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驻藏大臣制度看清朝对西藏的统治政策

驻藏大臣是清朝总理西藏一切事务的最高行政长官。驻藏大臣从最初设立到最终形成稳定的制度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这一过程也可以说是清朝对西藏统治政策的一个"法制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清朝政府制定了较为全面、完善的治藏法令。这些法令的颁布和实施对维护当时国家的统一,促进西藏地方的稳定与发展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本文就从驻藏大臣制度的建立及其完善的过程出发,分析清朝政府在这一过程中相继颁行一系列治藏法令的内容及其发挥的作用,以期对当前我国民族政策和法律的制定提供一些借鉴。     

浅议清末驻藏大臣有泰——以驻藏期间日常生活为中心

有泰是清末光绪年间的驻藏大臣,在政治上缺少铁腕般的政治魄力和韬略,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无计可施,任事态发展,用丧权辱国来定位他的边吏功过一点也不过分。他又是在中国传统文化土壤中被培育出来的,中庸之道是他的处事哲学,明哲保身是他政治生活的底线。在他身上体现出浓厚的文化关怀和存史意识,并以其良好的文学素养,为我们留下了近四十万字的《驻藏日记》,客观上为藏族文化的传播和蒙汉满多民族文化的融合做出了贡献。观其一生,政治上毫无建树,文化生活上却值得一提。     

晚清变局中的驻藏大臣

西藏是清王朝西南边疆重地,清朝历代皇帝都高度重视驻藏大臣的选派。到了晚清时期,驻藏大臣及其藏区事务遇到了严峻的挑战,主要原因是晚清经历了太多的变局,驻藏大臣已难以恢复往日管理西藏的锐气。晚清后期,西藏地区遭受英帝国主义的两次入侵,西藏也滋生出一股股分裂的潜流,而驻藏大臣由于缺乏清中央政府的强有力支持和自身的心智短拙,无力应对帝国主义的讹诈和抑制分裂主义势力的膨胀,以至酿成驱逐清兵、拉萨满汉商民和驻藏大臣的悲剧。晚清变局中驻藏大臣的遭遇及驻藏大臣制度的终结,显示出中国近代西藏的命运与祖国命运的紧密联系,同时也昭示了改革驻藏大臣制度的迫切性和历史必然性。     

驻藏大臣奎焕评述

驻藏大臣奎焕是升泰的接任者,奎焕在担任驻藏大臣期间,中国内忧外患相继而至,西藏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的信任度降低,导致驻藏大臣权利架空,使奎焕的职权未能彻底行使,致使驻藏大臣办事能力低下,直至奎焕离任时都未能解决派人重新勘界和撤换瞻对藏族官员的两件大事。面对帝国主义的侵略,风雨飘摇的清朝政府始终未放弃向西藏地方派遣驻藏大臣行使中央政府的职权。     

驻藏大臣松筠的治藏功绩及其治边思想

松筠一生久任边官,政绩卓著。目前,学者多因其在新疆任职时间最长、政绩最为显著而对此研究较多,而对于松筠在西藏的任职情况则研究较少,可见的多为一些简单介绍。研究松筠在藏期间的功绩,可全面了解他的治边思想。     

清代笔记中的西藏

清代笔记卷帙浩繁、内容丰富,记载了大量有关西藏的史料,既可与《清史稿》《清实录》等正史相互印证,也可补正史之不足笔记中的史料涉及清政府数次用兵西藏、驻藏大臣设置、章嘉呼图克图等内容,体现了清代中央政府鲜明的国家主权意识和维护国家统一的坚定决心,也为我们更全面、更客观地了解清代的一系列政策治藏提供了重要的文献资料、清廷治藏的成功经验对解决西藏现实问题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论清驻藏大臣有泰在九世班禅赴印度事件中的应对

1904年7月英国人荣赫鹏进攻拉萨,十三世达赖喇嘛被迫离开出走,其留有的西藏政治真空给了英国人以可乘之机,他们开始笼络九世班禅喇嘛,最终1905年11月九世班禅离境赴印。造成九世班禅出关离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身为驻藏大臣的有泰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有泰在班禅赴印、在印、返藏的整个事件上的处理应变迟钝、手段空幻、姿态懦弱,令人深省。     

海峡两岸清代驻藏大臣与边疆治理学术研讨会综述

2008年9月27-28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港澳学术交流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西南民族大学、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联合主办的海峡两岸清代驻藏大臣与边疆治理学术研讨会在西南民族大学召开.     

清朝蒙古族边疆大臣的任职及汉文著述概况

清代是由满族建立的王朝,在以满族为核心的统治集团中,蒙古八旗是重要的依靠力量。蒙古族边疆大臣大多出身于蒙古八旗,比较集中地派出到西藏、新疆和外蒙古。选派蒙古族边疆大臣的出于朝廷对蒙古族的信赖因素,也有蒙古族在历史上影响、蒙古族与藏族和外蒙古的文化认同因素。蒙古族边疆大臣自幼接受蒙、满、汉多种语言文字教育,其汉文创作数量和水平都非常可观。     

试论清代驻藏大臣松筠对西藏的改革

正确评价驻藏大臣在西藏的功过是非与历史作用,是藏族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以松筠(1754—1835,清代蒙古正蓝旗人)论,他从1794年至1798年间,经授工部尚书兼都统,充任驻藏大臣,代表清廷掌管治藏大权,并承清廷草除积弊的谕旨,筹划和主持了一次冲击西藏社会关系中旧秩序、旧传统,给下层群众以一定实际利益的改革。本文拟对松筠的这次改革内容及其意义,进行初步探索。     

论我国边疆治理的体系转型与能力重构

在国家的历史叙事中,边疆治理是一个无法绕开的经典议题。在我国传统社会时期,边疆治理是一元化的治理体系,精英主义色彩浓厚。边疆治理能力主要体现为边疆防卫能力、民族关系处理能力、边疆秩序建构能力。改革开放30年以来,现代化浪潮以沛不可挡之势席卷边疆地区,边疆的社会形态发生了急遽嬗变,公民权利意识和利益意识逐渐觉醒,民主政治思想开始萌生。时代演变和社会变迁给传统边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提出了尖锐的挑战。当代边疆治理体系应该完成由一元化治理向协同共治的转型;当代边疆治理能力的重构,不但要完善边疆秩序建构能力,更要提升推动边疆发展的能力和完善公共服务供给的能力。     

明代西南边疆历史的动态呈现及方法论价值--基于《明朝统治下的西南人群与历史》

《明朝统治下的西南人群与历史》一书,从明代西南地方社会本身出发,通过僧人、士人与土官三种不同人群,再现了特定历史时期大理地区各阶层适应明王朝相关政策、维护自身利益并重构本民族地方势力的过程,展示明王朝与大理地方社会之间在合作与冲突之中最终达到相对平衡与稳定的曲折、动态的发展过程。不同于“典范民族史”以中央王朝为中心的视角,本书以地方人群为关键因素,涵盖了不同民族、不同人群所经历的各种历史事件,凸显各民族交通、交流和交融的的历史现场,说明发掘和还原边疆历史、社会自身的复杂性的必要性,有助于历史学、民族学、人类学等学科实现研究范式的多元化。而从地方社会历史出发,动态展现某一地区有关民族历史发展进程的研究方法,也能为提高民族工作质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帮助。     

近代中英直接涉及西藏事务高级官员之比较

近代中英两国在西藏问题上的角逐,虽主要是综合国力的比拼,但是具体的人的因素也不能忽视。考察1904年英国侵藏以来中英直接涉及西藏事务高级官员的个人履历可知,两国在用人机制和人员构成方面存在很大差距,两方人员的行政能力差异也很明显:大部分英国重要涉藏人员有过在藏或西藏邻近地区工作的经验,而且一半人员来自参与侵藏的职业军人或涉藏业务基层人员。他们年富力强,大都受过西方现代教育,且深通藏务,因久居要职而行政效率高。与之相较,光绪朝以来的驻藏大臣和民国涉藏官员则普遍年龄偏大、行事保守,综合素质差强人意。且因赴藏多为权宜选择,所以他们普遍对西藏事务热情不高、办事效率低下。深入探究这些差异,有助于进一步了解近代西藏问题复杂化的原因。     

民国驻藏官员蒋致余评述

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后,蒋致余跟随国民政府参谋本部次长黄慕松入藏致祭,后留任西藏四年。在藏期间,蒋致余致力于解决班禅返藏一事,并主持修建刘公亭、在拉萨禁革鸦片、开设国立小学、设立测候所、利用无线电台及时向中央政府报告西藏近况,与英帝国主义分裂行为进行了不懈斗争,为西藏地方的稳定及维护国家主权做出了自己的特殊贡献。     

清代西南边疆的国家儒学教化体系考述

清朝是历代中央王朝对西南边疆经略最为深入的一个朝代。清政府用"华夷一家""以汉化夷"的治边思想替代传统的"华夷之辨""以夷治夷",在西南边疆改土归流、开辟苗疆,推行崇儒重道和教化为本的基本国策和治理原则,大力施行国家教化,培养了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对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主流政治文化认同,在深层性及根基性的文化及信仰层面建构起西南边疆与内地的精神统一体,实现了西南边疆的稳固与统一。在当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代背景下,从意识形态的研究视角去考察清朝政府在西南边疆实施的儒学教化体系,论述该教化体系如何形塑了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主干——儒家文化的认同,可为我国当前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提供历史的镜鉴。     

宗教信仰与中国陆地边疆治理

中国陆地边疆治理是一个运用多种治理维度和手段的系统性过程。基于陆地边疆地区相对恶劣的自然环境、邻国厚重的宗教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落后水平等特征,宗教信仰在这一区域影响较大。不管从正面功能还是从负面功能来看,宗教信仰在中国陆地边疆治理中的功能不仅客观存在,而且影响至深。宗教信仰本身是一把双刃剑,既包含哲理性的内容,也有愚昧性的内容,在中国陆地边疆治理中它既有积极的功效,也存在消积的影响,因此在屏蔽宗教信仰负面效应的基础上,可以而且应该适当发挥宗教信仰积极治理功效。这种以软权力约束为特征的治理手段,对于整合边疆一定区域范围内的不同族群力量,压缩不利于和谐治理的异己力量,凝聚利于和谐治理的向心力量,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带一路”战略与中国边疆治理

"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为中国推动边疆经济发展和经济分配、整合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维护社会稳定和国家统一、协调陆地边疆和海洋边疆战略等行动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同时,也给中国边疆治理造成了新的挑战。在这个边疆争夺日益激烈,国家疆域形态多样化的时代,必须推动中国边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构建政府、市场和社会共同治理的多元主体,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建设,主动应对非传统边疆安全危机,积极对外传播中华民族的文化,进一步提升边疆形态多样化意识。     

情感固边：助推边疆治理现代化的有效方略

[提要]在国家治理现代化总目标和依法治国总方略的统领下,实现对边疆这一特殊区域治理的现代化,必然要求不断开发和运用一系列既符合科学性和先进性要求,又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优势的边疆治理方略。情感固边方略就是这样一种既符合党执政之基、新时代之需、系统化之理、实践性之要,又能从筑牢价值基石、生成内在动力、增加外部推力、保证主导力量、稳固安全根基等方面积极推进边疆治理现代化的有效方略。从多维视角推行情感固边方略,必须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施政理念,在生活习俗上始终尊重、在情感取向上始终贴近、在治理依据上始终把握、在政策选择上始终关心、在具体行动上始终回应边疆各族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共同期待,以此筑成情感相向、人心相齐、能量相聚的全民守边固边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