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代文学研究的新视野——评李永东的《租界文化与30年代文学》

把与上海有关的现代文学现象置于“海派文化”、“都市文化”视野下进行观照的研究路向,已沿用多年,取得了不少厚重的研究成果。不过,也存在明显的局限和缺憾。李永东的《租界文化与30年代文学》(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10月出版),敏锐地发现了中国现代文学与上海租界之间深刻而独特的内在联系,创造性地提出了“租界文化”的概念,开拓了新的批评空间和学术生长点,在相当程度上弥补了上述研究中的不足之处,从而也在对该命题研究的推进上成效显著。本书首先对提出的“租界文化”概念进行了立名。在此基础上,对租界文化语境下20世纪30年代文学的整…     

30年代商业化语境中的文学传播与文学流派

本文分析了30年代文学现代化的商业化生存语境,从文学生态的角度揭示了30年代文学的生产、传播、消费等赖以生存的文化基础和社会土壤中所蕴含的商业化倾向因素,重点揭示了商业化倾向对30年代文学传播和文学流派的影响和制约作用。     

20世纪30年代文学对于“现代性”的多元想象与实践

差异以及由此带来的思维方式上的分歧,直接影响了20世纪30年代文学场域与文学格局的形成。由于作家的立场、性格和审美观念的差异,在文学中表现出三种对于现代性的理解方式和实践方向：一是认为“现代”存在于未来,预设某个社会发展的价值目标,在激烈的革命诉求下否定当下生活;二是认为“现代”就是当下,着力发现日常生活中的历史,在对现实生存的欣赏与把玩中展现“现代”;三是将目光向后看,尝试从地域风俗和久远的道德理念中寻找别样的“现代”形态。     

精神分析学说与30年代非左翼文学

对30年代非左翼文学的研究,尤其是精神分析学说与非左翼文学创作的关系的研究,近些年来取得了一些突破。这件突破主要体现在对单个作家乃至流派的研究的深入上,例如对沈从文、对以施蛰存为首的精神分析学派的研究,都已达到一个较高水平。目前的局限主要在于很少有人把精神分析学说与整个30年代非左翼文学从宏观上进行整体研究。本文愿意就此进行系统考察,以就教于方家。     

论30年代老舍的文学反思

由幽默写家到人民艺术家,老舍一生的创作显然是一个不断进步不断成熟的过程。在创作上,老舍始终未脱离他所熟悉的城市平民题材,由早期对这种题材的简单展现到其幽默成熟后的正确表现,再到解放后对北京新市民的歌颂,反映出作家对于文学外部环境的自觉以及对于题材认识的深化;艺术上由伤于滑稽到幽默再到现实主义的严肃表现,反映出老舍市民题材作品发展的过程。30年代老舍的文艺自觉表现为创作上的积极参与和理论上的自我消化。理论修养体现于创作之中,表现为幽默的成熟和题材的扩展深入与典型化。30年代老舍文艺自觉的主要内容是对于自我创作活动的认识和反思。回国后,老舍很快进入了社     

文学观与“人学”意识

文学是以语言文字为媒介,物态化了的艺术符号系统,通过这符号系统建构出的艺术意象,从而使读者的审美感觉系统相应活跃兴奋起来,产生活泼的生命形式的对象化体验,即通常所说的艺术感受。所以“文学是人学”的本体意义,不全在于研究人,或怎样再现以及表现人的精神世界及心理潜意识。因为这些看似内容的     

30年代“文学大众化”运动的语言建构和文体建构

20世纪30年代"文学大众化"运动围绕大众化文学的语言问题和文体问题展开了激烈而充分的论辩:在语言建构中交织着普通话、方言土语、五四白话、汉字拼音化等多种声音的对话与论争;在文体建构中上演着旧形式、新形式、五四新文学形式之间的争夺。虽未能达成共识,但形成了一个较为清晰的思路和大致的方向,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建设和发展留下了丰厚的资产。     

郑成功的海洋观与日本“郑成功文学”中的海洋思想

郑成功的海洋观主要体现在其于"延平条陈"中所提出的"航船合攻、通洋裕国"这八字方略上。梳理和研究中日"郑成功文学"可以发现:郑成功的出身及经历是其海洋观形成的必要条件;在郑成功海洋观的指导下,郑成功海商集团积极主动并卓有成效地展开了与日本及东南亚诸国的海外贸易,这对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作为对"海洋郑成功"的文学再现,日本"郑成功文学"的发展演进经历了从江户时期海洋思想的缺失,到明治时期及昭和前期海洋思想的融入,再到"二战"以降泛海洋化书写的过程。郑成功这一逐渐被海洋化的文学史过程,一方面是郑成功历史行迹的真实反映,但另一方面也透露出日本海洋殖民扩张的霸权主义野心。重新认识郑成功的海洋观和日本"郑成功文学"中的海洋思想,并非要求我们回到和采用"大航海时代"的全球化模式,而是汲取其开放的全球化意识,将曾经单维、平面的全球化扩展到如今多维、立体的全球化。     

“阶级大众”的话语营构和文学书写——30年代文学论争与创作中的“大众”身份建构

继五四启蒙模式之后,中国社会选择了以无产阶级革命为手段,建立民族国家的新方案,无产"大众"成为解放的主要对象和革命主力军。文学要参与社会发展的新路向设计,就要承载社会革命和解放大众的使命,教育引导大众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主体。当时的文学论争中,左翼作家批判否定了"大众"认识和界定的多样性,营构了"大众"的无产阶级内涵。在"写大众"的文本中,作家依循无产阶级革命理念,将阶级"大众"叙述为社会变革的新主体。话语论争、理论引导和作家叙述共同建构了"阶级大众"的合法身份。     

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学“大众文艺”运动的现代性追求

五四文学革命之后的左翼文学和政治权力斗争形式相结合,提出了迥异于五四文学想像的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文化建设方案,体现了激进的现代性追求。作为左翼文学重要运动之一的大众文艺,也以实际行动参与了左翼文学的现代性追求,围绕大众概念的一系列相关问题,体现了知识分子的自我认知和角色定位,从一个侧面展现了知识分子对于主体理性反思与重建的复杂历程。     

试谈无产阶级文学中的“自我”及其他

任何事物都包含着矛盾。矛盾,既有相对性,又有绝对性。“有条件的相对和无条件的绝对的斗争相结合,构成了一切事物的矛盾运动”。事物的矛盾运动,在相对之中有绝对,同一之中有斗争,特殊之中有普遍,个性之中有共性。对立统一,是矛盾运动的普遍规律,也是宇宙的根本规律。因此,看问题,一定要严格遵循对立统一的法则,切忌抽出矛盾的一方,任意绝对化,从而排斥或根本否定另一方的合理性。可是,在文艺创作和文艺理论中,长期以来却存在着这样一个重要的而又急待解决的问题,即无产阶级文学中的“自我”与“非自我”之争。     

感情和文学的本质特征

在感觉、经验的范围内，或在一种约定俗成的意义上，说文学须以情动人，作家须有真情实感，这似乎不错，但由此上升为理论，认为感情就是文学的本质特征，文学便是给感情以形式，严然成为唯情论的文学观，却颇值得斟酌了。本文即就文学的特殊性与感情的关系作些探讨，以求正于读者们。毫无疑问，在大量表现为具象感性形态的文学审美活动中，感情占有突出的地位。在引起作家创作的冲动中，就常含有强烈的感情因素。在此后展开的创作过程中，则几乎始终有他的感情相伴而行。而且这感情还是其想像活动的一种兴奋剂与催化剂，并渗透在他们的具体…     

透视30年代上海“大众文化”

1930年代的上海曾出现过短暂的"大众文化"的繁荣,人们的生活观念发生了审美的转变,社会呈现出了浓厚的商业气息、浓郁的文化色彩.当时的上海文化与西方大众文化理论在社会发展环境、大众传媒、市场经济体制等各方面都有很大差别;而和中国20世纪90年代的大众文化相比较,在文化结构、文化受众、文化形态上又有着许多不同.上海的市民文化只能说是中国大众文化的前奏.     

左翼文学与20世纪30年代商业文化语境

商业化的上海是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学思潮的滋生地,左翼文学思潮的兴起与上海三十年代初文学商业化趋势有密切关系.借助上海成熟的文化市场、商业化的生产传播方式,左翼文学在短时间、大范围内扩大了自己的影响,蔚成大观.30年代以后,一方面文学审美风尚的变迁,读者对此类作品的需求减弱;一方面国民党政府加强图书审查制度,大大压缩了左翼文学的生存空间,种种因素导致左翼文学从创作到出版的式微.     

政治文化与20世纪30年代作家的文学选择

在 2 0世纪 30年代政治文化氛围和特殊的文学语境的制约下 ,诸多作家主观上的政治意识的加强或为数不少的作家们为环境所迫而导致的对“政治”问题的关注 ,形成了 30年代文学创作的一系列新的变化 ,这种变化最为明显地体现在作家创作动机、创作目的上历史使命感的加强。这带来了 30年代作家文学选择的一系列新的特点。与 2 0年代相比 ,文学创作题材的转换是一个非常明显的文学趋向 ,这体现了 30年代作家在文学题材选择上的政治价值取向。而作家们对题材进行处理的独特角度和独特方式更标示出了作家们的政治眼光。     

科学思想影响与五四新文学观

五四新文学革命的思想动因和“人的文学”等中心观念，直接导源于进化论科学思想的传播和影响。胡适、孙工关于短篇小说体式的理性把握，受到现代植物学、心理学知识的科学启迪。陆志韦针对白话诗试验从物理语音学角度指出音长、音高、音式是新诗节奏的三要素。但在由传统戏曲观向现代话剧观的历史转化中，也存在某种把科学思想庸俗化的倾向。总之，“赛先生”主要是通过以进化论为思想根柢的现代文学观念转化，幅射到新文学革命的各个层面，发挥其重要的制导作用和潜在的文化整合功能的；假如没有进化论等科学影响，五四新文学革命的发生、发展就不会是现在这种局面。     

40年代文学中“家”的寓言

本文从类型上和特质上对４０年代有关“家”的寓言文学进行了划分,指出,送葬寓言通过送子原型的深层结构寓意着旧文化之家的腐朽和颓败过程,礼赞寓言则通过再生原型的深层结构隐喻着新文化之家的生长过程。与古典式寓言指涉义的单一、明晰化不同,现代式寓言的指涉义具有多义性和模糊性。     

章学诚的“文学”观论析

在章学诚的文论思想中,其"文学"观是非常独特和复杂的.其中章氏释"文"为字(或属辞),"学"为学问,文词(辞)或文章乃"学而有得发之于辞".因此,他主张文与学"非二事也,""立言者,必于学同先有所得."这种特殊的"文学"观既与他对儒家重学问传统的承传有关,也与乾嘉学风的影响和其学术贯通的思想有关.     

鲁迅“为人生”的文学观

“为人生”是鲁迅从事文学活动的出发点,也是中国新文学初期现实主义流派的创作出发点(包括某些具有浪漫主义倾向的作家,也接受“为人生”的口号)。一九三三年,鲁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中写道:“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     

论“十七年”的文学观

“十七年”的文学观是反映论亦即认识论的文学观;以这样的文学观看待文学,不仅造成了理论的不科学性,而且对创作造成了伤害;这样的文学观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而是来自别林斯基、普列汉诺夫等19世纪俄国文学理论家;反映论的文学观,带有机械唯物论、庸俗社会学的特点。新时期以来,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下,我们的文学观已经有了可喜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