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余年来中国民族史编法讨论——从罗香林对王桐龄《中国民族史》的评议说起

贯通式的“中国民族史”的编著，孕育于近代中国民族国家构建、中西之学交相激荡的时代，自清末发轫，迄今已有上百年历史。王桐龄著《中国民族史》(1928年)系中国较早冠名“中国民族史”并系统叙述“中国民族史”的通史体、综论性著述。该书出版后，罗香林对其进行了学术评议，提出从“纵的叙述”和“横的叙述”两个面向推进中国民族史研究。梳理20世纪30年代中国民族史研究的学术史可以发现，罗香林有关中国民族史“编法”的建议与后来一些学者对中国民族史的认知和书写不谋而合。以王著《中国民族史》修订版(1934年)为例，该书尽可能在既有研究框架范围内重建各民族间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脉络，表明王桐龄一直在探索适宜的中国民族史“编法”,加强了中国民族史“横的叙述”;吕思勉、宋文炳、林惠祥等著《中国民族史》,则将诸民族史“各为专传”,推进了对各民族历史的“纵的叙述”。时至今日，为阐明“历史时期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以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罗香林提出的“两种面向、三个问题”,尤其是有关加强“横的叙述”之建议，对于新时代中国民族史研究的开展仍具重要启发意义。     

从中国彝族的认同谈族体理论--与郝瑞(Stevan Harrell)教授商榷

近来美国学者郝瑞以四川攀枝花几个彝族支系为例，对中国彝族的认同提出质疑，认为这不符合“族群”的概念，因此彝族的“聚拢”带有任意性。他还从“民族”与“族群”两个概念出发，认为中国并无“族群”概念。本文认为，彝族虽然支系众多，但历来即有认同，新中国的民族识别只是加强了彝族整体的认同性；“民族”与“族群”的概念确有差别，我国以往在翻译和使用上曾将其混用，造成误解，这一问题现已不存在；必须充分利用中国的民族志资料构建族体理论。     

中国的跨界民族

中国的跨界民族金春子８０年代，中央民族大学著名教授陈永龄等提出“跨界民族”理论，并招收“跨界民族”硕士生，从此一个新兴学科“跨界民族研究”正式邮现了……跨界民族是指由于长期的历史发展而形成的、分别在两个或多个现代国家中居住的同一民族。中国是一个历史悠...     

盛夏，贵阳在京刮起“清凉”之风

6月21日。“2007’首届中国（贵阳）避暑旅游经济论坛”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拉开帷幕。国家部委领导，国家级学术机构、社团的权威专家，以及国内外避暑旅游城市的代表们，就“中国避暑之都”品牌的形成、“避暑气候”、“避暑经济”等与“避暑”相关的概念、话题、产业展开了研讨。论坛还发布了中国避暑旅游城市评价指数——“贵阳指数”。贵阳市市委副书记、市长袁周，以“气候是财富”为题。作了精彩的讲演。并发布了“2007’首届中国（贵阳）避暑节”开幕迎客的消息。     

王岱舆宇宙形成理论溯源──王岱舆与阿拉伯宇宙观比较研究

王岱舆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与中国传统文化对话的穆斯林学者。本文系统地分析了阿拉伯哲学中的宇宙形成理论，进而对王岱舆的宇宙形成理论构建过程之中对阿拉伯哲学的吸收、创新进行了具体地探讨和分析，指出王岱舆在阿拉伯哲学“流溢观”、“照明观”的基础之上创新地提出了具有中国文化传统及语言特色的“自然发露说”和“余光照临说”。     

关於中国“西部文化”问题的讨论

关於中国“西部文化”问题的讨论１９９４年１１月，青海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先后两次组织所内中、青年科研人员就“中国西部文化”（以下简称“西部文化”）问题进行了专题讨论。与会同志紧紧围绕主题，畅所欲言，从“西部文化”概念的提出、我国西部文化的内涵特点以及涵...     

海外侨胞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历史逻辑和新时代启示

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中首次提出“中国式现代化”,要求“动员全体中华儿女围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一起来想、一起来干”,这是对民族工作和侨务工作的重要指引。广大侨胞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重要力量，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参与者和贡献者，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推动他们积极参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根基和条件。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反过来增强了海外侨胞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弄清海外侨胞参与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历史逻辑，对于理解、落实二十大报告中提出的“形成共同致力民族复兴的强大力量”这一要求，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     

差异求真——中国节日影像志和中国史诗影像志的理念与实践

中国节日影像志和中国史诗影像志是我国从国家层面第一次发起的对节日和史诗进行影像摄制的重大研究工程。本文对这两项国家项目的基本情况、理念、方法进行梳理，综合阐释为“承认差异性真实”“注重影像场域”“让文化持有者发声”“以影音研究为导向”四种学术理念，并对其调查、记录、叙事、著录等方法进行了归纳和提炼，藉此提出影视人类学研究可借鉴的理念和方法。随着越来越多节日、史诗新资源、新类型的发现，该系列研究工作也在不断调整既定的理念和方法，这一循环论证的过程旨在表达对事实的尊重与对文化多样性的敬意。     

论构建中国发展民族学的理论框架与视角特色

本文首先重点介绍了以“文化与发展”为研究对象的西方发展人类学产生的背景及其三种典型的“发展范式”理论流派。然后,探讨了构建中国发展民族学的理论框架,提出了对理论综合取向、实证方法和学科性质等进行整合的框架要求;并提出了以马克思全球发展观、中国领导人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的人类“殊途同归”宏观发展范式和联系中国民族社会实际的流动发展应用理论框架。最后,剖析了中国发展民族学在发展观、理论依据、全球政治视野等方面的视角特色。     

论刘智哲学思想对理学的吸收融合

刘智哲学思想是伊斯兰哲学和中国传统哲学交汇融合的结晶。刘智从充实和完善伊斯兰教哲学、使之适应中国社会现实的需要出发，以自身“学通四教”的文化心理素质为优势，从宇宙观、认识论、人学理论等方面全方位地改造和吸纳“理学”的概念、术语、思维方式和思辩成果，形成了极富中国特色的伊斯兰教“真宰造化一切”的宇宙观，“即物识主”、“率性修道”的认主修养说，“清心尽性”、“归根复命”的性命论，成功地实现了由经典伊斯兰教向中国伊斯兰的创造性转换，建构了中国伊斯兰哲学体系，丰富了中国传统哲学的内容和形式     

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与李大钊的“新亚细亚主义”之比较

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与李大钊的“新亚细亚主义”之比较韦英思中国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在晚年曾提出过“大亚洲主义”思想，而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也提出了“新亚细亚主义”的主张。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与李大钊的“新亚细亚主义”的主张，既有某些...     

遗产的社会建构：话语、叙事与记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遗产传承与传播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遗产话语与实践正面临危机，基于历史学、民族学、社会学、符号学、文化学等梳理并构建跨学科理论逻辑体系，用社会建构的视角探讨我国遗产话语横向共时性的中西方平等对话、纵向历时性的文化符号表征与文化记忆的形成，提出“遗产社会建构框架”与“遗产共建共享：文化‘活态化’传承与传播的社会实践路径”，强调只有在对话与交流的基础上，以人为本、以文化为核心，对遗产文化符号进行“神圣化”“重复化”与“现时化”的阐释与展示，才能讲好中国传统文化故事，形成文化记忆，“活态化”传承与传播遗产文化，塑造民族文化自觉、文化自信与文化认同。     

易学视野下的呈现——少数民族文化的另类解读之九

“射日”是中国古代著名神话，在众多少数民族中也有广泛的流传。学者张勤在《中国少数民族射日神话类型与分布》一文中提到，目前已发现包括满、蒙古、壮、瑶、彝、苗等25个民族的67篇射日“异文”。与汉族的“羿射九日”神话相比，在少数民族的射日神话“异文”中，太阳的数字有所变化，射日的方式也不尽相同。从易学的视野来看，“射日”神话并未脱离中国文化”天人同易”的传统，少数民族的一些射日“异文”，也可以从易学的角度给出合乎逻辑的解读。     

论中国少数民族人口的生育政策

本文借助有关文献资料和相关研究，结合笔者的思考，就中国少数民族人口的生育政策作论，重点考察和论述近十年来才在各民族农村地区相继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本文首先考察并评述了民族生育政策的实施依据与操作进程，认为中国少数民族人口的生育政策从“鼓励生育”到“节制生育”经历了五个阶段，体现为一个循序渐进的稳步发展过程；其次，在论及开展民族计划生育工作的原则与成效时指出：在民族计划生育政策的制定及实施进程中，由于各级政府始终遵循政策的“时间差”、“宽松度”和“灵活性”三原则，故使计划生育工作能够在较短时间内由汉族地区向民族地区顺利推进，并已初见成效；第三，探讨了影响民族计划生育政策的诸因素，认为这些因素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不可一概而论；最后提出：民族计划生育政策应在保持稳定的基础上不断完善，尤其需要在事关政策的稳定性、灵活性、服务性、导向性和兼容性等方面多加关注。     

从成达师范学校的创立谈民族教育

20世纪20年代，中国正值内忧外患，封建统治走向崩溃，民主思想逐渐启蒙的时期，中华民族在探寻民族复兴的道路。一大批回族穆斯林有识之士，也积极投入到“回教文化运动”中，发起了一场空前规模的文化启蒙运动，提出了“教育救国”、“科学救国”的口号，以文化知识唤醒民族的自强自立意识，成达师范学校的创立，为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各个领域培养了大批有用之才，     

“宗主权”的提出与加剧:1898至1921年英国侵藏政策的演变

1898至1921年是英国以“宗主权”为中心的侵藏政策的提出、实施和基本确立的时期.为与俄国争夺中亚细亚,寇松提出中国对西藏只有宗主权,并寻找时机发动侵藏战争,逼签《拉萨条约》,“变西藏为实际上的保护领”.随后,英国声称西藏是“一个外国君主统治的国家”,并与俄国舍谋以中国只有宗主权来否定中国对西藏的主权.继之,英国加快侵藏步伐,企图强迫中国同意西藏“自治”,并要求俄国同意其在西藏“行动自由”.1921年,英国政府采纳贝尔的建议,一方面反对中国政府恢复设置驻藏大臣和派驻军队,一方面企图制造“大西藏”以分裂中国,以这两大内容为核心、以宗主权为幌子的侵藏政策基本确定.     

“格高而思逸”——中国山水画的审美特征

魏晋时期，山水画萌芽，宗斌在《画山水序》论述了山水“以形媚道”，创作目的在于“卧游”以悟道；王微指出山水画与地图的区别，强调创作山水画的情感宣泄；更重要的是在南朝时期甚至已经提出了关于山水画的优劣在于“格高而思逸”，这一思想奠定了中国后世山水画的审美追求，后世的画论对此继续发展，由此衍生出中国山水画独特的品德审美方式。     

论邓小平对中国民族理论的新贡献

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并根据新时期的新情况和新特点，把毛泽东的民族理论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为创建有中国特色的民族理论和制定民族政策作出了新的贡献：一、邓小平明确提出党在民族地区工作的着眼点在于把这些地区发展起来，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已成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民族工作的重点和中心任务，二、邓小平首次把生产力标准引入民族工作，指出：“观察少数民族地区主要是看那个地区能不能发展起来。”这是小平同志的独创。三、邓小平把民族平等作为我国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的立足点，指出：“我们的民族政策是正确的，是真正的民族平等。”四、邓小平从中国国情出发，指出：“解决民族问题，中国采取的不是民族共和国联邦的制度，而是民族区域自治的制度。”五、邓小平提出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必须实行改革开放，他多次强调：“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他说：“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需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长处，学习人家的先进科学技术。”并指出：“真正兴旺发达的民族，是开放的民族。”     

论民族共治的理论基础与基本原理

本文通过对中国等多民族国家民族政治实践的考察，指出民族共治是与民族自治同时存在的事实，并通过对现代多民族国家民族政治理论和原理的论证与揭示，提出了“双向两层面民族共治”的命题。“双向共治”一是指参与管理，二是指接受管理；“两层面共治”一是指国家层面的管理，二是指民族自治地方层面的管理。民族共治是现时代民族发展和多民族国家统一建设的必然和合理要求，它与民族政治民主和共和“三位一体”，是现代多民族国家民族政治生活的纲领性命题，而“自治”、“参与”等少数民族政治权利诉求和保障则属于子目问题。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的主要理论渊源和政治化效应——基于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中国化的考察

概念是理论的基石、思想的出口和“公诸众人的意义参照”。“中华民族共同体”作为当代中国社会科学的一个新概念，已在新时代演化为中国学术、政治理论的一个基本概念。研究发现，这个概念的提出、传播及政治化，是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民族理论中国化的结果。政治化使其从最初仅在学术领域使用的描述性概念，发展为在学术、新闻、教育、政治领域同时使用，兼具描述性、规范性、反思性和批判性的概念。相比“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等概念，“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既能把由我国各民族组成的中华民族是一个整体的含义和价值导向更为清晰地表达出来，也能把中华民族是多元一体结构之国家民族的含义，和“一体”对“多元”的统摄性、“多元”对“一体”的支撑性表达出来。它蕴含的思想、实践引导动能的释放目前还处于初级阶段，要以其作为核心概念、理论基石重构关于中国民族的知识体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