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南与温州农村地方金融结构与支农绩效比较研究

苏南和温州都是中国东部发达地区，也是率先进行农村金融创新的地区。但两地由于民营经济发展基础不同，政府支持方式不同，分别形成了以农村商业银行发展模式为特色的苏南农村地方金融组织结构和以农村合作银行发展模式及发达的民间金融为特色的温州农村地方金融组织结构。这两类农村地方金融结构虽然有不同的特点，但都已成为农民、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金融支撑。计量分析表明，苏南和温州地区的农业贷款和乡镇企业贷款对农民人均纯收入都有显著的增收效果。但由于农业政策性金融支农不足，两地农村商业金融、合作金融也存在着同时承担政策性金融业务和商业性金融业务的矛盾。分析表明，农村地方金融发展模式多样化有利于强化农村金融的支农作用，农村金融机构目标多元化则不利于农村金融发展及其支农绩效的提高。     

金融发展、财政支持与城乡收入差距--基于重庆2009-2012年各区县面板数据分析

利用重庆2009—2012年各个区县的相关数据,对金融发展、财政支持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财政支出水平的提高对不同区县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不同。最后结合重庆区域经济发展提出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对策建议。     

信贷刺激、财政引导与农村消费脱困

文中运用时间序列分析方法,实证检验了财政金融政策刺激农村居民消费的实际效果。研究表明：农民当期消费受当期纯收入的正向控制,农村信贷的增加对农村消费有强劲的促进作用,而财政资金对农业的投入与农民消费呈负相关关系。因此,摆脱农村消费困境不仅要提高当期农民收入,而且要配合适宜的财政支农和农村信贷投入政策,通过财政、金融协同支...     

供需均衡视角下山西省农村金融现状分析及对策

农业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基础产业,农村金融是农业生产、农民增收的重要保障。山西是地处中部的农业大省,农业人口占全省总人口的2/3。作为中部崛起战略重点建设的地区之一,受全省经济转型的拉动,山西省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迫切需要金融的大力支持。本文以供需均衡为视角,针对山西省农村金融发展现状,深刻剖析农村金融供给不足的原因,围绕以强化政策性金融、坚持合作性金融为重点的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发挥地方政府配套政策的支持作用,优化农村金融生态环境,建立信贷资金回流农村的长效机制,实现金融资源在城乡之间的合理配置。     

贵州农业生产、财政农业支出、非农就业与农民收入的协整和误差修正分析

根据贵州省1985-2008年的统计资料,运用协整分析与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法来探讨该省农业生产、财政农业支出、农村居民非农就业与农民纯收入的动态关系。结果表明：贵州省农业GDP对农民实际纯收入的影响不太显著,农业财政支出的增加并未很好地带来农民收入的提高,而农民的非农就业对农民增收具有促进作用。因此,改善农业财政投资结构以及推动农民非农就业才是提高农民收入的有效途径。     

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的影响与冲击——基于VECM模型的实证研究

中国农村金融在作为农业大国的情况下不仅发展相对落后,其支农的力度、结构都存在不足,导致中国农村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促进作用不显著.采用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M）实证分析1978-2011年中国农村金融对农民收入的影响与冲击.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收入的增长主要源于农民工资性收入的增加,外生于中国经济内生于国家发展战略的农村金融却没有很好地促进农民增收.财政支农在力度和结构上都存在不合理的因素导致无法发挥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同时,农村储蓄和农业信贷由于“金融抑制”、“金融门槛”等不合理农村金融环境因素的影响也无法从根本上发挥其促进农民增收的作用,加之国家发展战略的配合,进一步加重了农民的贫困.     

我国农村政策性金融发展的国际借鉴与改革建议

农村政策性金融的发展,对于深化农村金融改革和粮棉流通体制改革,完善农村金融服务,弥补财政支农不足,加强农业基础地位,保护农民收益,都具有关键性作用。立足于中国农村政策性金融的现实问题,在借鉴发达国家比较成熟的政策性金融制度的基础上,提出了对现行农村政策性金融的改进建议。     

论财政对农业信贷担保体系的支持——以甘肃省为例

农业信贷担保作为解除农业信贷约束、缓解农民贷款难问题的有效途径,在我国农村金融体系的建设中处于初级阶段.以甘肃省为例,从供需两个角度,理论和现实两个层面,分析了财政支持农业信贷担保体系建设的必要性,并根据发展现状,提出财政支持农业信贷担保体系的四大机制.从而为增强财政与金融支农联动机制,化解农业投入不足难题,促进现代农业发展提供新思路.     

广东农村金融发展同农民收入增长实证研究

本文采用灰色理论中的关联分析法,利用农村金融规模、农村金融支农力度、农村货币化程度作为参考序列,农民全年人均纯收入、农民全年现金收入、人均纯收入年增长率作为比较序列进行灰色关联分析。分析表明: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明显,农村货币化程度提高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尤为明显,而农村金融机构数量、贷款规模、存款规模的缩小同金融支农力度的减弱则对农民收入增长有抑制作用。     

取消农业税后辽宁“三农”新问题及对策

辽宁省从2005年开始取消农业税,同时加大各项惠农政策扶持力度,极大地激发了农民投入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全省粮食产量、农业总产值逐年上升,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持续较快增长。取消农业税后,与新形势相适应的农村行政管理体制没有完全形成、与新农村建设相适应的公共财政投入机制尚未完全建立、确保乡村基层组织正常运转的财政体制没有完全确立、新的农村基层工作机制没有完全形成、农民负担出现反弹新苗头等,成为制约农业发展与农民增收的新问题。提出继续加大财政支农力度、坚定不移地推进农村综合改革、逐步解决农村税费改革遗留问题、建立与农村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农村金融体系、完善对农民负担的监管体系等建议。     

杨凌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农村金融改革试验与政策建议

解决"三农"问题,要靠金融强力支持与推动;发展现代农业,需要高效运转、便捷、低成本的现代农村金融体系作保障。必须推进农村金融创新,构建多层次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才能满足"三农"发展多元化的信贷需求,促进农村经济和谐发展。杨凌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在农地使用权、大型农业机械设备设施、农业生物资产、农业知识产权和专利等农村产权抵押方面做了大量改革探索,初步解决了农民贷款抵押难、资金筹措难、农村产权变现难等突出难题。为了总结、推广此项惠及农民的农村金融改革试验,推动农村金融改革向纵深发展,提出设立"杨凌农村金融改革试验示范跟踪研究与模式推广"重大课题,组建国家级研究团队,探索建立"现代农业产业—科技—人才—金融—财政—保险"一体化大平台,成立国际农村金融培训中心,开展农村金融学术交流与人才培训,建立"产业—科技—金融信息服务"联合机制,积极探索形成农产品期货、农业保险参与、适度竞争的农村金融市场体系,率先建立"专业农户注册登记"制度,逐步培育农村金融需求主体等若干政策建议。     

金融压抑与农民增收关系的实证研究——以常德市为例

我国农村金融压抑的特征主要表现在农村金融组织资源供给不足、农村金融机构功能不全、金融机构城乡与区域布局失衡并存、农村金融机构的资产质量不高等方面。本研究以常德市统计数据为研究基础,采用回归方法分析了金融压抑对农民增收的影响,发现：农业贷款额、三农投入额与农民收入变动之间呈稳定的正向函数关系且两者对农民收入影响的贡献率是不同的,农业贷款额为0．448,三农投入额为0．57,说明金融功能发挥不足,处于压抑状态。因此,应加强农村金融组织建设,改善金融压抑状态;创新信贷服务方式,提高金融服务水平金融扶持新兴农业产业,创造农民增收亮点等,以促进农民收入增加。     

农村金融发展与农业经济发展的关系研究——以山东为例

采用1986²009年的数据分析了农村金融发展与农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山东省农村金融发展与农业总产值表示的农业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一种稳定的均衡关系。格兰杰检验结果显示,农村金融结构和农村金融效率是农业经济发展的格兰杰原因;农业经济发展是农业金融深化率的格兰杰原因。进一步协整分析发现,从长期来看,农村金融结构和农村金融效率对农业经济发展起着正向的促进作用,而农业金融深化率却与农业经济的发展呈现了反向关系。从误差修正模型的分析结果来看,农村金融结构和农村金融效率的短期变动对农业经济的发展有着正向影响。综合而言,山东省农村金融的发展促进了农业经济的发展,但在一些方面对农业经济的发展有抑制作用。     

县域农村合作金融机构信贷风险的影响因素

运用随机效应的变截距回归模型,以陕西省104个县域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的数据为例,对农村合作金融机构信贷风险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财政支农、农业贷款市场份额和机构治理水平提高,农村合作金融机构不良贷款率显著下降。地方政府财政赤字越大,农村合作金融机构不良贷款率越高。从发展农业现代化,扩大财政支农乘数效用,降低农村金融门槛,完善金融机构治理机制和规范地方政府融资渠道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中国当前农村金融体系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从农村金融体系变迁的原动力出发,分析了在现有的经济、金融制度下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及农民等各方行为对农村金融体系变迁所造成的影响,提出了中国农村金融体系建设和发展的目标和具体措施选择。     

湖北农村金融发展与农业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利用1990-2008年间湖北省的数据,对湖北农村金融发展与农业增长的关系进行的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农村金融发展与农业增长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农村金融发展是农业增长的格兰杰原因。对1990-2008年间全国与湖北省数据的进一步分析表明：湖北的农村金融相关比率远低于全国水平,湖北省农村金融发展存在金融抑制,未能对农村经济增长做出应有贡献。提出了建立多元化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强化农村金融市场的竞争机制等政策建议。     

论农民金融发展权的制度构建

从权利属性考察农民金融发展权,其具有宪法基本权利属性。作为金融领域农民享有的基本权利,其权利体系包括金融借贷权、农业保险权、合作金融权,在农村金融法制建设上,应主要围绕农民金融发展权进行制度构建,制定并完善包括农村土地流转法、农业保险法和农村合作金融法等在内的各种农村金融法律制度。     

湖南省金融发展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关系实证研究

基于VAR模型、协整检验以及格兰杰因果检验,利用湖南省农村地区的金融发展规模、金融发展效率以及金融发展结构三个指标,对湖南省金融发展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实证研究表明,金融发展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之间存在长期的协整关系,湖南农村金融结构和效率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呈负向作用关系,而湖南农村金融规模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呈正向作用关系。     

金融科技促进了农民增收吗?

促进农民增收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目标之一,也是当前实现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本文基于我国2013—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构建农村三产融合发展水平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探究金融科技与农民收入增长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金融科技发展显著促进了农民收入增长。机制分析发现,金融科技通过农业产业链延伸、农业多功能性发挥与农业服务业发展等农村三产融合发展路径积极作用于农民收入增长。同时金融科技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存在动态非线性关联。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接入水平相对较高省份与农村人力资本水平相对较高省份的金融科技增收效应更强。为更好发挥金融科技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带动作用,应进一步推行差异化的金融科技支持政策,打造农村三产融合发展支撑点,强化农村金融科技发展的人力物力保障,夯实农村金融科技创新发展的基础。     

民国时期江南农村金融组织述论

农村金融组织是以信用为手段,主要为农业以及农村居民提供金融服务的经济机构。民国时期,江南农村金融组织为江南农村农民提供了一定资金,为恢复和发展江南农村经济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民国时期江南农村传统金融组织与现代金融组织并存的特征,对当今农村金融组织的建立与发展仍有其宝贵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