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异学:中国本土话语的世界性意义

变异学是中国学者立足《周易》"变异"所提出的具有世界性意义的普适性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也是比较文学中中国学者对于学科理论话语建设新的反思与实践。本文论述了变异学作为本土化话语的建构,理论渊源及学理依据、概览文学变异学的理论构成。变异学将比较文学的视野真正回归至世界文学,回归至世界文学交流平台的学科身份;同时,此一理论在新的研究热潮与危机论的境况下,激发着比较文学学科新的研究方向,把握住更具有价值的跨文明创生因子,进一步加固、完善了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大厦的基础,变异学作为中国学者提出的本土化新话语,在国际上已经产生了重要影响。     

比较文学学科重要话语：比较文学阐释学

目前国内外比较文学教材中所论述的方法主要有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及中国学者提出的变异学研究。这些研究方法看似完备,实则尚未涵盖比较文学的所有实践。例如,钱钟书在《管锥编》中使用的"打通"之法以双向阐释实现了跨文明的比较,是全球化时代东西对话的有效途径;刘若愚在《中国的文学理论》中用西方理论来阐释中国传统文论,使中西方的诗学在内容与结构上形成了可通约的契合。这些案例都是比较文学阐释学的具体应用,但它在理论层面始终没有得到明确的界定。作为一个值得重视的学科理论新观点,比较文学阐释学应当被写入比较文学的教科书中。     

中国比较文学学术前沿：2021年学术进展

近年,中国比较文学稳步发展,在学科理论建设、比较诗学、中西比较文学、东方比较文学、翻译文学方面均取得前沿性成果。在学科理论建设方面,通过重新审视现有学科理论以清理理论的学理根据、补足缺失意义、创新理论话语,尤其在比较文学阐释学、译文学、“玉学”、“新世界文学”方面提出创见,并结合当前国内学界“新文科”建设这一热点问题,拓展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范式;在比较诗学研究方面,继续进行理论范畴和关键词、多民族诗学研究、理论关系、文论著作的跨文化比较研究,充分重视诗学这一无国界的世界性文论话语特征,打通中西,甚至构建“世界诗学”,助力于中国文论话语体系的构建;在中西比较文学方面,以中西文学关系研究、中西小说及其理论比较研究为主;在东方比较文学研究方面,重点关注中日、中韩、中阿、中印文学关系研究;在翻译文学研究方面,近年在“重写翻译史”这一命题上取得重要成果,并回顾了“译介学”这一理论形成的历程,批判学界对“创造性叛逆”的误读,挑战固有研究范式以求在正本清源的基础上再提创见,为中国比较文学研究打开思路。本文以2021年度相关成果为例,探讨比较文学的学术前沿与研究成果。     

改革开放40年中国文论话语研究之我见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学术理论总体以西方“话语体系”为圭臬,中国文论话语也处于一种“失语”状态。学界对此进行了深刻反思,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曹顺庆为代表的一批学者认为,中国文论话语建设应理清中国文化与文论之间的关系,把握中国文化生成规律和学术运作规则。站在21世纪的理论前沿,中国文论话语建设观念进一步明了,这就是：古今通变,融汇中西。而 “比较文学变异学”理论是这一观念的具体实践,“变异学”理论已成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标识性概念,标志着中国话语的创新与重大突破,对中华文化软实力的建构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全国高校社科学报概览

中山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曹顺庆:《变异学: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重大突破》文章阐述了在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中,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各自的研究特点和在研究中面临的困惑;指出了两个学派的理论缺憾以及整个比较文学学科体系缺乏变异性研究的现状。重点指出了比较文学在注重“求同性”     

共时性学科理论视野中平行研究的方法论反思

一百多年来,作为一门学科的比较文学历经法国学派、美国学派和中国学派三个阶段,每个阶段的学科理论都有其历史决定性因素以及历时性的局限。在共时性比较文学学科理论视野中,平行研究经过跨文明研究的实践洗礼,在文学跨越学、文学关系学、文学变异学和总体文学学的理论建构中,呈现出更具开放性、发展性与世界性胸怀的特征,从而实现从美国学派比较文学研究到整体比较文学研究的方法论突破与飞跃,为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发展提供有意义的学术借鉴。     

比较文学平行研究中的变异问题

平行研究中的变异问题是比较文学变异学的两大研究领域之一,该研究不但是一个有待开垦的处女地,更是一个大有可为的研究领域。从变异学角度重新审视比较文学平行研究,可以揭示不同国家、不同文明的文学相互比较与阐发之中的变异规律,涉及当今学术研究的许多重要问题。从学理上阐析平行研究中的变异问题的具体内容和生成机制可知：不同国家、不同文明的文学在相互阐发中出现的误读、误解等变异现象是此类研究的对象;东西方文明的异质性和话语规则的不同是导致阐发变异的根本原因,而决定阐发的则是话语权。由于与话语权紧密相连,平行研究中的阐发变异不仅是有待研究的学术问题,而且也是值得反思的文化问题。     

文学变异学:缘起、发展及前景

比较文学变异学是国际比较文学理论的重大突破与创新,对以“求同”为旨归的法国实证性影响研究和美国平行研究都进行了革命性变革,在与以异质性作为可比性基础的跨文明研究有机结合后,不仅将为比较文学学科开辟广阔的学术空间,还将规整比较文学学科失范状态,刷新比较文学的学术版图,从而必将引导比较文学走出危机,迈向新的学术境界。更为重要的是,从变异性的角度阐释跨文化、跨文明比较文学研究,可增强接受国在文学交流过程中的主动性、创造性和文化自信,有效抵御文学交流过程中强势文化根深蒂固的霸权主义思维惯性。     

论文学阐发研究中的普适性原则——以《孔雀东南飞》为例

阐发研究是比较文学研究中的一种基本类型和方法论系统。在实际的比较文学阐发研究过程中,比较意识由于比较文学学科的隆兴而被热捧,比较意识日趋强化,与之相反,伴随比较意识的强化,阐发研究所依据的普适性原则渐渐弱化,缺乏普适性,比较文学倡导的比较意识也从根本上失去了意义。以《孔雀东南飞》为例,构架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基础之上的焦母休妻说,构架于原型批评理论基础之上的孔雀神话置换变形说,均具有凸显比较意识,而忽略普适性的诸多弊病,因此,其采用的阐发研究视角与方法也是靠不住的。由此可见,比较意识与普适性犹如比较文学阐发研究之两翼,缺一不可。     

《讲话》的接受与“暴露派”的转向 ——以刘白羽、艾青为考察中心

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如何进行,本笔谈3篇文章从不同的角度展开。何云波的《文学与伦理学：对话如何可能》以文学与伦理学的关系为例,揭示不同学科之间,共用一套话语,却因为价值取向的歧异,导致对话的困难。就像文学中关于两性关系的描写,与现实的伦常,往往是相冲突的。文学与伦理学,如何对话、融通,便成为一个问题。姬宁的《从跨学科视野看舞蹈艺术中音乐与舞蹈的关系》结合音乐传统美学研究“声无哀乐论”的学理思路来梳理舞蹈学科中音乐与舞蹈的关系,并对这一关系提出“舞蹈样式决定律”。宋德发、王晶的《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纷纷扰扰30年》则将中国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30年,一些理论热点问题的争议概括为3点：第一,“跨文化”是必须的吗？第二,“以文学为中心”是必须的吗？第三,到底如何“跨学科”？并提出,如果以“学科立场”来审视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自然会纠结于这些争论,如果以“问题立场”来审视,这些纠结就会烟消云散。只要研究者真的具备跨学科的意识,尤其是具备跨学科的能力,那么,无论怎样跨其实都可以。这些文章从不同角度展开,相信对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的理论建构,不乏启示意义。     

鲁迅与周扬心目中不同的“左翼文学”

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如何进行,本笔谈3篇文章从不同的角度展开。何云波的《文学与伦理学：对话如何可能》以文学与伦理学的关系为例,揭示不同学科之间,共用一套话语,却因为价值取向的歧异,导致对话的困难。就像文学中关于两性关系的描写,与现实的伦常,往往是相冲突的。文学与伦理学,如何对话、融通,便成为一个问题。姬宁的《从跨学科视野看舞蹈艺术中音乐与舞蹈的关系》结合音乐传统美学研究“声无哀乐论”的学理思路来梳理舞蹈学科中音乐与舞蹈的关系,并对这一关系提出“舞蹈样式决定律”。宋德发、王晶的《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纷纷扰扰30年》则将中国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30年,一些理论热点问题的争议概括为3点：第一,“跨文化”是必须的吗？第二,“以文学为中心”是必须的吗？第三,到底如何“跨学科”？并提出,如果以“学科立场”来审视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自然会纠结于这些争论,如果以“问题立场”来审视,这些纠结就会烟消云散。只要研究者真的具备跨学科的意识,尤其是具备跨学科的能力,那么,无论怎样跨其实都可以。这些文章从不同角度展开,相信对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的理论建构,不乏启示意义。     

迈向新世纪:多元化时代的比较文学——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第六届年会暨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

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第六届年会暨国际学术讨论会站在世纪之交的临界点,既对比较文学研究走过的百年历程进行回顾和总结,又展望了新世纪比较文学研究的走势和前景。本次大会的重要学术收获有：跨文化比较文学研究已成为比较文学未来发展的基本走向;从“失语症”、“重建中国文论话语”到“汉语批评”主张的提出,以及对中国传统诗学“异质性”的研究,为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问题提供了另一种思路和解决问题的途径;对比较文学学科和理论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文化层面上的翻译理论成为比较文学研究的文化探源主要方式之一;异质文化中的华文文学研究以具体的个案展示中西文化的冲突和文化迁移的复杂和曲折;从文化人类学、传媒学、形象学等不同层面对文学和文化的关切正全方位地形成比较文学研究的新型学术形态等等     

1940年代延安文学中的妇女问题

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如何进行，本笔谈3篇文章从不同的角度展开。何云波的《文学与伦理学：对话如何可能》以文学与伦理学的关系为例，揭示不同学科之间，共用一套话语，却因为价值取向的歧异，导致对话的困难。就像文学中关于两性关系的描写，与现实的伦常，往往是相冲突的。文学与伦理学，如何对话、融通，便成为一个问题。姬宁的《从跨学科视野看舞蹈艺术中音乐与舞蹈的关系》结合音乐传统美学研究“声无哀乐论”的学理思路来梳理舞蹈学科中音乐与舞蹈的关系，并对这一关系提出“舞蹈样式决定律”。宋德发、王晶的《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纷纷扰扰30年》则将中国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30年，一些理论热点问题的争议概括为3点：第一，“跨文化”是必须的吗？第二，“以文学为中心”是必须的吗？第三，到底如何“跨学科”？并提出，如果以“学科立场”来审视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自然会纠结于这些争论，如果以“问题立场”来审视，这些纠结就会烟消云散。只要研究者真的具备跨学科的意识，尤其是具备跨学科的能力，那么，无论怎样跨其实都可以。这些文章从不同角度展开，相信对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的理论建构，不乏启示意义。     

比较文学中国学派:提升创新之中的建构

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即是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的发展.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发展脉络,从整体上看大致可以归纳为开创与奠基阶段、基本理论特征及方法体系的建构阶段以及继续向前推进发展的三个阶段.中国比较文学作为世界比较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开始拥有了自己独特的学科特点和理论特色.中西比较诗学、跨文明比较文学及变异学都是中国学派的重要理论收获.     

《纽约时报》中国环境形象建构的批评话语研究

《纽约时报》在对中国环境形象建构中投射了传播者的价值观与意识形态,通过互文、隐喻、过度词汇化等手法,建构了片面追求经济增长下的人与环境失调、放任技术盲目发展的环境弗兰肯斯坦、政治管控背景下的环境积极分子抗争、崛起政治大国的国际环境话语权争夺等不实中国环境镜像。应用费尔克拉夫的批评话语研究理论,从言语描述、话语实践解释、社会实践阐释三个维度对《纽约时报》环境新闻语料库进行分析,不难发现该报话语实践背后的社会化权力和污名化中国环境与中国形象的铺垫效果。在中国主动发声的形象“自塑”建构进程中,需要提升中国形象话语建构与传播的“科学性”与“跨文化性”,以强化中国形象建构的认知范式与实践能力。     

《诗经》阐释与刘勰的诗学理论

刘勰诗学理论建构与《诗经》阐释有着密切关系,刘勰评价《诗经》的基本立场是“唯务折衷”,即平衡折衷宗经大旗下文学理论所面临的种种矛盾,同时以《诗经》文学实践为基础为其诗学理论建构的提供重要的依据,它具体表现在：以《诗经》创作实践为依据,揭示诗（文学）与社会现实、与时代的关系;以《诗经》阐释为依据,提出“情志”说,将文学的情感性与思想性统一起来;立足于《诗经》阐发诗赋颂赞等文体形式的演变和审美意识的发生;以“比兴”论《诗》突出“比兴”的文学与美学意味,这些都推进了中国古代诗学理论的进展。     

位移与超越:中国比较文学理论体系的建构

文章认为,中国比较文学的学科理论与世界比较文学的理论体系一样面临重新建构的问题。针对近年来关于比较文学规范与理论体系的主要争论,探讨了西方学者所提出的比较文学“失范”问题与二次危机论。认为比较文学学科的理论应当超越20世纪中期的“菲勒斯—西方中心”的理论模式,在全球化语境下,建立代表新学术思想的理论体系是比较文学发展新阶段的主要标志,也将是中国学者对于世界比较文学理论的最大贡献。新理论由学科认识论、本体论、方法论与实践论4个部分构成,重点讨论了各部分的主要内涵,为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比较文学理论体系提出了初步构想。     

国内比较文学变异学研究综述：现状与未来

文学变异现象古今有之,但比较文学变异学首次从学科理论建设的高度将其系统化、科学化、方法化,用以指导比较文学的研究。兼采历时与共时角度,从萌发期、创立发展期及反思与前瞻三个方面对目前国内比较文学变异学研究领域作一个纵横两向的梳理,旨在探讨当前变异学研究领域中的趋向及空白地带,以期更好地充实变异学学科理论的架构及其应用。     

跨文明差异性观念与比较文学变异学建构

曹顺庆关于比较文学的基本问题,如跨文化与跨文明、比较文学的基本特性异质性等基本理论观念的论述,为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差异性研究建立了理论基础、基本话语和概念系统。在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建设中,差异性理论是与同一性理论水火不容的,差异性论是异质性的基础主义和同一性的普遍主义,在认识论进程上的理论扬弃;而从知识学上梳理比较文学学科的内在动因以及论证差异性研究的合理性,就成为比较文学的逻辑出发点。     

他者镜像——斯皮瓦克的《学科之死》与中国文论的主体性

斯皮瓦克的《学科之死》在深刻剖析比较文学“垂死”之由的同时,也勾勒出极其理想化的“新生”之路。以《学科之死》为镜,折射出全球化语境中中国文论主体性所面临的双重危机：理论的漂泊和理论的异化。要想从双重危机中突围,一方面要正确认识到自我与他者“何为主体”、“何为参照系”,争取在互为主体的基础上抓住时机,提前发问;另一方面,跨学科的文化研究为中国文论的发展提供了有效的理论资源,但同时必须警惕其研究对象过分泛化,始终坚持以文学文本为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