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台阁体”流行时间的重新检视

在明代文学中,台阁体是极其重要的一个文学流派,但关于其具体的流行时间后人却莫衷一是,相关的说法有五种之多。以明代中期的政治生态为切入点,从台阁体的得名缘由、台阁体的文学活动传统、台阁体的具体特点等方面入手,对台阁体的流行时间作一重新检视,可以看到明代台阁体盛行的时代大致在永乐经仁宣而至正统前期,这一时间是与三杨的政治生命相终始的。随着三杨的逝去,政治生态的变迁,新的社会现象的出现,台阁体失去了存在的条件,其自然就发生了变异。     

朱元璋对台阁体形成的基础作用

明代台阁体是威权政治的产物,由儒家叙事传统与皇帝威权结合而产生。明王朝缔造者朱元璋,以祖训和大诰的形式,为后世子孙垂宪立法,直接影响了明初文学的走向,在洪武时代就形成了台阁体的潜流。     

论胡广与明代文学走向台阁体的过渡

胡广作为明朝前期重要的文人和政治人物,具有关键性的过渡地位,这些在他的诗文中都有所表现。他在治国理学系统的建立中起着奠基的作用,推动了台阁制度的建立和台阁文风的形成与发展,在从开国文风到馆阁文风的转变过程中,从相对自由的气息到台阁气息增强的过程中,都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由于处于历史的过渡阶段,时代的反差造成际遇、心灵与文风上的反差,使胡广身上呈现出一些特殊性,心中的愧疚和对生死的思考始终难以释怀。鉴于胡广重要的过渡性地位,对胡广的研究将有助于推动明代文学研究。     

明初台阁体的生成及泛衍

由于洪武朝君臣关系未谐,加上各地文人群倾轧消长,缔造文治鼎盛的愿望暂时被悬置,而为西昌雅正文学生长让出空间。及至朱棣靖难成功,杨士奇等江右文人入阁。他们以西昌儒术的适应性,逐步获取数代皇权的信任,终至形成君臣相得的局面,并顺势推扬西昌雅正文学。因有西昌文学雅正特质的植入,明初馆阁文学发生了质的变化,产生了雍容平和的台阁体,并迅速向朝野推广泛衍。这样,西昌雅正文学便入主馆阁,而敷衍出明初文治之鼎盛。     

对"明一代台阁之体,胚胎于吴伯宗"的反思

四库馆臣提出明一代台阁之体滥觞于吴伯宗的真实内涵,主要是指从风格特征上来看,明代的政治文学萌芽于吴伯宗.其着眼点在于吴伯宗首科状元的政治身份,以及该身份所代表的明代新朝文人.但在易代之际的视野下考察明初的科举制度,以及吴伯宗学术与文学来源可知,吴伯宗具新朝文人之名却不具新朝文人之实.四库馆臣夸大吴伯宗文学地位的原因,主要因为其构建明代文学史的方法性缺陷.更为重要的是,对四库馆臣这一判断的反思表明,对明代台阁体的研究应当置于元明易代之际的历史语境中.     

《四库全书总目》对台阁体的文学批评特色

《四库全书总目》是古代文学批评的集大成之作,尤其在明代诗文集的介绍和评价方面具有批评史的意义,它对明初台阁体的诗文作品评析颇具特色,大致呈现出主观裁夺、扬此抑彼、细分界限和显瑜掩瑕等几种方式,揭示了台阁体文风的内涵。《四库全书总目》对台阁体深刻的文学批评和认知程度为当今研究明初前百年文学提供了必不可少的依据和重要借鉴。     

当代中国文化的“魂”、“体”、“用”关系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之"魂"。一切文化载体和传播形态,一切文化产品,一切文化活动,都要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容和要求。只有强"魂"健"体"、"魂""体"相依才能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这就是当代中国文化"魂"、"体"、"用"三者统一的辩证法。     

“战国策派”研究的历史还原与价值突围

学术界关于战国策派的内涵、成员、聚合、刊物、外围等问题依然模糊不清或者莫衷一是。至于它与《民族文学》、五四新文化运动、法西斯主义、国民党的关系等等,更显得神秘混沌。因此,战国策派亟需得到辨析和考证。学界意识到战国策派具有综合性、多学科的特质,却忽视了它的流变性、阶段性的特征。同时,战国策派的研究仍未能摆脱固定的模式,尤其是左翼思维模式。要把握战国策派真实的状况,必须在立场上超越、价值上突围,跳出目前研究中存在的预设框架和思维模式,回到历史现场和历史语境中,从原始刊物入手还原战国策派的基本史实,并对关键性的问题进行考查论述。     

论“学报体”及其改良

学报体指发表在我国社科学术期刊上的文章所体现出的某些共性,既涉及题材内容,又涉及风格气象。我国社科期刊自创立至今,事实上存在着作为正体的和作为伪体的两种学报体文章,前者应得到护持,后者应受到贬斥。正体文章之长的主要体现是:分学科门类表述高深问题研究新得;举充分依据细密论证大小论点;以人文关怀给力社会发展;有较多行文规范服务内容表达。伪体文章之弊主要表现为:形式完备而内容贫瘠;八股化程度严重;缺少淑世情怀。当今学报体文章的改良,应先从三个方面做起:变文章评价由重量轻质为重质轻量;变文章体式由一体独大为众体并茂;变文章语言由重质轻文为质文双重。     

现代化“命名”与现代性追问的反差：兼论现代化的取向与问题

现代化是基于科技文明的实现过程而提出来的,但其中所包含的前提追问和由此所带来的问题是随着现代化的过程而逐步展示和生成出来。正是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才有现代性意义的赋予和现代性意蕴的生成。本文就拟从生成性思维来反思现代化“命名”与现代性追问的内在关联和反差,提出现代化问题的取向清晰的前提是现代性意识的“觉醒”和现代性意蕴的深度追问,那就是民族自主的生存与生活方式的自觉建构。     

广西粤方言“完成体”的表达形式

广西粤方言中的桂平市城区、南宁市区、玉林市区等方言点“完成体”的表达形式大体上相同,一般都用“VP·标记成分＋（O／C）”,所异者为其中的标记成分,其中桂平话多以“北”或“开”为标记,南宁话多以“哂”为标记,玉林话则多以“开”或“了”为标记。相比较而言,桂平话有其自身的特点。     

汉英命名的理据性探讨——以“花”为例

英语flower、blossom的命名源自风吹的声音,风吹花开,本义吹动、膨胀;汉语花的命名源自圆形果实的滚动之音,花开结果,表示球形的花蕾或圆形的花骨朵。文章认为语言起源于拟声,拟声就是语言之根。这就是命名具有理据性的根本原因。     

“长安书体”的成因、特征及影响

分析了“长安书体”的成因、特征及其影响的分析,分析认为,“洛阳体”只是魏碑体中的一个地域书法概念,除“洛阳体”之外,魏碑体还包括北朝时期关中地区的“长安书体”和甘肃河西地区的“凉州书体”以及其它地方的造像题记书体。研究结果纠正了书法史上对魏碑书法认识的局限性,拓宽了魏碑书法的地域概念及研究范畴。     

《文选》“难”体与先秦“语”体——兼及“对问”“设论”的文体溯源

《文选》中的难对问设论,历来对其文体分类、特征及其文体来源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难蜀父老》难体具备先秦语体的特征,即对问的形式、有关国家政治的内容、强烈的议论说理目的,以及相对类型化的写作体制,其文体当来源自语体。同时,《难蜀父老》在对话双方人物的设置方面,较语体有所突破并具有重要意义。此外,通过比较分析《对楚王问》《答客难》《解嘲》《答宾戏》的文体特点,可以发现先秦语体与对问设论都有源流关系,并在汉魏六朝时期展现出的新文体特征。     

“九”体商榷

学界对＂九＂体的认识,有简单粗疏之嫌。＂汉三九＂九章成篇、代屈立言、悼屈抒愤的形式和内容并不能有效地概括＂九＂体的特点。认为＂九＂体发源于先秦的＂楚辞之三九＂,稍后在汉人手中正式定型。然自魏晋以来,其一直处于变化的状态,尤其是宋以后,明确越过＂汉三九＂,向＂楚辞之三九＂回归。内容上,凸显了两个新的主题,即抒写个人情思和祭祀。形式上,十一章与不分章的体制得到延续,另外,还出现了多种变体。     

汉语完成体的“未完成效应”

汉语完成体的“未完成效应”(IE)既不能证明汉语没有单语素的完成体动词,也不意味着汉语名词具有某种特殊性,或汉语的完成体标记“了”还有“中止”这一语法意义;“了”的句法功能在于对参照时间(Tr)或说话时间(Tu)进行定位,它的语法意义因 Tr/Tu 的具体位置而异,而后者则取决于动词量级结构的梯度性;IE 是“了”将 Tr/Tu 定位于梯度性量级结构之中的结果,由 IE 所带来的英汉语差异派生于时制与体的不同语法功能以及两者与量级结构的不同关系     

论校园文化建设的“魂”与“体”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校园文化建设之"魂",校园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载体,是传播"魂"的实现途径。校园文化建设有思想价值,思想教育有文化价值,思想价值和文化价值统一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在推进校园文化建设的进程中,我们要始终坚守校园文化建设之"魂",使用好校园文化之"体",并不断创新,从而实现文化育人的目的。     

张载的“一”“两”说与“仇”“和”论

张载是北宋“气”学的代表人物。张载为规定和诠释“气”范畴,运用了“太和”“太虚”“太极”“神”“化”“道”“易”诸范畴,张载对这些范畴的理解和说明,又离不开对“一”“两”范畴的理解和应用。通过对张载哲学中的“一”“两”范畴进行较为全面的考察与辨析,可以真实地论定张载哲学的基本架构与理论价值。     

遭遇“命名”——关于“文学命名”问题的初步思考

“命名”是文学的核心活动。提出“文学命名”研究课题,考察“文学命名”的历史与现状,并在此基础上深入到“文学命名”思维与文学史的建构过程的关系阐释,会对文学的研究深化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本文主要从理论方面对“文学命名”的过程性、其与文学史整体的关系、“命名”自身指向与思维、与“语境现实”的关系及“命名”修辞策略的影响因素等方面,做一初步的探讨。     

昭平方言持续体标记“倒”和“住”

昭平方言持续体标记有“倒”和“住”,主要针对“倒”和“住”的基本用法、语法形式以及历史演变进行探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