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利普斯曲线在中国的实证检验

本文简要介绍了菲利普斯曲线的发展脉络,并通过回归模型实证了菲利普斯曲线在中国存在。本文所用模型是基于附加预期及产出缺口的菲利普斯曲线模型,并基于此简要分析了影响我国通货膨胀的主要因素,比给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预期扩展的菲利普斯曲线对我国适用性的微观基础分析

预期扩展的菲利普斯曲线表明通货膨胀和失业在短期中存在替代关系,但长期中这种关系并不存在,失业率位于自然失业率水平。本文首先简要解析预期扩展的菲利普斯曲线的主要思想和微观基础;然后分析我国劳动力市场的现状以及其对工人和厂商的预期形成和决策实现的影响;初步结论为现阶段我国尚不具备预期扩展的菲利普斯曲线存在的微观基础。     

1979年～2000年我国菲利普斯曲线的实证研究

用传统菲利普斯曲线的四种形式及其理论无法解释我国经济转轨时期的菲利普斯曲线,事实上也无法直接拟合我国菲利普斯曲线的曲线模型.通过引入经济增长率变量,得出了拟合程度较高的计量模型,短期内菲利普斯曲线是一条直线,而在长期内是一条向下倾斜的曲线,并从经济体制和经济周期的角度给出了理论解释,创新之处在于菲利普斯曲线的形式及解释.     

基于菲利普斯曲线和经济周期理论浅析中国经济走势

本文将把菲利普斯曲线和经济周期理论结合起来,对影响菲利普斯曲线形状、类型的因素进行分析,从而分析中国经济走势,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中国宏观经济调控目标的短期权衡分析——基于历史数据的实证分析

中国政府在每年的年初都会公布当年所希望达到的宏观经济调控目标。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经济增长目标与通货膨胀目标。但根据短期菲利普斯曲线,在短期内,经济增长目标与通货膨胀目标之间是存在着取舍关系的。本文通过将年初所公布的调控目标与这年所实际达到的目标进行对比后发现,宏观经济决策者在面对经济增长目标与通货膨胀目标的权衡时,他们将更多的权重赋予了经济增长目标,而对通货膨胀目标则相对赋予了较少的权重。     

新凯恩斯主义菲利普斯曲线模型以及演变

在国际国内经济环境日益复杂的市场经济中,通货膨胀和失业已成为宏观经济的热点话题。菲利普斯曲线自从被Phillips(1958)提出以来就是宏观经济学理论的基础而且在通货膨胀预测领域扮演着重要角色。文章首先在菲利普斯曲线提出的基础上,分别综述了早期菲利普斯曲线模型和货币主义以及综述了新凯恩斯主义菲利普斯曲线模型以及演变。     

经济转型时期中国的非线性菲利普斯曲线

本文应用半参数模型识别经济转型时期中国的非线性菲利普斯曲线,这种非线性关系表现为三次多项式函数,拟合效果较好,统计检验显著。此外,本文给出了非线性菲利普斯曲线的经济学阐释,并用于预测2007-2010中国的通货膨胀趋势。     

要素重新配置型的中国经济增长

本文在一个"资源重新配置型"分析框架下研究了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增长的基本动力和机制,我们的分析框架可以较好地描述中国诸多经济增长的典型化事实,解构中国经济新常态出现的经济学逻辑,帮助我们理解制度质量在一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中的重要作用。本文强调了增长背后的两种主要推动力,一是短期经济增长动力,它是基于要素重新配置的增长动力,影响这种动力的主要因素是金融约束。一个国家可以在没有制度质量显著提升的情况下完成要素重新配置型的经济增长。二是长期经济增长动力,它是基于国家基础能力发展的增长动力,任何国家长期的经济增长都离不开国家基础能力的提升,制度质量是国家基础能力构建的核心。     

菲利普斯曲线迷失了吗？——基于通胀动态和预期形成机制的分析

菲利普斯曲线刻画的通货膨胀动态机制是宏观政策分析框架中的核心环节。最近十几年来,菲利普斯曲线所描述的经济周期指标与通胀率之间的相关性减弱,这种变化似乎暗示真实经济周期对通货膨胀影响的弱化甚至消失,菲利普斯曲线出现了迷失现象。然而,对菲利普斯曲线的实证表现进行细致求证、科学甄别其变化特征后却有不同发现。本文将有限理性通胀预期形成机制嵌入具有微观基础的菲利普斯曲线模型,分析通胀动态机制和通胀预期形成机制变化的内在逻辑联系。基于中国2000～2019年样本数据的实证分析表明：菲利普斯曲线刻画的经济周期对通货膨胀的驱动作用在样本区间内保持基本稳定,并未出现迷失现象。同时,2010年后前瞻性通胀预期对通胀驱动作用减弱,反映出微观企业对前瞻性定价方式偏好下降;而居民和专家通胀预期的理性程度减弱,更多锚定于官方通胀目标。进一步基于结构化模型的分析表明,微观企业定价和通胀预期形成机制的变化能够解释通货膨胀与经济周期相关性减弱的表象。     

中国金融发展规模、结构、效率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经验分析

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在近期受到了众多学者的广泛关注。鉴于已有的经验研究中在金融发展指标选择和经验分析方法选取两方面都存在一定的问题,本文采用带有控制变量的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M)和格兰杰(Granger)因果检验方法,从中国金融总体发展的规模扩张、结构调整和效率变化3个方面,对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关系和因果关系进行重新检验。我们的经验结果显示,90年代以来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双向因果关系。     

金融中介发展与经济增长:多变量VAR系统研究

本文就国内现有研究未能解决的金融中介发展水平的合理度量问题、金融中介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因果关系问题、金融中介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问题进行了分析。利用我国１９５２～１９９９的相关时间序列数据，我们对多个三变量ＶＡＲ系统的研究说明：经济增长与金融中介规模指标之间不存在任何的因果关系，而与金融中介效率指标之间则存在双向的因果关系；金融中介规模的扩大对经济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促进投资规模的增长；而金融中介效率的提高与国有、非国有工业的增长之间存在双向的因果关系。     

从发展经济学观点看待库兹涅茨假说──兼论中国收入不平等扩大的原因

关于描述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关系的库兹涅茨假说是否存在在学术界长期争论不休。本文把人类发展指数作为发展水平的指标，得出了库兹涅茨倒Ｕ型曲线，并用发展经济学的观点从理论上支持了这一假说。本文认为，库兹涅茨假说在中国也存在冲国收入分配不平等的扩大主要是由经济不平衡发展引起的。结论是，收入分配不平等的扩大是一个低收入国家快速经济增长和结构转变的必经阶段。     

林毅夫:中国转变增长方式存在三个误区

<正>在持续高速增长之后,中国经济增长中出现了各种问题,需要改变经济增长方式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原世界银行副行长林毅夫表示,目前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认识上存在三大误区。去年11月5日,在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成立20周年研讨会上,林毅夫表示,第一个误区就是要将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为消费拉动的经济增长方式。"这个看法我认为是非常危险的,因为消费是经济增长的目标和结果,不能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     

金融发展、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基于中国的省市面板数据

本文基于中国31个省市2000-2011年的面板数据,依次运用面板数据的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和因果有向无环图(DAG)等分析方法,旨在探讨金融发展、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影响关系。研究结果表明:金融发展、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两两之间存在长期均衡的协整关系;金融发展是引致技术创新的直接原因,即国内金融发展和R&D投入之间具有很强正向关系,但以银行主导的金融发展结构不利于R&D投资;技术创新是显著促进经济增长的直接原因;金融发展是引致经济增长的直接原因,也是间接原因,一方面,在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内,银行主导的金融结构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而金融发展规模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且直接的负向作用,但它可以通过促进R&D投入来间接地促进经济增长。     

通货膨胀、失业与菲利普斯折中

本文在基于菲利普斯曲线的通货膨胀和失业理论分析基础之上,搭建起菲利普斯折中分析模型,用以研究两者所引起的社会损失问题。期望通过构建关于社会损失的泛涵,在某段时间范围内,探寻一条可供政策选择的最优通胀路径,进而确认社会损失最小。     

中国存在失业回滞现象吗?

本文试图考察我国是否存在失业回滞现象。鉴于失业率数据的缺失,我们摒弃了传统的单位根检验方法,借鉴Gordon(1989)模型以及新凯恩斯混合菲利普斯曲线,提出了一种基于产出缺口对通胀率影响的检验方法并设计了度量失业回滞程度的指标。通过对1992～2012年宏观季度数据的分析,我们发现中国存在明显的失业回滞现象,程度大约介于0.55～0.75之间。进一步分析表明,失业回滞主要源于内部人协议的作用,而制度刚性会进一步强化这种作用。最后,我们就如何消除失业回滞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中国通胀预期测度及时变系数的菲利普斯曲线

论文分析了中国通货膨胀预期问卷调查系统情况,对比分析了差额法、C-P法、改进C-P法和时变系数法在测度通货膨胀预期中的效果,接着将学习型预期理论和调查问卷法结合,提出了可以克服传统方法不足的新方法:滚动法和递归法,并对比分析了这两种新方法与传统方法的优缺点,认为可预测滚动法最适合用来进行测度公众通货膨胀预期值,既可以起到预测作用,又克服了已经实现的预期值随着信息更新而变化的不足,另外实证结果还表明公众通货膨胀预期的非对称性,公众对物价上涨更敏感,而且近年有加剧趋势。最后将预期测度成果应用于菲利普斯曲线,构建时变系数的菲利普斯曲线,分析了中国菲利普斯曲线的动态变化情况,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对碳排放的影响分析——基于中国的省际面板数据

本文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基础上,加入结构调整因素,并基于中国30个省市区2000年到2009年的面板数据,建立个体固定效应模型,以研究中国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对碳排放的影响。结果表明:碳排放量和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分别存在长期均衡的协整关系;碳排放量和经济增长间呈现倒U型特征,当人均GDP为64585元时,曲线达到拐点;第二产业比重和碳排放量成正比关系,在人均GDP保持不变时,第二产业比重每下降1%,可使得人均碳排放量下降0.3217%,这表明,产业结构调整是影响低碳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本文认为,发展低碳经济必须从高碳产业入手,通过技术攻关实现高碳产业"低碳化",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另外,要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即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产业,加快新兴低碳产业的发展,逐步减少国民经济对第二产业的过分依赖。     

未定稿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中出现的经济社会问题山东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韩玉玲认为,在30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中国也出现了各种经济与社会问题,影响到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与稳定,主要有:第一,内需不足,过分依赖投资和出口。中国长期以GDP总量增长为导向,其基本路径是投资推动,从而造成了人民收入水平的增长长期落后于GDP的增长,并不可避免地牺牲了部分的生态和环境;出口导向型的经济     

直接融资结构对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影响

伴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实体经济结构与金融结构难以匹配的问题日益严重,大量中小企业日益增长的融资需求无法得到满足。股权融资与债券融资结构优化问题成为企业融资决策的普遍难题。本文致力于研究直接融资结构即股权融资和债券融资的比例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首先,本文通过内生增长理论模型研究了直接融资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关系。然后,基于2002-2019年间中国的相关数据,对技术创新变量进行中介效应检验,验证直接融资结构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路径。研究发现：直接融资结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呈现非线性效应;直接融资结构是通过促进技术创新来进一步促进经济增长;目前,中国仍处于需要提高股权融资占比来促进经济快速增长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