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国家视阈下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研究

现代意义上的民族(nation)概念是与民族国家(nation-state)的建构与全球扩张联系在一起的。从本质上说,民族就是取得了国家形式的人群共同体。而中华民族就是这样一个人群共同体。它不仅有着丰富的政治内涵,更是支撑中国民族国家制度的基础性政治资源。但是,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剧,西方各种政治思潮渗入我国,加上我国一些政策取向及边疆治理方略的偏差,使得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凝聚力受到了侵蚀和稀释。因此,为了进一步巩固和夯实中国民族国家制度,我们必须要珍视这一在历史发展进程中逐步形成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宝贵政治遗产,凝聚价值共识,并以实际的举措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促使中华民族沿着更加增进内部凝聚的方向发展。     

民族国家建设视域下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具有共同历史文化的民族实体在近代基本形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华民族成为“国家民族”,由历史文化共同体发展为政治共同体。新中国的民族国家建设,政治上以各民族共同当家作主和民族区域自治为主要方式,经济上以共同富裕为目标、以扶持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为主要手段,文化上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引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传承保护各民族优秀文化为基本路径,既建设“全民一体”的中华民族,也建设内部文化结构“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这种路径与西方国家近现代民族国家建设路径有所不同。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注重把握“统”与“分”、“同”与“异”、“多元”与“一体”的关系。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观的共同体意识与共同体诗学构建

尽管以“少数民族文学观”作为统摄国内非汉民族文学之全称的观念“发明”及其体制化、系统化的理论构建,直至新中国成立后才得以全面展开,但自晚清以降,传统帝国话语向现代民族国家话语转型,多民族中国的民族问题成为现代民族国家构建的关键问题,那些非汉民族的文学在上述语境中即受到重视,这为少数民族文学观新中国成立后的构建提供了极具历史承继性的中国经验。从“民族国家共同体”到“现代化国家共同体”,再到“中华民族共同体”转型的百年进程中,如何正确处理中国多民族文学的“共同性”与“差异性”、“同一性”与“多样性”关系等问题,彰显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相契合的中国文学共同体特征。由此,“少数民族文学观”开始向“多民族文学观”进行观念的迁移,共同体诗学构建问题凸显。     

多民族国家建设中民族整合的双重困境及其突破——苏联和澳大利亚民族整合政策的比较分析

现代多民族国家建设的核心意图是培养各民族对国家的整体认同感。对于多民族国家而言,作为文化共同体的民族与作为政治共同体的国家存在着冲突,这种身份差别扩大了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张力。在国家建构中,多民族国家设计了不同的民族整合方案,其中苏联利用了"族群联邦主义"的政治化族际整合模式,澳大利亚采取了"多元文化主义"的民族整合政策,这两种民族整合方式在缓解旧问题的同时又产生了不同程度的民族认同问题和国家认同危机。现代国家建设中的民族整合双重困境为理解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下的民族问题提供了新思路,在处理国家与少数民族问题上,必须强化国家能力建设,培养民族的向心力,提升民族的国家性。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一个重要理论和实践创新就是首次明确提出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并清晰指明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之间的关系。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是区别于其他社会形态、其他国家的现代民族建设的全新实践路径，必须放置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大逻辑下来审视、推进现代民族建构，在服务和融入现代国家建设的进程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对民族意识的决定性作用，同时高度重视意识的主动性和相对独立性，在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中实现理论政策现代化、民族意识现代化和经济社会基础现代化的有机统一。     

论新时代民族事务治理中共同体的构建——以多民族国家民族精神共同体为理念

多民族国家民族精神共同体旨在构建跨越族性、超越族裔民族主义的共同体价值,建立多民族国家、社会与各民族之间良好的情感沟通与认同理解,促进各民族的共同体意识。从政治哲学的角度,兼具共同性与包容性的民族精神共同体为新时代民族事务治理提供共同价值与精神凝聚力,培育多民族社会的交往理性,有助于构建符合现代化的国家和民族关系,加强共同体建设,促进各民族的国家认同。以多民族国家民族精神共同体为理念,新时代共同体建构的主要路径是推进族际政治文明的建设,改进政府治理理念和方式,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由此可维护我国各民族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和谐共存的稳定结构,避免其他一些国家所经历的现代性危机和族群矛盾激化危机,进一步提升国家的软实力。     

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与民族干部成长——以佤山地区民族干部人生历程为研究视角

新中国民族干部人生历程见证着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与政策落实于民族地区的完整过程,通过考察、梳理民族干部的生命历程,能够直观反映中国共产党施行民族政策的时机、方式与步骤,也能够生动把握民族地区少数民族如何通过民族政策来树立国家认同,以及如何逐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程。作为“直过”(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民族,20世纪50年代以前,佤族聚居地域整体较为封闭,现代化程度低,国家意识不强,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民族干部的努力下,该地区快速走上了现代化发展轨道,铸牢于中华民族共同体之中。从生命历程理论视角来看,民族干部成长经历恰好契合了中国共产党推动民族地区发展的方向和目标。     

现代国家建设的一体化与民族群体的特殊性何以和谐——基于对云南K县苗族自发移民问题治理的个案分析与讨论

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多民族国家,为了巩固国家共同体的稳定性：中国必然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加强国家建设,增进国家的“一体化”,而国家的多民族特征则易引发民族群体的特殊性与国家一体化之间的矛盾,云南K县苗族自发移民问题的产生正是这一矛盾的鲜活表现。因此,对苗族自发移民问题治理的探讨,不仅可以为云南K县苗族自发移民问题的有效解决提供帮助,也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探寻现代民族国家建设的一体化与民族群体的特殊性和谐的条件。     

中国共产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成功实践——以中央民族访问团为中心的考察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在历史发展中逐步形成的,中国共产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是一个连贯的、相互继承的历史过程,各时期有不同内涵与特征。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的铸建工作在中央民族访问团的活动中得到集中体现,主要在于铸牢三种认同意识: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凸显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以往旧政权本质的不同,加之抗美援朝的爆发及“祖国边疆,不容侵犯”思想的传布促进了各民族对国家的体认;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通过政策宣传、制度实施及“以心换心”的工作态度与作风,各民族对中国共产党信任感和认同感有了极大提升;对中华民族的认同,访问团运用多种方式对汉族与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之间及少数民族内部的关系进行了疏通,效果显著,使中华民族是一个团结友爱的“大家庭”成为主流表述,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明显增强。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民族价值探析

为了应对新时代不同价值观的挑战,我们必须正确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价值所在。正是基于民族的政治价值,中华民族概念得以提出并在民族解放、国家独立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957年之后至改革开放前,我们坚持独立自主但忽视了民族价值也需要新的政治文化和民族精神来充实才能应对社会变化的、潜在的冲突的客观事实。改革开放阶段,在经济高速发展进程中,我们又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统一民族的共识价值对国家建设的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引导我们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民族精神和价值观方面重新审视,具有重大意义。新时代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知上更重视开放性价值、更重视爱国主义的实践价值、更重视同胞之间的关联价值、更重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规范价值。     

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创新性贡献

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创新性贡献承载着中国五千多年民族融合发展的文化基因，蕴含着中国共产党处理民族问题的理论智慧和实践经验，在逻辑和现实的双重意义上为民族工作的新时代推进注入了鲜活的理论、实践和战略资源。在形成发展上，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的创新性发展、对中华传统民族观的创造性转化，不断阐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与实践；在理论上，创造性地提出“一条主线”“五大认同”和“四个与共”；在实践上，强调党的领导在开创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新道路中的作用，全面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提升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在战略上，从民族复兴的高度凝聚各民族共识，以现代化的视野强调各民族共享发展和共同富裕，以各民族对美好生活向往的视角实现全国各族人民当家作主。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下民族互嵌型社区治理研究 ——以南宁市中华中路社区为例

[提要]推动建立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是加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内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民族互嵌型社区治理的理念指向,有利于集体行动逻辑困境的纾解,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民族互嵌型社区的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既是对新时代各种复杂形势的回应,也巩固着现代中国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特性;立足民族互嵌型社区的功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社会基础。“民族情深党旗红”的中华中路社区治理模式主要特点是：党建引领民族互嵌型社区品牌建设,文化共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网格化管理维护社区秩序稳定。新时代民族互嵌型社区治理的长效运作可以从多元主体参与机制、治理绩效评估机制、法治运行保障机制三方面进行完善。     

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研究述评

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强调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华民族共同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理念,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研究达到了新的高度和深度,更加关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国民(公民)单元”“一体性”“共同性”,基于国族建构视角,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放到现代民族国家建设场域之中来审视。使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研究相较以往有了更多创新发展。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基本内涵”“历史研究”“理论探讨”“实践路径”“未来展望”五个维度做梳理评述,更好服务未来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需要。     

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多维政治整合机制探析 ——以“五个认同”为分析中心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一个在历史悠久和超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国家建设的系统政治文化工程。“五个认同”作为中国民族理论与政策的特色话语与概念表达,往往被视为民族事务治理的价值目标,从认同维度衡量中华民族建设的实践成效。从国家建设的政治理论出发,“五个认同”还蕴含多维政治整合机制,是现代国家通过领土整合、国民整合、文化整合、政党整合和制度整合,实现各族人民认同中华民族作为命运共同体的政治过程。深入发掘和认识“五个认同”体现的政治整合机制及其实现过程,是理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践路径的关键。     

法理与政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论探微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基于对历史正反经验的总结以及对当前国内外形势研判后提出的重大命题。作为新时代的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其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的实现影响深远。从法理和政理视角来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基础包括中国古代“大一统”理念、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民族”的论述，以及近现代学者阐释的“中华民族”和“共同体”的概念等。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过程中，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好三对辩证关系，即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珠联璧合的关系、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双向互动的关系，以及与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的实践同频共振的关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可以从两条路径上获得实现，一是思想共同体、制度共同体和文化共同体的共同构建，二是中华民族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人与自然共同体的逐步推进。     

筑牢民族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路径探讨

现阶段,培养民族学生一定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已经成为学校教育的共识,而且民族学生是特殊群体,筑牢民族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仅是少数民族发展的需要,还对国家进步、社会稳定具有积极意义。筑牢民族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具有长期性与系统性,结合实际不断探索筑牢民族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路径至关重要。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发展完善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百年回溯

中国共产党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百年历程,是运用正确的理念、政策与制度团结凝聚中华各民族,并在此基础上探索形成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历史过程。作为这条道路的重要内容与制度保障,民族区域自治在不同历史阶段受到西方民族国家理论和苏联民族政策的影响,但最终皆服务于中国的整体国家建设,并伴随着民族事务治理实践逐渐被赋予中国特色的制度内涵,实现了理论与实践的创新。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历史时期,回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进程中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从理念到实践的探索、确立与发展过程,关注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需要不断完善的问题,有助于充分发挥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显著优势,从而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从熟人社会到现代治理：民族地区互助共同体的表现形式及目标走向

中华民族的互助行为源远流长,为了应对社会风险,人们逐步建立了家庭、家族、民族内和民族间自发共同体,这些共同体在加强熟人社会团结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现代社会的风险冲击下适应性明显削弱,需要建立现代互助共同体以提升民族地区的治理能力。现代共同体的构成要素包括政府积极介入、共同价值观、制度理性、立足传统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现代互助共同体走向生人互助模式,在拓展资源共享、增进民族团结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进入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应将互助共同体融入民族地区社会治理,提升基层治理能力并引导居民自治、发展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注重乡村互助文化的创新发展。     

语言·文化·民族:民族语言认同与民族共同体的建构

语言是人的现实的意识,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民族语言是民族存在的象征,是构成民族的最基本要素之一,它表达、显现与传承民族共同体意识。民族语言是民族共同体形成、聚合的基础,因而增进民族语言认同是建构民族共同体的重要途径。民族地区要坚持语言平等政策,全面、科学地推进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教育和使用,以达到少数民族语言认同与国家通用语言认同的有机统一。     

流动空间与国家认同：民族地区高铁建设的时空政治

流动空间的形成是多民族国家社会整合和边疆治理的重要基础。在现代社会中,与交通运输发展密切相关的流动空间促使时空格局持续发生变化,为国家认同的形成与强化奠定了坚实基础。作为一种流动空间的生产与再造,少数民族地区高铁的发展既是“流动的治理”,也是“治理的流动”,兰新高铁、南广高铁等少数民族地区高铁列车的开行通过物理空间与社会空间的双重构建,不仅从社会关系、价值观念和身份认同等层面促进了民族融合与民族团结,为各民族成员构建国家认同提供了可视化框架,而且具有特别的符号象征意义,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发挥了关键作用,有助于提升边疆社会治理效能,也为边疆民族地区交通政策的制定提供了参考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