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文化中的“知识分子”概念辨

"知识分子"是俄罗斯文化背景下的特殊文化现象,也是俄国思想史的一个核心问题.19世纪30-40年代,俄国知识分子群体形成,俄国化的"知识分子"概念也随之被大大地强化了源于古代希腊罗马文化的思维层面、心理层面和意识层面的原生意义,并且被赋予了独特的俄国文化背景下的哲学、道德和社会层面的扩展意义.东正教文化土壤为俄国"知识分子"概念增加了浓厚的"弥赛亚意识"和"普世主义"含意,使俄国知识分子自觉承担起社会现实的审视者和"社会良心"的角色.     

冯维津命题与近代俄国知识分子的觉醒

从冯维津的“俄国与西方”命题到“斯拉夫派”与“西方派”的大辩论，俄国发展道路问题成为年轻的俄国知识分子群体思考的首要问题。西方派和斯拉夫派之争，在俄国思想文化史上具有巨大的开创性的意义，它标志着具有批判精神和独立意识的俄国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并且由此产生了俄国知识分子思想史中“西方主义”和“斯拉夫主义”两大传统，而这两大思想传统酝酿和造就了未来的俄国知识分子群体中的“自由主义”流派和“激进主义一社会主义”流派。它左右着俄国和前苏联的现代化进程，并且影响至今。     

俄国知识分子问题论析

俄国知识分子与西方知识分子有着明显差别。俄国知识分子的共同特征是关心社会问题和国家命运,具有批判精神,同情劳动人民。他们在俄国现代化进程中,较早接受了西方的先进文明和思想,当他们以西方文化视野观察俄国落后的专制制度时,产生了强烈的批判意识。他们与政府对立,以人民利益的代表自居,希望改变俄国的落后面貌,但这不仅没能得到专制政府的认可,也没能得到依然保持着传统思想的民众的支持,在国内陷入孤立。俄国赶超型现代化的特殊历史进程,使俄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存在着许多致命的弱点,充满了矛盾性和乌托邦性,在其思想深处还没有完全摆脱宗教意识。     

论“文化重构”视域中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从“文化重构”的意义上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际上是中西方文化的相互融合.在这一不同“文化场”的转移过程中,中国传统文化哲学层面的实用理性、实践层面知识分子的治平使命、理想层面的“大同”构想,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精神、唯物史观以及社会主义理论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契合点,从而使中国知识分子对之产生了心理上的认同,进而根据中国的传统与现实,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创造性的“重构”,最终使之成为一种被中国人广泛接受的民族新文化.     

对“知识分子”一词的反思

所有“分子”类词语都含有对立的词义色彩 ,“知识分子”也不例外。古典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与当今的知识群体是不同的群类。“知识分子”一词在今天的中国无论其概念所指还是词义色彩都已不能准确指称“具有较高文化水平、从事脑力劳动的人”这个社会群类。建议在官方场合、正式场合最好避免使用“知识分子”一词 ,改用“知识 (界 )人士 /知识群体”。     

论新文化语境下"鬼"的文学存在

在科学逐渐昌明、现代意识勃发的“五四”社会趋势下,“鬼”文化在现代文化中的遭遇、现代作家新的文化态度以及表露于启蒙与审美不同层面的文学纠葛等话题对传统民间文化的“现代”生存都是富有探讨意义的。     

凸现启蒙主义与弱化人文主义──关于“五四”新青年接受俄国文化的研究

“五四”新文化特别地受到俄国文化的影响，今天应该对这个事实及其效应进行反思并做出评估。本文通过研究“五四”接受俄国文化的出发点“情感上认同”和现实主义目的，透视“五四”接受启蒙主义俄国文化所带来的双重效应；分析同时期俄国文化背景，剖析“五四”如何对待俄国人文主义文化及其对“五四”自由主义影响。     

社会良心的终极关怀──关于中西知识分子的比较研究

知识分子常常被人们称作“社会良心”。所谓“社会良心”,是说知识分子不仅满足于用知识来充实自己,而且自觉地运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去思考公众问题,力图实现社会的公正、和谐、繁荣和幸福。换言之,知识分子之所以被承认为“社会良心”,是因为他们确实拥有其他社会阶层所难以具备的高品位的“终极关怀”。在东西方不同的历史传统、文化背景中,知识分子的终极关怀,既有情理的相通,更有内涵实质及表现形式的相异。探讨其中的奥秘,显然是饶有兴味的比较文化史课题。在西方,古希腊哲学家被公认为是知识分子的先辈。他们的认知方式和思…     

关于知识分子"新概念"

从网上看到李德顺先生《“知识分子”新概念》一文,也看到其他好几篇论知识分子的文章。心有所感,也想一吐为快。李氏破除了《辞海》所谓“有一定文化的脑力劳动者”之解说,并认为它是对知识分子的政治学界定,无疑是有道理的;但他接着又破除“来自西方、特别是欧洲的”所谓文化社会学界定,并提出了他的“知识分子新概念”:“知识分子是掌握并运用人类已有的精神文化成果从事精神生产的人。”这就不能不斟酌了!《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说:“‘知识分子’一词最早是指十九世纪俄国中产阶级的一个阶层。这样一些人受现代教育及西方思潮的影响,对…     

不同文化背景下的“颜色”与“性”

用不同的“颜色”来表达“性”的意识,是人类文明的一个进步。中国与西方有着截然不同的文化背景,因而不同“颜色”的内涵及其与“性”的关系也大相径庭。作为“性”的代名词,蓝色、黄色、绿色、粉色、红色,在不同的社会文化生活中普遍地使用着。比较和分析各种“颜色”与“性”文化的密切关系和深刻渊源,可以从中捕捉到不同社会背景下的“性”文化的诸多差异。     

对节日民俗复兴的文化自觉与社会再生产

本文沿袭费孝通先生利用“文化自觉”的概念反思中国现代历程和知识分子的作用的研究思路,再借助“社会再生产”的概念,正视传统节日民俗复兴的现实,正面看待节日习俗所代表的民间生活传统对于中国当下的社会文化再生产的意义和建构有效的认同文化的价值。     

龙与God，文化误读的典例及比较分析——兼议文化交流中核心概念的翻译问题

文化误读产生于文化集体无意识偏见或有意识比附归化，有着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龙在中国文化里的文化表征被西方翻译成“Dragon”，是无意识偏见的结果。“God”汉译为“上帝”或“天主”，是有意识“归化”的结果。误译加深了中西文化隔膜，这也是基督教在中国四进四出始终未能扎根的重要原因。这种文化误读对中国西方观以及西方中国观的嬗变有重大影响。涉及核心概念时，最好直译或音译。     

“知识分子写作”叙事性诗学的源起与倾向

知识分子写作的叙事性是当代诗学研究领域中的重要话题之一,而对其发生及源流的梳理与探讨,具有此一诗学话题研究的本体意义.该论文从诗学语境,社会历史状况及文化状况的基本性质、形态及影响关系等层面对知识分子写作叙事性诗学源流作了开掘、梳理和阐释.文章认为,知识分子写作的叙事性发端于上个世纪90年代特定的社会历史和文化状况,在诗学上是对80年代过分意识形态化或者非历史性诗学的超越及“纠偏”,无论身份确认,还是立场及路径的选择,都体现了知识分子写作所应有的历史意识、承担精神与其“及物性”倾向.与朦胧诗的象征修辞、第三代诗歌的本体性叙述不同,作为一种思想方法或修辞方式,叙事性是其必然的思考、处理历史以及艺术表达的主要形式.     

华夏乎国家乎——试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国家观念

鸦片战争之后,传统中国的“华夏中心主义”完全被突破,近代意义上的国家概念开始形成,并被近代知识分子逐渐认知和接受．他们在重新为国家寻找新的认同符号的同时,深刻的认识到单凭“文化不能救国”,在中外历史与现实的比照中,逐步将文化上的忠诚转移到对民族和国家的忠诚上来,并进而构建了新的国家学说．而这一国家观念一方面是挽救民族危亡、唤醒民众的舆论工具,另一方面也是近代知识分子企图重新进入到国家权力中心的一种努力和尝试。基于时代背景,它本身也存在着诸多缺失。     

学术本位的回归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随着市场经济推动下的文化转型中知识分子地位的边缘化,一批中国学人开始了对于８０年代学术界思潮林立、主义风行的繁盛时代的深刻反省。同时,摆脱意识形态话语束缚而回复学术独立地位也日益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自觉追求。一个相对独立的、民间性的学术空间开始形成。“回到国学”作为某些中国知识分子的自觉而主动的集体行为,标志着８０年代反传统思潮的被取代,标志着９０年代许多知识分子重建中国文化价值的自觉意识和学理选择的出现和时兴。然而,当下最需要的是立足于９０年代的社会现实、文化现实、文学现实、文论现实,进行中西融会、古今结合的研究。从一种“跑马占地”式的急功近利到冷静深入的“专心耕耘”的变化,标志着整个中国学界的学术心态的日渐沉实和在新形势下重建文论话语、回归学术本位、确立学术范式的期盼。     

民间:汪曾祺的文化方位

在整个 2 0世纪的文化背景上 ,对汪曾祺的生活与创作进行宏观上的审视与考察 ,将发现其半个　　多世纪的文学生涯 ,不仅始终远离庙堂 ,而且与知识分子精英意识也保持着相当的距离。虽然他与之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但其文化意识本质上是属于民间的。正是其文化意识的民间性 ,决定了他在当代文学史上的独特意义。     

中国语境下的社会资本与文化资本

在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原有的社会体制和社会利益分配格局被打破,但同时现代的社会秩序尚未完全建立.这种局面不仅制约了经济体制的完善,也导致了文化意识、社会关系网络层面的一系列社会问题、社会现象的出现,加剧了人们的困惑与迷茫.为了解决这些新问题、摆脱新困境,学界引入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概念.我们从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的概念入手,结合中国的具体实际,分析二者在中国语境下的独特内涵和相互关系,旨在为现代化建设中所遭遇的问题提供可能的分析路径和解决方案.     

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政府与民间关系的重构

自90年代以来，对中国市民社会的研究已成为关心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中国学人的一个热点话题。较之先前的“新权威主义”和“民主先导论”，中国市民社会论欲囹从社会结构的层面探求中国的现代化道路，这无疑是认识上的一大进步．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市民社会这个概念是从欧洲历史中借鉴来的。正如有的研究者指出的：“市民社会尽管有不同的历史阶段，以及不同的国别、文化背景、含义构成和作用等等，但它始终只是欧洲或西方社会的一个社会、政治概念．”（1）由于东西方历史文化的巨大差异，我们认为运用市民社会这个在西方文化中产生的具…     

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流动机制探析

笔者从“知识分子”界定的讨论入手 ,探析当代知识分子社会流动的机制 ,认为 :知识与社会的关系是知识分子社会流动的宏观动力 ;知识分子社会流动的中观机制主要是教育机制和职业提升制度 ;在自主意识指导下的社会理性选择是知识分子社会流动的微观动力 ;在不同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控制体系下 ,知识分子社会流动机制的内部作用力不同。     

清末新知识阶层政治文化心态探析

〕1 9与 2 0世纪之交 ,新知识分子作为一群从政治制度层面思考中国问题的“边际人”,在政治文化方面表现出新的趋向 :一是对西方近代民主政治学说的体认 ;二是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之载体——科举制的离异。同时 ,这两种心态在救亡的驱逼下又外化出三个特点 :急于求成的功利性、极强的政治参与意识及浓厚的情绪色彩。而所有这些无疑都是社会文化转型期知识分子的一种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