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到访延安的美国人及其“延安叙事”

基于现有的一些文献考证,抗战期间至少有95名美国人曾到访延安,或在延安工作过。这些美国人之后撰写过不少与其延安经历有关的工作报告、新闻报道和回忆录等。通过对这些延安叙事的梳理分析,可见他们对中共及其治下的延安边区的整体看法,以及为何对中共和延安政权产生正面的、积极的评价。抗战期间美国人在延安的活动不但在中(共)美关系史上有着重要而特殊的意义,也是美国中国学发展史上一个特殊而重要的内容。这些到访过延安的美国人在离开延安之后,其人生和工作的遭遇各有不同,如有的在上世纪50年代受到麦卡锡主义的冲击和迫害,有的则受到中国人民和政府的优待礼遇等。     

抗战时期国共两党关于难民安置的态度及措施之比较研究

抗战时期,面对由日本侵华所带来的严重的难民问题,国共两党从抗战大局出发,分别采取了积极的措施。对难民进行救济和安置,并取得了很大成效。但由于国民政府自身的局限性,影响了其难民安置措施的实施效果。中国共产党在非常艰难的环境下,依靠人民群众将难民转化为抗战力量。     

从“活动”到“运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在江西的历史考察

始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共和国历史上持续时间长、波及范围广、对社会影响深远的大事。从江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历史进程看,为期20多年的这段历史经历了兴起、高潮和退潮三个阶段,其性质也从最初发展农业生产的垦荒活动,到调控劳动力就业的手段,最终转变为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运动。纵观这段历史,"文化大革命"前的上山下乡是国家计划经济条件下调剂劳动力的一种手段,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而"文化大革命"中的上山下乡运动,无论以社会进步抑或从知识青年一代整个发展的标准来衡量,总体上都应加以否定,但它对农村各项事业的发展乃至少数城镇青年的成长仍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抗战时期延安学者争鸣古史分期的学术意义

抗战时期延安学者争鸣古史分期是先前中国社会史论战中关于中国历史分期问题的深入,既体现了论战学者个人的治学风格,也凸显了时代的特点和要求,绝不是纯粹的"政治史学",其学术意义不可低估.     

延安时期中共对构建中国式大众民主问题的探索

延安时期,中共提出了构建中国式大众民主(人民民主)的目标,不仅对构建这种民主的理论进行了努力的探索.而且在中共领导的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进行了演练和推广.延安时期中共对构建中国式大众民主问题的探索,对于当前中国民主政治的建设亦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论后期延安文学中的“语言”

延安作家对民间语言尤其是农民语言的学习和运用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延安文艺整风前,作家们对根据地农民的刻画从人物形象的塑造到具体语言的运用确实存在着某种程度的丑化和欧化现象,显示出与根据地农民和农民化的士兵间的隔膜。延安文艺整风后,农民语言和民间语言在新的意识形态要求下开始大量进入延安作家的话语实践,并因之进一步改写了延安作家的语言观。在阶级论和党的文学观念指导下的对于方言的运用问题,乃是为了形成阶级—民族主义规约下的现代阶级性民族或政党性民族认同。事实上,只有当农民语言和民间语言在更大范围内被纳入新的意识形态话语场中,它们才能成为后期延安文学主导性意义构成的一部分。     

延安时期《中国妇女》月刊与中共妇女观

《中国妇女》月刊(1939—1941年)不仅是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中央机关刊物,而且是面向社会的专门的妇女刊物。《中国妇女》月刊启用女共产党员、女革命青年作为核心执笔群,成为宣传中共妇女观的第一阵地;搭建时空网络、运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符号、塑造新女性的媒体形象,成为传播中共妇女观的主要媒介;阐释中国妇女解放与民族社会解放、中国共产党、妇女干部、妇女群众的关系,成为系统表达中共妇女观的重要平台。《中国妇女》月刊为中国共产党深入开展妇女工作、全面领导妇女运动,提供了及时、有益的理论依据与科学借鉴,成为衔接中共妇女观与妇女工作、妇女解放运动的纽带。     

“新人”的诞生：论延安文学范式的形成

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延安文学范式的形成具有权威的指导性。但延安文学范式并非仅止于文学形式建构,它实际上是中共抗战建国战略的一部分,是应时应地的中共“延安道路”形成的具体策略的体现。延安文学范式的完成,是多元因素的合力。延安根据地树立的模范人物与英雄人物,是延安文学范式中“新人”的现实来源。延安文学范式的形成,是讲话精神与延安社会现实政治的积极互动：一方面“讲话”与整风确立了延安知识分子体制化的制度要求,另一方面这些客观现实倒逼着延安知识分子体制化的过程。延安作家力图实践“工农兵文学”的方向,从模范人物到新人形象,呈现出从制度创造到文学反映的完成过程。延安社会新意识形态的建构也完成了从政治实践到象征生产的过程。     

中美关系史上特殊的一页——中共领导人与延安美军观察组交往始末

美军观察组到达延安,标志着抗战期间美国政府与中共之间合作关系的正式建立。观察组派驻延安期间,中共高层领导人与观察组成员频繁接触,就双方如何发展关系尤其是如何开展军事合作等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和探讨,中共方面还尽最大可能为观察组工作提供了各种便利。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中共领袖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与观察组成员建立起了良好的工作关系与真诚的友谊。这本应成为双方全面合作的开端。可是,由于太平洋战场形势的变化和对中国形势发展的误判,美国政府对中共领导人表达的合作愿望并未给予足够重视与积极回应,特别是赫尔利在调处国共矛盾时从偏袒国民党发展到公开实行“扶蒋反共”政策,导致双方关系日趋紧张并最终走向对立。     

中国“左翼”运动与延安红色文艺

中国左翼文学生成于20世纪"红色30年代"的国际背景之下,早期中国共产党领袖人物瞿秋白和德高望重的大作家鲁迅先生等诸多文化先驱对苏联文学理论的翻译传播壮大了左翼文艺运动的力量。40年代的延安红色文艺直接师承左翼运动,左翼运动为延安红色文艺至少准备了四笔财富:(1)准备了理论基础,例如"阶级斗争理论"、文艺的阶级性、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武器"等;(2)革命文学创作经验,例如较好地处理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较好地解决了文学大众化的问题等;(3)红色文艺的领导干部和文艺家队伍,例如周扬、丁玲、萧军等;(4)作家主体意识,例如强烈的社会批判精神等。延安红色文艺思想理论的形成有效地吸纳了前三笔财富,而对第四笔则作了有效的规范,此后,在相当长的年代里作家主体消解在社会主体"工农兵"之中。其间所发生的无数次文艺运动,都与这笔财富被规范有关。     

上山下乡与知识青年的阶层分化及生活幸福感研究

本研究运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3和2006年的调查资料,比较分析了知青和非知青在阶层分化、收入分配以及生活幸福感等方面的差异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知青和非知青在阶层分化和收入分配均没有显著影响,但知青比非知青的生活幸福感程度要低;另外,在知青群体内部,返城时间是他们的阶层分化和生活幸福感差异的重要因素,这也是知青和非知青生活幸福感差异的主要原因.     

后期延安文学道路的“确立”

后期延安文学的道路,曾对当代中国文学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在以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为分界线的背景下,后期延安文学道路的确立,首先以文艺政策的转折为前提,而后,则是《讲话》对文学方向的确立.以上两方面内容,既解决了此前延安文艺界的现实问题,也解决了当时文学的道路问题.因而,在其指引下,后期延安文学的典范的生成与对民间文艺形式改造上的繁荣局面,就明显带有某种政治文化意义上的倾向性.后期延安文学的道路问题,最终在第一次文代会上得到全面的确认,这一过程,不但使后期延安文学完成了其自身的历史过程,而且,也在延伸的过程中给当代文学留下了巨大的空间.     

毛泽东延安时期的“鲁迅论”及其历史意义

毛泽东延安时期曾多层次、多侧面地论述了鲁迅的"历史地位"和"鲁迅精神"。毛泽东延安时期的"鲁迅论"从新民主主义的角度确立了鲁迅的历史地位,将鲁迅及其精神限定在党派政治和现实斗争的需要中,带有极强的政治功利主义色彩。     

延安时期群众路线的传承与重构

借助延安当时的新闻报道与调查,重新梳理党的文献,重构1943年毛泽东同志重申群众路线的历史语境。研究发现:群众路线的延安重构,是为了应对普选和"三三制"等民主改革所带来的变化,群众、干部和党员三个群体的外延扩展,使党需要运用群众路线去解决新问题,而这一历史实践亦对当下有借鉴意义。     

延安时期史学关切与“五朵金花”问题的讨论

延安时期史学工作者发扬马克思主义实践品格,将史学研究纳入救亡图存的轨道,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中国化,“五朵金花”问题也在其中孕育生发。新中国成立后,“五朵金花”竞相绽放,其讨论规模之大、参与人数之多、研究程度之深在中国近现代史学史上都是空前的。可以说,延安时期的史学关切催生出“五朵金花”,也为“十七年”时期“五朵金花”的盛开奠定了坚实基础。“五朵金花”作为政治与学术交织下的产物,它既服务于当时的社会、呼应了时代主题、配合了革命任务,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积极探索。时至今日,“五朵金花”问题虽曾遭到过质疑或诟病,但深入反思并总结其中的问题与经验仍然对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具有借鉴意义。     

延安一代士林的构成与局限

抗战前后进入红色阵营的延安一代乃中共党史上的黄金一代,国民党在这场关键性的青年争夺战中落败。延安一代整体知识结构为旧式文化加简化的马列公式。低窄的学历结构从宏观上制约了延安一代对革命的理解,同时也制约了他们对极左思潮的及时警觉。他们多以文学想象革命,以浪漫代替现实,头脑中只有抽象概念,只有批评没有批判,常用偏窄的论点支撑宏大结论。     

延安时期的丁玲——“昨日文小姐,今日武将军”

在延安,丁玲扮演"武将军"角色的同时,"文小姐"身份并没有远去,"五四"精神仍固执地流淌在她的血液中,为了革命,她呼吁"我们需要杂文"。"我们需要杂文",隐含了知识分子的独立批判追求,也对知识分子的善意的批评给出了理由。为了给妇女"正名",她抒发"三八节有感"。"三八节有感"因为触及根据地内部女性的"无声压迫"问题,显得十分"碍眼"。在她身上,我们看到了延安精神与"五四"启蒙的某种不和谐。     

延安文艺与中国新文学的发展

延安文艺承续和发展了“五四”新文学启蒙精神,在左翼文艺理论建设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讨论和实践了文学的大众化和民族化问题,通过对民族形式和民族语言的创造性运用,不仅在真正意义上实现了近现代以来文学为大众的目标,而且使新文学的发展重新接续到了与传统文化的血脉联系。延安文艺作为近代以来中国文学经验的集大成,是中国新文学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并没有背离或者中断中国文学现代化的进程。     

张闻天与延安文艺思想的过渡——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前延安文艺指导思想初探

从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在陕北会师到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之前,中国进步文艺工作者纷纷奔赴延安,延安文艺创作和批评空前繁荣,张闻天对这时期延安文艺的指导具有过渡性的历史意义。张闻天在毛泽东《讲话》前指导革命文艺的过渡性历史意义一方面表现为其早在１９３２年在上海对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的纠正;一方面表现在其在延安时期对毛泽东《讲话》前延安文艺界方方面面的具体指导。张闻天对毛泽东《讲话》前延安文艺的具体指导是由当时其在中国革命中的领导地位所决定的,因此,张闻天在毛泽东《讲话》前的文艺指导思想应该作为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这不仅有利于澄清延安文艺运动的历史史实,也有助于我们对延安文艺运动及其指导思想的深入研究和全面探讨。     

《向导》周报与中共早期国民党左派、右派概念的建构

国民党左派、右派是中共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形成的重要理论概念,并以此来指导革命实践。《向导》周报在此概念形成与传播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国共合作伊始,中共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国共合作的实际,形成了国民党内有左派与右派的基本判断,并逐渐形成完整概念。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内部分化日趋严重,中共适时提出“新右派”概念,完善理论,并根据形势变化,制定对国民党内“扶持左派”与“斗争右派”的策略方针。中共的国民党左派与右派概念,具有一定的灵活性,不是一成不变的,对蒋介石的派别划分,是典型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