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变局中的驻藏大臣

西藏是清王朝西南边疆重地,清朝历代皇帝都高度重视驻藏大臣的选派。到了晚清时期,驻藏大臣及其藏区事务遇到了严峻的挑战,主要原因是晚清经历了太多的变局,驻藏大臣已难以恢复往日管理西藏的锐气。晚清后期,西藏地区遭受英帝国主义的两次入侵,西藏也滋生出一股股分裂的潜流,而驻藏大臣由于缺乏清中央政府的强有力支持和自身的心智短拙,无力应对帝国主义的讹诈和抑制分裂主义势力的膨胀,以至酿成驱逐清兵、拉萨满汉商民和驻藏大臣的悲剧。晚清变局中驻藏大臣的遭遇及驻藏大臣制度的终结,显示出中国近代西藏的命运与祖国命运的紧密联系,同时也昭示了改革驻藏大臣制度的迫切性和历史必然性。     

"海峡两岸清代驻藏大臣与边疆治理学术研讨会"综述

2008年9月27-28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港澳学术交流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西南民族大学、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联合主办的"海峡两岸清代驻藏大臣与边疆治理"学术研讨会在西南民族大学召开.     

清代藏族历史研究的新收获--曾国庆《清代藏史研究》读后

清代是藏族社会历史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对清代藏族历史的研究不但是藏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民族社会发展史研究的重点之一。多年来,曾国庆先生将学术研究的主要精力投入清代藏族史,不断有新的成果问世,继《清代驻藏大臣传略》、《清朝驻藏大臣制度的建立与沿革》等书之后,又将近些年刊发于国内多家刊物的探讨清代藏族历史的论文辑为一书,以《清代藏史研究》为题公开出版,为读者了解和研究清代藏族历史提供了可贵的参考。此书共22万余字,收入作者论文21篇,书后附有《清代驻藏大臣一览表》。论文的重点是作者多年来用力甚勤的清代藏…     

清代驻藏官员的设置和职权

清代对于地方官员的设置,内地各省,大致相同,而对于边疆省分,如东三省、蒙古、新疆、西藏等省,则“设官分职,随地异宜”。例如东三省设盛京将军,绥远设都统,新疆设伊犁将军及乌鲁木齐都统统辖全境。复于各地分设领队大臣及参赞大臣,而于西藏则设驻藏大臣和帮办大臣,所属地方官吏和武职人员,亦各有不同。欲研藏史,对于当地设置官员的情况,亦有研究之必要。兹将有清一代,近二百七十年来的驻藏官员的设置和他的职权,简述如下:     

从驻藏大臣制度看清朝对西藏的统治政策

驻藏大臣是清朝总理西藏一切事务的最高行政长官。驻藏大臣从最初设立到最终形成稳定的制度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这一过程也可以说是清朝对西藏统治政策的一个"法制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清朝政府制定了较为全面、完善的治藏法令。这些法令的颁布和实施对维护当时国家的统一,促进西藏地方的稳定与发展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本文就从驻藏大臣制度的建立及其完善的过程出发,分析清朝政府在这一过程中相继颁行一系列治藏法令的内容及其发挥的作用,以期对当前我国民族政策和法律的制定提供一些借鉴。     

清代治理西藏策略之演变

清代治理西藏大致分为两个时期,在第一个时期(1644—1720),清政府对于西藏的控制是松散的,但这种松散之中深藏着高深的政治智慧;同时,在西藏一直采取温和的休养生息政策,营造了一个良好且宽松的社会、政治和宗教环境。第二个时期,也就是1720年之后,清政府在西藏逐步设立完善的行政机构,并派遣驻藏大臣。然而,这种稳定的政治结构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遭到了破坏。纵观清代各个时期的治藏政策,可以归纳出清代治理西藏的策略与清朝本身的国力兴衰密切相关。     

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视域对《西藏白话报》的再审视

20世纪初，清政府驻藏大臣联豫在英国对中国西藏虎视眈眈、中央政府推行治藏“新政”、西藏地方政局复杂化的背景下，在西藏拉萨创办以“爱国尚武，开通民智”为宗旨的汉、藏双文《西藏白话报》深受西藏地区各族同胞的欢迎。《西藏白话报》在倡导“反帝爱国”，维护祖国的统一、倡导“通用文字”，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倡导“发展西藏”，加强西藏地方与中央的联系、倡导“开通民智”， 形成西藏社会新风气等方面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对于我们当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维护中华民族的团结和祖国的统一都具有重要的启示。     

试析清朝治藏政策

清朝为了加强对西藏的治理曾采取一系列重大措施,当时清政府的治藏政策有设置驻藏大臣,订立治藏章程;"众建而分其势";派驻官兵,整顿藏军;设立台站,"厘定疆域".当时清政府振兴西藏经济的措施有改革乌拉、租赋、钱法、贸易制度;活跃民族贸易;创报、兴学、发展农牧工矿业和加强交通、邮电事业的开发等.总之,清朝的治藏政策,对维护国家的统一,抵御外敌的侵略,发展西藏经济起到重要的作用.     

清代笔记中的西藏

清代笔记卷帙浩繁、内容丰富,记载了大量有关西藏的史料,既可与《清史稿》《清实录》等正史相互印证,也可补正史之不足笔记中的史料涉及清政府数次用兵西藏、驻藏大臣设置、章嘉呼图克图等内容,体现了清代中央政府鲜明的国家主权意识和维护国家统一的坚定决心,也为我们更全面、更客观地了解清代的一系列政策治藏提供了重要的文献资料、清廷治藏的成功经验对解决西藏现实问题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试论清代驻藏大臣松筠对西藏的改革

正确评价驻藏大臣在西藏的功过是非与历史作用,是藏族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以松筠(1754—1835,清代蒙古正蓝旗人)论,他从1794年至1798年间,经授工部尚书兼都统,充任驻藏大臣,代表清廷掌管治藏大权,并承清廷草除积弊的谕旨,筹划和主持了一次冲击西藏社会关系中旧秩序、旧传统,给下层群众以一定实际利益的改革。本文拟对松筠的这次改革内容及其意义,进行初步探索。     

驻藏大臣奎焕评述

驻藏大臣奎焕是升泰的接任者,奎焕在担任驻藏大臣期间,中国内忧外患相继而至,西藏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的信任度降低,导致驻藏大臣权利架空,使奎焕的职权未能彻底行使,致使驻藏大臣办事能力低下,直至奎焕离任时都未能解决派人重新勘界和撤换瞻对藏族官员的两件大事。面对帝国主义的侵略,风雨飘摇的清朝政府始终未放弃向西藏地方派遣驻藏大臣行使中央政府的职权。     

有泰与清末西藏政局的演变

有泰作为1903-1904年间的驻藏大臣,在应对英国侵略西藏地区时,在清延＂勿开边衅＂的旨意下,一味迎合侵略者,甚至协助侵略者与西藏地方签约。他的所作所为不仅给国家利权造成重大损失,而且成为促使清末民初西藏政局恶化的因素之一。     

19世纪初期西藏政体架构的演变——以九世达赖喇嘛的亚谿问题为例

清代《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的颁布和实施为西藏地方政体的运行提供了量化的、可操作性的行政架构。但这种结构文本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仍存在一些操作性的问题,九世达赖喇嘛灵童的遴选与亚谿问题就是对这种结构执行的一次挑战。从九世达赖喇嘛的亚谿问题出发,可以综合看到19世纪初期驻藏大臣、摄政及噶厦贵族相互博弈政治格局下,作为地方行政架构在执行中所出现的一些问题以及清廷对这些问题的相应对策:驻藏大臣在实践其权限上的消极,其背后是中央政府政治经济实力的由盛转衰,直接影响了驻藏大臣对"二十九"条的执行;另一方面是西藏僧俗集团借机挑战业已形成的政治架构——僧侣的至高权力、中央王朝、贵族势力互为制约、监督、平衡。这种变化的直接体现就是九世达赖的遴选及其亚谿封地的"被让渡",其本质是贵族政治对权力的争夺一度占据上风。     

边政与财政:边疆治理视域下的清代茶叶边销模式

清朝政府因地制宜，因俗而治，在不同时期、不同区域推行了茶马贸易、陕甘茶引、以票代引、四川边引、部票贸易等五种不同的茶叶边销模式。五种茶叶边销模式的茶源地、茶叶种类、经营主体和课税标准差异明显。茶叶边销是清政府治边的重要策略：一方面，清政府通过茶叶边销征收茶税，增加财政收入，为其治理边疆提供财政支持；另一方面，清政府充分利用市场的力量，通过茶叶边销降低其治理边疆的成本。此外，茶叶边销还促进了内地和边疆地区的商品交换，推动了边疆牧区土特产的商品化，推进了内地与边疆地区的经济一体化进程，促进了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对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历史疆域的稳固意义重大。它促使清代边疆地区形成点、线结合的贸易网络，推动了清代边疆城市的兴起与发展，从而塑造了清代边疆地区新的城市空间分布体系，奠定了后来中国边疆城市发展的基本格局。     

珞藏传统贸易文化联系考述

珞巴族与藏族是我国西藏地区的古老民族,彼此之间的贸易与文化联系历史悠久。珞藏之间食盐、藏刀、毛皮、染料等的交换活动往来频繁。藏文化对珞巴族影响较大,体现在其部落文化生活的许多方面。目前,绝大多数珞巴族人口生活在中印领土争议东段地区。受边界争议影响,珞藏之间的贸易文化联系也趋于弱化。对这种古老关联的考察,对于我们了解珞巴族与藏族之间的密切民族关系和深厚民族情谊有一定价值。     

清代档案与民族经济史研究

清代民族经济史研究,是我国古代民族经济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清代不仅是我国古代史上第二个由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建立的全国性封建政权,而且在这一历史时期,各族人民用辛勤的劳动,共同开发了祖国的边疆。从而,使这些地区的经济得以较快发展,与内地的各种经济贸易交往,日益密切和频繁。近年来,清代民族经济史研究工作,取得了一     

清朝蒙古族边疆大臣的任职及汉文著述概况

清代是由满族建立的王朝,在以满族为核心的统治集团中,蒙古八旗是重要的依靠力量。蒙古族边疆大臣大多出身于蒙古八旗,比较集中地派出到西藏、新疆和外蒙古。选派蒙古族边疆大臣的出于朝廷对蒙古族的信赖因素,也有蒙古族在历史上影响、蒙古族与藏族和外蒙古的文化认同因素。蒙古族边疆大臣自幼接受蒙、满、汉多种语言文字教育,其汉文创作数量和水平都非常可观。     

清代乾隆时期新疆伊犁哈萨克贸易及其历史作用探微

清代新疆哈萨克贸易是边疆史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是清代西北民族贸易史中的重中之重,乾隆时期新疆哈萨克贸易发展迅速,其贸易中心地点也从乌鲁木齐转向伊犁,客观上成为这一时期清朝政府治理边疆政策之哈萨克政策走向的重要考量。     

国家大义:边疆治理视阈下清代云贵地区义仓建设研究

清朝承继并发展形成传统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大一统格局,常平仓、社仓和义仓的发展完善,使清朝在各省建立起集仓储和荒政为一体的社会治理机制,并在救灾实践中提升了边疆民族地区社会治理能力和水平。粮食储备和赈灾救民关乎国家安全和边疆社会稳定,清代国家治理过程中的整体行政能力和社会治理水平,较大程度上满足了云贵地区基层社会治理的需要,义仓建设作为多元协同参与的公共治理体系,其内地化发展态势深化了清朝政府对西南边疆地区自然资源的吸纳和社会治理格局的重构。义仓作为清朝政府应对灾害和荒年于各直省府厅州县地方设置的粮仓,其本质上是一种以民间社会力量参与为主、自主经管性质的救荒恤贫仓储类型和粮食储备制度,清政府通过义仓的建设和施济,较大程度上实现了对西南边疆治理的深度干预。清代云贵地区的义仓多设置于市镇,亦有部分建于少数民族村寨,存仓粮食主要由地方官员、士绅及民众自愿捐置,并在荒年通过无偿赈济的方式为灾黎提供保障。云贵地区的义仓经营管理及其灾荒赈济功能的调适与整合,是西南边疆地区内地化进程中国家治理和基层治理的重要样态,为清朝政府加强对西南边疆的社会治理提供了路径依赖。清代云贵地区在从华夏边缘向民族边疆变迁的过程中,内地化这一变迁主流成为西南边疆地区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协同并进的主要驱动力。义仓建设作为清朝国家强化西南边疆民族地区底层社会对国家认同的重要途径,是"国家在场"的"隐喻"。本文从边疆观与边疆治理的视角分析清代云贵地区的义仓体系的构建及其在西南边疆地区粮食安全保障和备荒救灾能力建设中的作用,以进一步探究清朝国家治理、边疆治理和基层社会治理制度和体系的丰富内涵。云贵地区义仓的建设是对传统重农重粮思想的体现和实践,是清朝加强西南边疆治理的重要策略,随着清政府在西南边疆地区统治秩序的规范化和系统化,义仓建设在灾荒赈济和西南边疆内地化的过程中提升了云贵地区基层社会的协同治理能力。     

晚清藏区“藏俗改良”运动述评

晚清时期,驻藏大臣在藏族地区开展的藏俗改良运动,不仅是藏区"新政"的一部分,也是全国"新政"运动的一部分。驻藏大臣借助在藏区"新政"的推行,一方面对西藏旧的政体进行了较大变革,以让西藏地方处于中央政府的绝对控制之下;一方面试图让藏族地区与汉族地区拥有共同的文化和价值观,通过对藏族传统社会中的"落后习俗"的改良和广兴教育,实现文化同构,为西藏社会的发展开辟道路。藏俗改良运动开启了民智,培育了新风,打破了藏族地区长期以来的文化封闭落后状态。但由于清王朝自身的腐朽衰落,西藏僧俗上层的抵触,群众基础的薄弱以及对西藏政教合一政权的强大力量和对传统习俗的超稳定性缺乏深刻认知,导致藏俗改良运动失败。这场运动,是驻藏大臣落实清政府在全国推行民风民俗改良统一部署工作的一部分,并非驻藏大臣自己设计实施的专门针对藏族地区而采取的措施。在运动过程中,虽然确有一些方法措施显得简单、粗暴,但似乎与"大民族主义"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