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古雅”说的美学解读

"古雅"说是王国维融合中西有关理论提炼的一个新的中国特色的美学范畴.王国维从审美形武上界定了古雅主要属于艺术形式美,而不存在于自然.古雅是结合中国传统文学的实际,创造出来的一种可学可教而富有创造性的艺术美的共性.古雅,作为中国现代文论新话语,是对康德命题"审美判断"和"天才"说的一种修正.     

王国维的"古雅说"与中西诗学传统

王国维的"古雅说"与中西诗学传统的关系如同一枚铜板具有不可分割的两面,其中一面是康德、叔本华为代表的西方天才理论,另一面是以南宋典雅词派为代表的中国古代词学中尚雅的审美传统,离开了其中任何一面,都不会有"古雅说"的提出.从理论渊源上看,王国维的"古雅说"植根于以康德美学为代表的西方天才理论,但王国维建构"古雅说"的目的,是企图对中国古代词学的雅化传统进行颠覆和重估,因此尽管中西两种诗学都参与了"古雅说"的建构,但前者是以"理论",后者是以"材料"的身份介入其中,二者并不是一种平等参与的对话关系.正是由于王国维对西方天才理论的所谓"普遍真理性"缺乏必要的反省,导致他在跨文化阐释中的失误.     

从“古雅”、“境界”理论论王国维与中国美学

王国维一生为学三变。其美学思想历经“正－反－合”三阶段,古雅、境界理论是 其逻辑层面上的最后一环。本文考察“古雅”、“境界”理论,以期沟通王国维与中国关学的理 论源流,并希望王国维的人文精神能对今天的中国现实有所观照。     

王国维的古雅理论

王国维《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一是王国维早年“见识、文采诚有过人”之处的美学专 论,它发表于《红楼梦评》问世与《人间词话》创作之间的1907年。其时,王国维已由《红楼梦评 论》第四章对叙本华美学的怀疑和辩护,经《叔本华与尼采》对它的批评和扬弃,过渡到第三、第 四次重读康德哲学之中回归对康德美学的膺服和推崇。王国维由叔本华走向康德,以叔本华美 学理解康德美学的事实,决定他所膺服和推崇的康德美学带有叔本华美学的浓郁色彩。当王国 维在《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中沿着《红楼梦评论》的思路,将他所体悟、移植的西方美学(即 康德美学以及叙本华美学)用诸中国艺术(不再是具体作品而是艺术体系)及其内在精神之时,     

王国维“古雅”说新论

王国维提出"古雅"说这一美学范畴有着独到的理论价值;"古雅"的能力是一种非天才的创作能力;王国维的"第一形式"、"第二形式"论述与"古雅"有着内在的有机的联系;"第一形式"与"第二形式"有各自的特点,存在着有机的联系。"第一形式"指涉的是人的先天的审美直觉创造力,"第二形式"指涉的是人的后天的科技理性能力,前者是优美、壮美的能力,后者是"古雅之能力"。"古雅"的审美价值,主要体现于隶属于科技理性能力的艺术表现的技术能力。     

王国维系统文艺观新论

<正> “乾坤大,霜林独坐,红叶纷纷堕。”——王国维《点绛唇》一、冰山应效 1905年,王国维发表《红楼梦评论》,其中第一次提出“天才”说;1907年,王国维发表《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提出“古雅”说;1908年以后,王国维在陆续发表的《人间词话》中,又提出了他最著名的“境界”说。上述三篇文字在中国文学批评史和美学史上的开创性地位一直是举足轻重的。《红楼梦评论》,是中国第一篇运用西方文艺理论和近代科学方法来评价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的论文。《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则被认为中国美学史上第一篇关于艺术形式美的专论(叶朗《中国美学史     

试论王国维“古雅说”的美学意义

王国维的“古雅说”,既具有不拘泥于一切形式的道家美学精神,又具有追求表达艺术家人格力量的儒家美学精神,充满了泛美主义的色彩;它把艺术的关注点从天才的创作转移到审美者个人的经验上,强调了艺术的自律性。     

以外化内 中西交融——关于王国维在中西文化碰撞中的选择

在中西文艺理论交流中，王国维作为我国近代享有国际盛誉的大师级学者，对中西文化的碰撞有其独特的看法和选择，即以外化内，中西交融，中西二学“化合”论。并以此进行学术研究，建构自己独有的美学范畴和理论形态，这对于中国近代美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即使在今天，也给研究和学习西方文化以诸多启迪     

王国维的美学本体论

王国维是中国现代美学的缔造者之一 ,是中国最早提出比较完善的美学本体论来的学者。王国维的美学本体论基本上援自叔本华的生命哲学 ,但王国维融会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他自己的人生感受 ,又有重要的创造 ,是典型的中西合一式。他认为 ,美是超功利性的 ,是直观的对象 ,是物我两忘的状态。王国维的美学本体论反映了他思想的内在矛盾 ,亦折射出时代的某些风貌     

王国维"学无中西古今"论的理论困境及其思想史意义

如今,持续了百余年的中西古今之争似乎已悄然耗尽了当代中国学界的焦虑与思辩力,人们要么沉迷于中西文化论争已经"终结"的虚悬想像中,要么仍深陷种种后殖民主义(后东方主义)、文化(历史)相对主义和文化民族主义的陷阱.而当代学术研究日益加剧的专业化与细密分化趋向,则使种种学院化和技术化的学术操作获得了天然的合法性,"学术"既已从某种神圣的使命中"祛魅",人们干脆也就放逐了对当代中国学术、思想与文化的创生立场的反省.在这样的背景下,重提王国维的"学无古今中西"论,究竟还有什么意义呢?其意义在于首先,王国维"学无古今中西"论的绝对性至今似乎仍隐没不彰;其次,王国维在"学无中西"论与"学无古今"论之间的理论断裂仍考验着当代中国学界的思辨力;第三.王国维对现代知识谱系与存在视野的重构的理论尝试,至今仍具有极其前沿的思想史命题意义.在这样的前提下.重新梳理王国维"学无古今中西"论的语境及其绝对性、重新裁决"学无中西"论与"学无古今"论的理论断裂、重新彰显王国维重构现代知识谱系与存在视野的理论尝试的思想史意义,无疑能为当代中国学界应对后现代知识谱系的变动和全球体系的变迁找到极有价值的思想史资源和极具中国特色的现实路径.     

中西审美意象比较研究

文章分别对中国传统美学思想史上有关审美意象的理论观点和西方近现代美学家有关审美意象的理论进行了梳理，然后分析了中西美学家在审美意象这一美学问题的看法，指出中西美学家在这一问题上的共识及存在的差异．认为中西美学家都认为审美意象具有虚幻性的性质，是情与景。形式与情感的有机交融。     

近代启蒙美学的理论建构与价值追求

近代启蒙美学是二十世纪中国美学的真正源头。近代启蒙美学的三个理论支点是康有为的哲学、严复的进化论和王国维的审美境界说。梁启超和王国维的美学代表了二十世纪中国美学的两个价值取向:梁启超主张国家本位的民族国家主义,而王国维主张个人本位的意志主义。民族国家主义的美学总是处在美学发展的中心,但它从来没有成功的美学实践,王国维关心个人精神状态,寻求心灵慰藉的美学精神构成了中国美学精神的真正内容。这两个传统的对立既是中国传统美学“载道派”和“性灵派”的延伸,又揭示了:走上理性主义历程的中国现代美学,它的一只脚已经跨出了中世纪,另一只脚刚刚抬起来。     

王国维悲剧理论的三个命题

王国维结合中西哲学和文艺思想,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一套悲剧理论。王国维悲剧理论的三个命题分别是关于悲剧的起源和本质的“生活之欲”说,关于悲剧的价值和效用的“解脱”说,以及关于悲剧的美感属性的“壮美”说。     

中国近现代悲剧理论的三种抉择

20世纪初期是中国文学与美学思想的大变革时期,作为时代的先驱者和启蒙者,王国维、朱光潜和鲁迅一同将目光转向西方悲剧理论.面对世界性文学的广泛交流,他们做出了自己的美学抉择.     

王国维悲剧思想与悲情意识探源——论《红楼梦评论》对西学、佛学和老庄思想的熔铸

王国维受叔本华悲观主义哲学的影响,在《红楼梦评论》、《人间词话》和《宋元戏曲考》等著作中均体现了其悲剧思想对西学、佛学和老庄的熔铸性,开创中国美学研究之先河。王国维悲情思想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与叔本华悲剧精神的互通;二是认同佛家的涅槃,和叔本华倡导的解脱殊途同归;三是包涵老庄的"无为"、"无我"等传统底蕴。重新认识王国维的悲剧思想和悲情意识的源头,理解王国维对中西印等文化传统的沟通、合流、熔铸,才能理解和把握王国维在美学研究领域的大创制。     

“有意味的形式”的文本解读及美学评判

西方现代派艺术大潮的兴起,冲击了传统美学观念,形式主义美学得到了极大发展。在艺术的本质问题上,英国美学家克莱夫·贝尔提出了＂艺术即有意味的形式＂的理论。他把＂有意味的形式＂作为衡量艺术审美价值的标准,并提出来了＂有意味的形式＂创造的美学原则。这一理论的贡献和缺陷同时存在。     

王国维与西方文论——叶嘉莹中西诗学研究之阐释

叶嘉莹的中西诗学研究中,对王国维与西方理论的研究,特别显示了其从中西比较角度剖析的学养和功力,笔者对此作了多侧面的阐释,试图一窥叶嘉莹中西诗学研究的风格和特点,并藉此俾助于读者进一步深入理解和全面把握王国维的学术成就和特点。     

美学从西方到中国的“理论旅行”

文艺美学作为中国独特的美学学科,近年引起了学术界特别的关注。根据赛义德关于西方现代性理论引入东方国家时的"理论旅行"的四个步骤理论,自王国维从日文转移aesthetica为"美学"开始的百年来中国现代美学的发展,文艺美学在中国的出现,有文化传统和文化接受的必然原因。     

论《红楼梦评论》的小说批评特征

《红楼梦评论》是王国维的小说批评专论,也是中国现代小说批评的纲领性著作。在小说批评上,它以哲学美学作为批评基础,以中西汇融作为批评手段,以主题精神作为批评对象,以艺术自由作为批评目的,从而树立了中国现代小说批评的理论和实践范式。     

论中国现代文论对纯形式观的探讨及理论价值

由于康德美学的直接或间接启悟,以王国维、闻一多、宗白华、梁宗岱等为代表的现代文论家对形式问题有过热切的关注.他们在各自的著述中自觉进行过形式理论的建构,将形式认定为构成艺术本质的核心因素.这种建构不仅赋予了现代文论迥异于传统的异质因素,而且从一个侧面鲜明地展示了现代文论的现代性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