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康有为早期的历史进化思想

历史进化论,是康有为早期社会政治改革思想的基本支柱,也被视为康有为早期社会政治改革思想近代性或现代性的重要标志.在早期康有为看来,进化是贯穿人类迄今所认识的整个宇宙运动过程及人类历史过程的一大特性.康氏有关进化思想,受到近代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直接影响;同时,康氏发掘并创造性地阐释了早期儒学中的"三统之法"、"三世之义".康有为极力张扬进化论,在于说明和改变现实中国落后于人的局面.     

论康有为的近代科技观

康有为的近代科技观是其维新启蒙思想的不可或缺的内容。康有为提出“以开创之势治天下”的科技启蒙观, 极智极富、争雄竞长的科技比较观, 变法急务、富强至计的科技人才观, 是世界科技革命的第一次巨浪对我国近代历史影响的反映     

从《礼运》大同篇到《大同书》

"大同"理想反映了中国古代农耕文化的社会追求。《礼记·礼运》中所憧憬的"天下为公"的社会理想与"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的道德追求,长期影响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古代的"大同"学说在近代中国的历史环境中经过康有为的解说而具有了新的意义。康有为的《大同书》无疑是近代关于理想社会最系统的描述。本文就是要梳理一下《礼记·礼运》和《大同书》的关系,从《礼记·礼运》到《大同书》,康有为究竟继承了什么,改变了什么,进而分析在中西文化碰撞初期,康有为是如何处理文化转型与发展的。     

“参采中西创新知”——康有为与戊戌“新学”的文化特征

戊戌新学是中国传统学术文化转型的重要标志，而康有为的学术思想则从根本上影响了戊戌新学的内容及其时代特征，从而也影响了近代学术文化转型的民族特性和其发展趋向。只有深入理解康有为的学术思想及其戊戌新学的特征，才能真正认识和把握近代学术文化变迁的民族定位和历史定位。     

康有为与戊戌“新学”的形成

戊戌新学是中国传统学术文化转型的重要标志，而康有为的学术思想则从根本上影响了戊戌新学的内容及其时代特征，从而也影响了近代学术文化转型的民族特性和其发展趋向。只有深入理解康有为的学术思想及其戊戌新学的特征，才能真正认识和把握近代学术文化变迁的民族定位和历史定位。     

从康有为两种人格价值观看近代启蒙人格价值观的冲突与困惑

在中国近代历史变革中,西方近代人道主义人格价值观传入中国,与中国古代儒家传统的道德人格价值现发生冲突.康有为作为近代启蒙思想家开风气之先宣传人道主义思想,从唯物本体论、自然人性论诸方面论证了肯定人自身价值的人道主义人格价值现,批判了封建社会“存天理,灭人欲”的道德人格价值既.但康有为不同意否定中国儒学传统,认为儒学是中国重要的思想资源,他把人道主义的“博爱之德”作为新的儒家道德核心内容,并系统地从本体论、道德人性论诸方面论证“以仁为本”,仁义道德至高无上,试图重构新的儒家道德人格价值观.康有为思想中这种人格价值观的二重性,标志着儒学在近代的蜕变、转化,同时反映了中国近代启蒙中两种人格价值现的冲突与困惑.     

《孟子微》与康有为对中西政治思想的调融

康有为调触中西思想,复以之为基础创发其思想理论体系,从而在真正意义上开启了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的历史闸门。《孟子微》就是他这方面的代表作之一,其思想史意义并不次于其《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和《大同书》。正是在这书中,康有为通过重新诠释孟子,将儒家传统的“民本”论转化成为了近代民主政治思想,并将近代西方的平等观念引入中国政治思想范畴。     

康有为今文经学的嬗变与维新思想的形成

康有为今文经学“通经致用”的特质是近代儒学从传统走向现代的重要标志。面对汹涌而至的东传科学，古老的中华文明面临最严峻的挑战。康有为对近代中国的设计，不管是在思想层面，还是在制度层面都具有重要意义。清末民初，康有为今文经学思想的嬗变经历着痛苦的挣扎与艰难的抉择，可以窥见近代中国维新变法的时代必然性，其“经世致用”的价值指向也促成了康有为维新变法思想的形成。     

康有为研究百年回顾与展望

康有为是近代中国有很大影响的开创性历史人物。把康有为定性为“改良主义者”并长期进行批判，是康有为研究领域最大的理论误区；重前期轻后期，重国内轻海外，判定康有为前期进步后期反动，是“由好变坏”的典型，更是康有为研究领域方法论的极大错位。还康有为“一个先进中国人”的历史本来面目，是我国史学界长期的学术使命。     

康有为体育思想略论

康有为的体育思想是其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从康有为提倡尚武精神,富国强兵军事体育思想和学校体育思想以及女子体育思想等方面进行梳理。康有为的体育思想在近代中国教育史与体育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康有为早期大同思想的形成及其与第一次上书的关系

康有为是清末民初对中国思想界有重大影响的历史人物,他既是继承中国“圣经贤传”传统旧学的“殿军”式的人物,又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开山鼻祖。因此,对于他的早期思想的探究不仅对研究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学术的发展有重要意义,而且对深入了解近代中国如何吸收西方文化的经验教训有极大的参考价值。     

论维新派与中国近代社团文化之缘起

中国近代社团文化缘起于戊戌维新时期.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为了救亡图存,提出了"合群救国"、"合力求知"的思想主张,并得到了进步的士绅阶层的响应.因此,在维新派的号召和组织下,从京师到各地,进步的士绅组织起来了数十个学会,封建传统的"君子不党"的藩篱因此而崩溃了.维新派开创了中国近代知识分子集会结社的先河,开辟了中国近代文化的新领域--社团文化.     

康有为政治发展观的人道主义向度

康有为既汲取了中国人文思想传统,又溶入了近代资本主义上升时期自然科学、社会政治文化精神和西方近代人道主叉价值观,形成其以人的解放和人类至善为目标的人道主义纲领。康有为的政治发展观中对君主立宪制和改良道路的选择,在其现实意义上表征了近代思想家对民族救亡的时代问题的回应,而在其深层意义上则体现了康有为渴望通过变革制度使得人性能得到圆满发展的人道主义价值溯求。     

关于维新时期康有为民主思想结构的浅析

民主思想是康有为维新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民本思想是其深隐层次,民主是其表显层次.民本的内核,贴上民主的标签,正是康有为苦心孤诣创造的民主大厦.这一思想的形成是近代中国思想发展的必然产物,它加速了中国政治和思想近代化的进程,同时缩短了中国人与近代民主之间的距离.     

康有为的修辞观

康有为是中国近代的修辞学家,其修辞学论文是中国修辞学的宝贵史料。康有为的修辞观主张文章"贵适用"、"合时宜"。其关于文采、繁简、积词修词、文体文法之说,均有借鉴意义。     

论戊戌变法时期康有为会通中西的贡献

本文以为,基于对近代西方侵略和中国民族危机的清醒认识,戊戌变法时期康有为一方面在现实中赏西批中,即对近代西方的学术和制度表示高度赞赏,批判现实中国的社会政治弊端;然而,在另一方面,康氏还在理想中崇古抑西,即高扬中国古代圣人的"太平大同"社会政治理想,指出近代西方社会政治制度的局限.在人性一律(一致)论的基础上,康有为主张,人类的基本价值是相通的,可以"暗合".康有为的思想有力地推进了近代的中西会通工作,并使其有关社会政治改革的思想具有巨大的原创性,使他成为中国近代化的重要先驱者.     

论刘师培的“大道为公之世”

大同理想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在近代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它的内容又有了极大的丰富,一大批思想家为大同世界所吸引,希望以此来拯救满目疮痍的中国社会.在这些思想家中,便有刘师培.刘师培的 "大道为公之世" ,以人人平等为原则为核心,试图通过"均力主义"来消灭社会分工,以实行其无政府主义的理想社会.这是不同于洪秀全、康有为、孙中山的大同世界,是近代独树一帜、特色鲜明的又一种类型的大同理想.     

康有为与晚清改革再认识——《戊戌履霜录》发微

在传统的历史叙事中,康有为的形象从戊戌变法被视为引领历史潮流的人物,到越来越“保守”,乃至逐渐“落后”于时代,经历了一个日益褪色的过程。对于康有为,若不对其个性特质全面缜量,便不能理解其中的真原因。《戊戌履霜录》是近代著名传统派史学家胡思敬的代表作之一。尽管胡氏思想保守,但在传统史学理念的指导下,他也会如实揭示出一些主要的历史真相。维新变法运动期间,康有为以一介布衣书生,积极奔走,反复呼号,虽一再受挫,却不遗余力,义无反顾。然而,辩证地看,他的个性、才能对维新变法运动也起到了不容忽视的负面作用。这绝非低估康有为对维新变法的历史贡献。一个有缺陷的康有为比一个在可能世界里正确完美的康有为意味深长得多,站在有缺陷的康有为背后,能给人以更多的震撼与教益。戊戌政变最终激化了清朝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加速了这个腐朽王朝的崩溃。注意到这个客观效果,才能对康有为的历史功过做出更为公允的评价。     

一部视角独特的新作──读萧公权《近代中国与新世界:康有为变法与大同思想研究》

美籍学者萧公权《近代中国与新世界：康有为变法与大同思想研究》一书,在利用康有为大量未刊稿的基础上,从中国现代化进程和社会发展趋势的角度,对康有为的变法维新思想和大同思想进行了剖析,得出的结论是：康氏变法“方法是渐进的,但目标却是激进的,即实现中国的民主与富强。”康氏大同思想对中国传统专制思想及近代西方种族歧视具有批判性,因而具有进步意义,视角独特,不失为一部“中心而论之作。”     

论近代中国进化论"多源多流"的特点

近代中国进化论的思想来源,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中国古代变易思想;二是今文经学的朴素进化观;三是西方进化学说.康有为、严复、章太炎、孙中山、陈独秀、李大钊等近代思想家对进化论进行吸收和改造,形成各具特点的进化论学说.康有为吸收中国传统变易思想和西方自然科学进化观,形成"三世"说的进化观;严复思想则是达尔文、斯宾塞、赫胥黎思想的综合产物;章太炎受达尔文进化论和拉马克学说的影响,将革命引入进化论;孙中山信仰达尔文学说,提出"突驾说";陈独秀和李大钊受达尔文进化论和柏格森创造进化论的影响,分别提出"抵抗力"和"民彝"史观.因此,近代中国进化论具有"多源多流"的特点,在"多流"之中又有其共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