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养老服务协同中的政府驱动治理研究 ——基于组织多重制度逻辑的视角

京津冀养老服务协同是满足区域内老年人养老服务需求、促进区域人口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重要战略,政府驱动是京津冀养老服务协同的重要特征.基于组织多重制度逻辑视角,阐释京津冀养老服务协同中政府驱动型治理的制度逻辑,分析认为应主要包括区域协同治理、科层制治理、政治联合体治理三种治理逻辑,同时,上述多重逻辑嵌套于"大、中、小"不同协同层面之中.进一步从大协同、中小协同两个层面,分析京津冀养老服务协同的困境挑战,以及对应的多重制度逻辑原因.在研究结论基础上,基于结构功能框架,提出京津冀养老服务协同逻辑调适和机制优化的重点方向:认知驱动环境适应、能力驱动目标协同、利益互补驱动系统整合、政策驱动维持系统运转.     

职业教育质量治理:公共之“道”与理性之“路”

职业教育质量治理是一个关涉多元主体参与、多维利益博弈的“公共性”复杂系统。“个域共同体”因个体理性的有限性限制，在质量管理上易引发“由外至内”“自上而下”和“从出到入”的混沌逻辑。公共理性指引下的职业教育质量治理之“道”，即在思维逻辑层面确立一种“公共”思维意识，通过遵照普遍的公共意志，建立在质量治理上的公共理性思维；在实践逻辑层面，须寻求在“理性”指引下的共治之“路”，以助推最广泛公共领域发展的共生与共赢。     

跨界公共危机治理行动者网络：一种新的解释框架

跨界公共危机的复杂性决定了对其有效治理需要构建行动者网络，行动者网络理论为其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解释性框架。跨界公共危机治理行动者网络中的多元行动主体具有不同的角色定位：政府是责任终极承担者，军队是巨灾应对中的突击者，企业是应急产品提供者，社会组织是重要补充者，公民是关键支持者等。同时，多元行动主体在跨界公共危机治理行动者网络中又具有不同的行动逻辑：政府为职责驱动与政绩追求，军队为军地平行关系下的合作驱动，企业为逐利导向下的社会责任担当，社会组织为公共价值驱动的自组织机制，公民为“经济人”理性与公共精神。多元行动主体不同的行动逻辑产生了不同的互动关系，主要涉及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与企业、地方政府与社会组织、地方政府与公民、社会主体和公民等。遵循行动者网络构建的一般规律，从转译的不同阶段提出跨界公共危机治理行动者网络构建的具体策略：在问题呈现阶段确立共同目标，在利益赋予阶段建立利益协调机制，在征召和动员阶段形成责任共同体。     

我国地方政府治理结构的探讨

地方政府治理结构是政府在履行职能过程中的一种制度安排,我国地方政府治理结构是一种科层制结构,并且上下级政府间形成"多任务委托-代理关系",这也使我国地方政府治理面临困境,如地方政府职能错位、行政成本膨胀等.对现行治理结构进行优化可从以下几方面入手:合理划分各级地方政府事权与财政关系;加强同级政府的横向委托代理关系;合理划分各治理主体的治理权限.     

乡村治理异化：具象、机理与转向

在农村发展过程中，资源与权力的双重下沉成为乡村治理的显著特征，型塑了治理行政化的实践样态。行政控制权的层层加码对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提出了时代挑战，在乡村治理主体、治理方式、治理关系等多方面的张力问题中可见真相。该文认为，在多重因素的综合影响机制中，可从趋利行为、政绩驱动与权责失衡的理性逻辑，“指导者与领导者”“当家人与代理人”和自治主体的角色身份，以及政策执行、制度体系与科层关系的组织制度中予以解释，最后提出以制度建设规范权力运行、以考核创新面向治理需求、以政府角色明晰主体关系、以职能转变筑牢服务理念的优化路径。     

农村基层政府的信访目标责任制及其实践逻辑——基于C县的调查研究

基于C县调查分析表明,信访目标责任制是由多个不同层级政府、部门的责任主体相互勾连而成的管理体系;在其具体运作过程中,既有体现刚性约束、压力传递、责任考核等手段的日常式治理,也有特殊时期的运动式治理。这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农村基层政府政治行政化与行政吸纳的联合运作、压力型体制下的简约治理、理性科层制下的反科层运作、一定限度内的反控制博弈、乡政与村治的制度联结的实践逻辑。     

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目标置换研究——基于多重逻辑的分析视角

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时常出现目标没有实现的现象。在多重逻辑框架下,本文发现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存在多重逻辑互动带来的目标置换问题。其中,中央政府的“国家逻辑”显示出推动政府职能转变的顶层设计特征,基本机理是压力传导;而地方政府的“科层制逻辑”则显示出寻求治理创新政绩和求稳的逻辑;“社会组织逻辑”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强调提供专业服务,另一方面也具备工具理性的行动特征。在三重逻辑互动中,彼此之间并不是互洽的,冲突和张力带来了“把手段当目的”“粗制滥造”甚至“作假”等形式不同的目标置换结果。揭示目标置换形成机理对矫治政府购买服务失灵提供了建设性的参考依据。     

区域公共问题治理与地方政府协作机制构建

当前,区域公共问题的频繁发生凸显了传统科层制内向型行政和单边行政的治理模式与区域公共问题外部性特点之间的矛盾。这要求加强地方政府之间的合作治理。然而实践证明,现有的地方政府合作机制由于存在效率低下,缺乏制度和法律上的保障,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区域公共问题。因而,构建超越地方政府合作基础之上的地方政府协作机制,加强地方政府协作的制度化建设,法律保障机制建设,责任分担与惩处机制和多中心治理机制建设就成为治理区域公共问题的重要途径之一。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与乡村治理:主体、模式及其关系

从农村社会治理的主体缺失和资源匮乏的现实出发,讨论了承担乡村治理主体应是知识型有朝气有眼界的农民,其作为新农村建设的责任主体与义务主体地位的重要性与可行性。政府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须基于统筹城乡背景下,加强乡村治理的主体体制与制度建设,通过体制重构与制度创新,调动农民参与新农村建设的积极性,通过进一步的户籍制度改革与保障制度建立,实现对农民工的留城或返乡分流的激励与保障制度。研究结合江苏的实际状况,探讨了乡村治理模式,提出了苏南治理模式与苏北治理模式的构想,由于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均衡,治理模式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也存在着质与量的差别。不同的乡村治理模式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方式有着密切关系。     

族际政治与新时代中国民族事务治理转型

进入新时代,中国民族事务的公共性特征不断凸显,国家与多民族社会的关系发生深刻变化,族际关系领域的压力与挑战需要推进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探索民族事务治理转型方案。运用规范分析与文献分析方法对当代多民族国家族际政治基本逻辑的研究表明,通过民族事务治理来维持公共权力资源在国内不同民族间的动态均衡分配是实现族际关系和谐、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途径。结合中国国情,在纵向的中央与地方政府府际关系层面,要明晰职能定位、统筹权力划分,促进分权方式由“环节性分工”转为“整体性分权”;在横向的政府与社会力量关系层面,要变“政府管理”为多种社会力量“协同共治”,积极发挥少数民族社会组织的功能及作用,形成多主体协同参与格局。此外,法治化、制度化和民主化也是民族事务治理转型的重要途径。     

制度理性：和谐社会的政府公共治理选择

和谐社会的建设,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共治理本身是否具有制度理性。在公共治理的主体中,尽管其他组织也能在公共治理中扮演一定角色,但最主要的仍然是政府。现阶段社会不和谐,从治理的角度而言,主要在于政府公共治理的非理性。构建和谐社会的政府选择在于,构建合理的公共服务制度,以制度理性替代非理性化的社会治理,将潜在的制度供给转化为现实的供给。     

跨界危机治理中的府际合作研究

在各种因素叠加作用下,跨界成为公共危机常态,这给传统公共危机治理模式带来挑战,需要对其进行跨界治理,而府际合作已成为跨界危机治理的核心议题。然而,当前跨界危机治理中的府际合作面临多重掣肘：“经济人”理性诱发的政府本位主义导致府际合作受阻;传统科层制强调的专业化分工导致政府部门间合作困难;行政区行政产生的区域分割导致横向地方政府间合作梗阻;行政性分权引发的中央—地方分权模式导致纵向政府间合作不畅。通过理念、体制、机制、法制等层面的革新,可以构建垂直、水平、部门三重互动的府际合作网络,有效化解当前跨界危机治理中的府际合作困境。     

治理术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

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属于治理理论中的治理术范畴。治理术包括政府理性、“如何”执政和政府的“艺术”三个方面,其核心是法治理性和善治理性。因此,国家治理能力就是在国家治理体系框架下,治理主体以法治思维和善治思维运用治理机制和治理工具实现治理目标的能力。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关键点,在于政府行使国家权力时,慎用专断性权力并善用建制性权力。这是中国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乡村有效治理的微观实现机制研究——基于乡村危房改造项目的案例分析

治理有效的实现前提是找到适合特定组织环境的治理结构安排。乡村治理有效性的发挥主要受制于相关主体间的资源互动关系、基层政府的差异化约束和村治当家人的动员积极性。其中,不同要素发挥作用的大小因不同的地方治理结构而有明显差异。为此,需要在城乡共治的治理结构下构建基层治理单元与村级治理单元在国家纵向治理体系中的“协同制衡”关系,通过改善城乡共治框架下的治理结构,协调多元主体的利益诉求,建构多元主体主动参与的激励机制,提升乡村内生发展能力。     

等级治理、市场治理、网络治理的模式演进及融合——基于Q 市“绿色出行”项目的考察

公共治理不同模式之间的有机交融和顺畅衔接,有利于增强公共治理的合法性与有效性。对Q市“绿色出行”治理模式变迁的案例研究表明,公共治理的“新时代特征”、公共治理的“问题导向”与公共治理传统模式的“反功能”分别构成了转型演进的制度动因、体制动因和机制动因,而转型演进的结果则是等级治理、市场治理和网络治理3种模式的交替融合。3种模式的交替融合实现了公共治理在不同现实场景中的“区别性组合”,在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的同时,更好地发挥了政府和社会的作用,由此增强了公共治理的合法性和有效性。为进一步推进3种模式的交替融合,以契合“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需要在鼓励多元主体参与的同时,明晰主体间的权责关系;在充分发挥政府“元治理”作用的同时,限制其“合法伤害权”;在对治理技艺进行边际改进的同时,避免陷入“技术依赖”陷阱。通过对Q市“绿色出行”项目的考察,等级治理、市场治理、网络治理等公共治理模式的现代转型获得了实证检验。     

多重逻辑下乡村治理的“漂移”——以东北某村粮食补贴政策调整为例

有效的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一环。本文构建了“行为主体—行动逻辑—治理绩效”(SLP)的统一分析框架，用以系统考察乡村治理全过程，并以实际案例验证分析框架的有效性。研究表明，乡村治理涉及行政村、村民小组和农户三类行为主体，分别主要对应政治逻辑、社会逻辑和经济逻辑三重行动逻辑。各行为主体面临的约束不同，行动逻辑及其组合也每每不同，由此引发的实际行动以及作为互动结果的乡村治理绩效便存在明显差异。基层政府的政策制定和执行要充分考虑农户的现实情况，将“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有机衔接，促使多重逻辑良性互动，进而推动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地方治理的政治-制度视角:以农民工保护政策执行为例

文章从地方治理的政治-制度视角分析了国家的农民工保护政策在珠江三角洲地区执行的过程和机制.研究发现,制度结构决定了农民工保护仍然是以基层政府治理为主导的,但是基层政府治理的合法性基础已经受到了削弱,以局部效率作为制度逻辑的地方治理面临着转型的困扰.国家与农民工之间的隐含联盟这一政治过程正在将农民工群体纳入地方治理结构中,并逐渐削弱着已有的制度逻辑.     

大数据背景下地方政府治理工具创新与选择

政府治理工具是指参与治理的各主体为了解决公共问题,实现一定治理目标,而采用的可辨别的行动机制或策略。地方政府治理工具的创新与选择对提升地方政府治理能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有着关键作用。大数据为地方政府治理带来挑战,传统治理工具逐渐失去了治理效应,但同时大数据也为地方政府治理工具创新提供了空间和路径,整体性工具、网络化工具、契约化工具等成为大数据时代治理工具创新发展方向与选择。根据不同治理工具特征,针对不同治理目标、制度环境、行动者等制约因素,可以对地方政府治理工具进行评估与最优化选择。     

基于改进高斯混合模型的运动目标分割算法

基于“制度-话语”研究视角,对1949—2021年农业转移人口的政策文本进行内容分析,考察不同制度情境下政策话语转化为治理实践的内在机理。研究发现,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受不同阶段社会经济发展的制约,农业转移人口政策经历了巩固政权的政治主导逻辑、发展经济的市场逻辑以及共享改革成果的社会逻辑的演变历程。政策制定者的情境认知与官方传媒和大众知识结合,建构了农业转移人口“非法流动者”“农民工”“新市民”的社会身份,并在社会实践中具体化为与之对应的城乡分治、城乡二元以及城乡一体的制度安排,与嵌入其中的政府治理行为共同促成农业转移人口严格管制、规范化管理以及包容性治理的历时性治理变迁。     

农村公共事物治理中的制度供给与农民参与——对螺百社区“一事一议”制度实施的思考

集体行动的达成是解决公共事物治理问题的关键.对于小而分散的农村公共事物治理亦如此.集体行动的达成,一方面需要所在社群的共同行动,另一方面则需要与外围组织的多中心合作治理.对于当下中国农村公共事物治理而言,一方面要使“马铃薯”式结构的农民充分组织起来,合作参与治理;另一方面,需充分发挥以政府为主导的外围组织的支持作用.而在当下村民自治情境下,如何通过政府的外部制度供给,引导、激励农民合作参与治理,是问题的关键.通过对螺百社区“一事一议”制度的考察,成功的外部制度供给与实施,解决了农村公共事物受益的普遍性、公平性、参与性以及信任性问题,化解了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间的矛盾与冲突,克服了“搭便车”的心理与行为,从而有力地激发了农民合作参与治理的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