驿权限的收束与整肃?河南邮驿制度的变迁,反映了清代前期中原经济地理的面貌和发展轨迹,也展现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复杂性?     

清代山东移民黑龙江述论

清代作为山东人＂闯关东＂的初期阶段,人数虽不及民国,但时间漫长,意义深远,是一个移民转型时期。本文侧重以山东移民黑龙江为叙述中心,对清代山东移民黑龙江的移民时期、类型、原因、影响等加以阐述。     

清代山东农业改制述论

随着清代山东人口的增殖,人均占有的耕地越来越少,迫使小农不得不设法实现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在农业生产中发展了麦豆复种为主的二年三熟制。这一制度虽然形成于明末清初,但直到清中期以后才逐渐发展成熟,除了充足的劳动力因素外,作物的搭配模式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清代常关及其历史地位述论

清政府不仅继承了明代的钞关制度,并且进行了许多重要创新,从而形成了一套远比明代钞关制度规范的清代常关制度。至清代中期,常关税收入仅次于田赋、盐税,在国家财政中占有重要地位。     

清代台湾的幕友

本文从<清实录>和部分清人著作、民间文件举例取证,说明清代台湾各级官员普遍辟置幕府、延请幕友的情况,以及清代台湾幕友在台湾公共事务和文学活动方面的表现,从幕府制度的角度证明闽、台两地历史社会在制度文明层面上的共同性.     

台湾建省之议应始于乾隆二年

1683年(康熙22年),清朝政府统一台湾。清朝政府管理台湾后,在台湾先后设置郡县,其中尤以改台湾为行省,可谓大事。清廷于1885年(光绪11年)决定建台湾为行省,但台湾建省之议始于何时尚存疑点。本文试就这一问题提供一得之见,以就教于同志们。关于清代提出台湾建省之议(即朝臣提出台湾建省奏议)的时间,旧志皆称始于清代末季,近人著述也往往沿用此说。如《台湾人物志》载称:“先是,同治十三年,钦差大臣沈葆桢奏请台湾建省,廷议不从,至是左宗棠复言。”连横的《台湾通史》、李震明的《台湾史》等均主是说。连横说:“光绪十一年,秋七月初八日。钦差大臣左宗棠奏请台湾建省”,李震明说:“中法战争之际,法军封锁台湾,清廷感觉台湾建设之重要。内阁大学     

清代西北边疆史地研究述论

清代学术的发展在经历了明末清初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所提倡的“经世致用”的治学道路以后,到乾嘉时期,迫于种种政治压力,便开始转到回避现实、埋头故纸的考据道路上。这一时期的学者大都忙于整理旧学:校勘、辨伪、辑佚。补证等等。象整个封建时代就要面临衰落一样,清代学术也随着封建社会行将没落的这个大气候而日薄西山,各个领域都透出死气沉沉的气息。然而,就在这“万马齐喑”的景象中,一种新的学术观点,治学方法却悄然萌生,这就是西北边疆史地研究。到道光、咸丰年间,西北边疆史地研究便以以前所未有的姿态,异军突起,活     

抗战胜利后影响台湾建省诸因素分析

1945年二战结束,据《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之有关规定,中国收回台湾及澎湖列岛等日据领土。8月29日,国民政府明令设立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特任陈仪为台湾省行政长官兼警备总司令,9月1日在重庆成立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及警备总司令临时办事处,10月25日,陈仪在台北举行受降典礼,沦陷50年的台湾到此正式归复我国版图,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也在台北成立,宣告台湾省光复。台湾光复后在建省过程中,受到历史的、现实的;国内的、国际的;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等诸多因素的综合影响,其省制在权力机构、行政区划等方面既是清制的历…     

清代中缅宗藩关系述论

清代中缅两国的宗藩关系,是在长期的隔膜之后,经过战争与冲突方才建立,最终又在一个共同的敌人,即英国殖民者的压迫下而中断。双方在存续近百年的宗藩关系中,不仅有着诸多友好往来的记录,而且亦有互相影响,以及各自为民族振兴、自立图存所做的探索。然而,历史已经证明封建传统的宗藩关系,既不能够“以藩屏周”,抵挡住西力大潮的冲击;亦不能够“以大字小”,保护住周边属国不被殖民主义列强所吞并。     

清代监察官员考选制度述论

清代监察官员考选制度 ,既总结了前代成功的经验 ,亦具有自己的特色。本文对清代监察机构的设置 ,以及对监察官员的任选条件、入选范围、考选方法、授职程序、任内考核等方面进行探讨 ;对这一制度的利弊得失亦作出客观评价     

从台湾地方志编修看国家主权行使 --纪念台湾建省120周年

缟修地方志是国家实现主权管辖的重要标志.台湾建置以来修志活动尤为频繁,康乾年间仅<台湾府志>就编修了6部,其首尾相隔不过80多年,这在修志史上堪称奇迹,类似的情况还体现在澎湖志书的编纂上.台湾地区历代地方志的编修,正好可以证明中央王朝对该地区实施永久而持续的行政管辖权力的过程.     

中法战争后清政府台湾善后述论

台湾保卫战是中法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战争结束后 ,清政府对台湾在维护东南海疆安全中的地位与作用有了进一步认识 ,并着手在台湾地区实施了一系列善后措施。中法战争后的清政府台湾善后工作主要可以分为外交善后、防务善后以及内政善后。其中 ,外交善后虽无明确措辞 ,但相对独立且结束较早 ,并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防务善后与内政善后 ,随着台湾的建省而被纳入台湾的建设事业当中。台湾善后具有明显的近代化的努力 ,但也存在严重的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