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丘陵地区实施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的对策思考——以四川南充市发展家庭农场为例

加快推进农地适度规模经营、培育发展家庭农场,是完善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制的重要内容,也是优化配置农业资源、提高资源利用率、劳动生产率和土地产出率,保证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稳定的必由之路,还是保障农产品数量和质量安全的有效措施之一。家庭农场有利于提高土地流转效率,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发展现代农业,实现统筹城乡发展。文章分析了四川南充地区在推进农地适度规模经营、培育发展家庭农场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提出了加快推进农地适度规模经营、培育发展家庭农场的对策建议。     

牙克石市机械化家庭农场适度经营规模初探与思考

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是实现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牙克石市在实行规模经营家庭农场制,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上,走在了全国前列。本文通过对牙克石市20个不同规模大小的典型家庭农场的调查分析,初步测度了适合当地实际的家庭农场的适宜经营规模,并提出了相应发展思考。     

河南农业土地规模经营模式及效益分析

河南存在的农业土地规模经营模式主要有:家庭联合规模经营、种粮大户规模经营、农业龙头企业规模经营、股份合作规模经营、村委会集体规模经营以及农民专业合作社规模经营。农业土地规模经营不仅能产生规模效益,还能产生个体效益;不仅能产生经济效益、生态效益,还能产生社会效益。发展农业土地规模经营要根据当地实际,适度发展;要把发展农业土地规模经营放到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和农村稳定上来;要加快培育农业土地规模经营的主体,特别是要大力扶持农业龙头企业,重点培育种粮大户,鼓励发展各种股份合作规模经营和家庭农场规模经营等模式。     

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趋势、阶段性特征与制约——基于洞庭湖县市的调查分析

推行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是提升农业经营效益的关键,也是确保粮食安全的重要举措。基于洞庭湖周边4个县(市)的实地研究表明:在政府实行农地流转、加大补贴力度等方式的鼓励下,新型经营主体迅速增加,队伍年轻化趋势明显,职业素质不断提高,收入大幅度提升;务工收入与家庭承载力成为规模决策的主要参考变量,适度规模区间在反复实践中具有自然形成的趋势,家庭农场在适度规模经营中展现出明显优势;适度规模经营面临的瓶颈性制约主要为基础设施不完善,机械化水平不高,土地经营权不稳定,环境和食品安全标准界定不明晰。据此,从助推职业农民成长、创新社会化服务、推进土地制度改革和建立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机制等四个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当前农业规模经营的三种路径

基于调查经验和文献梳理,文章辨析了当前我国农业规模经营中三种路径的内在机制和相互作用。研究发现,农业企业化路径虽然改变了小农经济的面貌,却无法解决农业生产中的劳动监督和高度风险问题;农业企业化的失效催生了一大批规模适当的家庭农场,因为经营效果较佳,具有较强的生命力;但是各地政府出台的家庭农场扶持政策却在消解着以"中坚农民"为经营主体的适度规模经营的存在空间,而这些"中坚农民"不仅改造着传统农业而且在村庄中发挥着中间阶层的作用。     

基于全员生产效率视角的农业经营主体辨识

农业经营主体再次成为研究的热点,是坚持家庭经营还是推行规模经营成为争论的主要话题。通过比较分析小农、中农、家庭农场和农业企业的全员生产效率,发现农业生产的特殊性和劳动力使用导致了大规模经营主体全员生产效率低下。鉴于此,研究认为应该在坚持家庭经营为基本的前提下因地制宜发展适度规模经营,适当限制农业企业对大田粮食作物的经营,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农地规模经营法律规制的理论阐释与制度重构

正当性证成是规制农地规模经营的正当性基础,农地规模经营法律规制具有正当性。农地规模经营作为实现农业现代化发展的主要途径和重要手段,对其进行法律规制的关键在于构建法律规制理论框架,把控农地规模经营的"度",规避农地规模经营过程中的风险。农地规模经营法律规制具有制度正当性依据,其本质在于抑制政府滥用行政权,规范政府对农地规模经营行政行为的"适度"性。针对当前土地利用效率低下,农地规模经营法律规制制度滞后,农民土地财产权法律制度体系缺位等法律问题,提出发挥市场配置土地资源的功能和决定作用,建立以市场机制为导向的农地规模经营法律规制理论框架,促进农业绿色发展和产业发展,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     

公平与效率：中国农地产权制度变迁中的博弈——兼谈土地规模经营

中国目前“人地关系高度紧张”这个基本国情,决定了我国农地产权制度只能在保证公平的基础上追求效率,即在“平均地权”保证农民基本生活的前提下追求土地生产效率。目前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度对农民来说是一种既有效率又有公平的制度安排。家庭作为基本的农业生产单位,具有广泛的适应性,既适应于传统农业,也适用于现代农业,家庭的土地规模经营从国家战略上讲应当是一种趋势,当前中国农业效率追求的路径选择应是在农业生产经营环节的“统一服务”上做文章。     

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再认识——基于发展“中农-家庭农场”的思路

适度规模经营是农村改革以来具有特色的理论和政策概念。适度规模经营的合理性来源于农业经济和政治社会两个层面。在中国长时期保持"大国小农"的基本国情农情下,这两个层面均应兼顾。对东部发达地区和中西部农村的比较研究表明,当前中西部农村地区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主要实现方式是"中农-家庭农场",其经营规模具有"适度"的特征,其经营模式兼顾效率和公平,引领农业现代化。国家在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政策上,要明确支持新兴的"中农-家庭农场",构造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的社会基础。     

试论推进农村体制改革的迫切性和必然性

现行农村的双层经营体制,已不适应进一步发展农村经济的需要。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呼唤体制改革和创新。在不改变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前提下,在广大农民自愿的基础上,建立家庭经营和农户合作经营相结合的新型双层经营体制,有利于农村经济实现“第二个飞跃”,有利于农业生产进行适度规模经营。推进农村的体制创新,发展农业的合作经济,是建立现代农业的必由之路。     

宅基地退出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基于倾向得分匹配(PSM)的反事实估计

基于宅基地退出试点区安徽金寨县626户农户的微观调研数据,在考虑样本选择偏差和农户异质性基础上,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分析宅基地退出对农户收入的影响。结果发现:宅基地退出对农户经营性收入有负向影响,对农户工资性收入和家庭总收入有正向影响;农户宅基地退出,一方面通过缩小耕地经营面积、提高农业生产成本和减少亩均收入降低其经营性收入,另一方面通过增加外出务工人数、提高外出务工时长提升其工资性收入;由于农户工资性收入增加强度大于其经营性收入降低强度,故对其家庭总收入有正向影响;此外,不同教育背景、年龄段农户宅基地退出后收入变化存在差异,因此,应增强宅基地退出就业帮扶政策针对性,宣传宅基地退出政策的增收效应,实施差别化的宅基地退出政策安排。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再思考——基于沙洲坝档案和口述史的解读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最终取代人民公社制度成为我国农业生产经营的根本制度, 其根源在于它能够“尊重农民意愿、满足农民要求、维护和发展农民利益”, 这既是对新中国农业经济体制变革经验教训的总结, 也是今后制定和实施农业及农村政策的根本原则与要求。而要做到这一点, 就要正确认识农民及农民意识, 充分尊重和积极发挥农民的创造精神;要正确认识农业家庭经营模式, 大力扶持农业家庭经济;要进一步深化农地产权制度改革, 切实维护农民土地权益等, 以更好地解决当前农业家庭经营和农民生产生活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推动我国农业不断向前发展。     

家庭经营的弹性结构与渐进的中国农业现代化实践

现有农业现代化研究强调农地规模经营指标,将农民视为被动的主体,忽视小农户的发展权益,倾向通过制度安排和政策引导推动农地集中和规模经营。实际上,农民是以制度变迁中能动主体的身份参与中国城镇化、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他们根据资源禀赋灵活选择家庭劳动力配置模式和家计安排模式,这使农业家庭经营呈现出丰富的实践内涵,形成一种弹性的发展型结构。受这种弹性的家庭经营影响,一种以“家庭经营为基础,社会化服务为保障”的统分结合的渐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业现代化实践模式正在加速形成。适度的土地集中和规模经营速度与有序推进的服务规模化水平,使中国的农业现代化能够兼顾小农户的发展权益,显示出社会主义制度成果的深远影响。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农业生产关系的新变化及其启示

历史上,资本主义农业的发展道路是以农民被剥夺,农民与土地、土地的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为前提的。然而,战后五十年代开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农业生产关系出现了新的变化：一是土地所有权和经营权从分离趋向统一;二是家庭农场成为农业生产组织的主要形式。借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现代农业发展的经验,对我国农业生产关系作进一步的改革,赋予农民土地财产权,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农户家庭经营,是发展农村生产力和新农村建设、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及制度基础。     

农户主导型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规律研究

针对农户解决不好、政府或集体也解决不了的＂土地配置悖论＂,中央政府提出加强土地流转一般规律的研究。为了研究土地流转的一般规律,基于农户收入禀赋的一般特征,可把农民家庭归纳为＂五类农户＂。研究认为,农地流转的雁阵形态、驼峰分布、梯队演进、极化趋势与渐进流转特征体现了农户对家庭资源配置的占优匹配,因而是符合我国农业发展国情的,最受农民欢迎的流转模式。因此,在未来20年或更长时间,农户主导型流转模式将长期处于主流地位。任何违背国情的流转政策,不仅会造成＂三农＂问题的恶化,而且会诱发深层次社会危机。     

农业补贴政策对不同资源禀赋农户种粮决策行为影响机理研究——以江西省为例

根据对江西省农户的调查,对当前农业补贴政策下不同资源禀赋农户种粮决策行为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农业补贴政策、交通资源禀赋、经营决策能力、家庭劳动力禀赋、粮食收入占比、耕地资源禀赋是影响农户是否种粮的主要因素;交通区位禀赋、经营决策能力、家庭劳动力禀赋、经济资源禀赋、社会资本禀赋和耕地资源禀赋是影响农户是否扩大种粮面积的主要因素;当前国家实施的农业补贴政策正向调节了耕地资源丰富且以粮食收入为主要收入来源农户的种粮决策行为,提高了其种粮积极性,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种粮面积的扩大;在现行的农业补贴政策中,农户获得的补贴资金数量和补贴方式是影响农户种粮决策行为的最主要因素。     

南京民国政府农村家畜保险问题研究：基于政府与农民的视角

内容：家畜保险作为近代农业保险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农民家庭和国民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因而民国时期得到了优先推广。南京国民政府不仅颁布了家畜保险的法规和具体政策,而且还直接介入家畜保险事业的推进,形成了政府主导的推进模式。但家畜保险作为一种新兴的经济制度,起初农民对其并不认同。然而,随着政府宣传和农民从家畜保险中获得实实在在的利益,他们也逐渐改变了态度,家畜保险的推行变得相对顺利。通过对南京国民政府家畜保险研究,我们从中可以认识到,在民众还未充分认识到农业保险必要性的时候,充分利用政府组织来推进农业保险是当代中国政府可以借鉴的重要方式。     

回流农民农业经营职业化的影响因素

基于在甘肃、湖南和贵州三省的调查数据,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了回流农民农业经营决策和新型农民职业化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回流农民是否从事农业经营和能否成为新型职业农民同时受到个人禀赋、农业信息感知和乡土情结的影响。个人禀赋的影响表现为:教育程度较高和非常健康的回流农民从事农业经营的可能性低;有培训经历和非常健康的回流农民成为新型职业农民的可能性高;农业信息感知的影响表现为:惠农政策感知水平越高,回流农民从事农业经营的可能性越大,成为新型职业农民的可能性也越大;农业风险感知水平越高,回流农民从事农业经营的可能性越低;支农举措感知水平越高,回流农民成为新型职业农民的可能性越大;乡土情结的影响表现为:有土地流入经历的回流农民从事农业经营的可能性更大,爱农情结越深的回流农民越容易成为新型职业农民。建议从改善农业经营金融扶持与农业保险体系、强化农业技术培训、提升农业信息传播效果和激发回流农民乡土情结四个方面入手,吸引更多回流农民从事农业经营,培育更多回流农民成为新型职业农民。     

信贷需求抑制视角下农户环境友好型农业技术采纳行为分析

通过构建一个两期动态投融资的理论框架,分析信贷需求抑制、非农收入对农户环境友好型农业技术采用的影响,进一步运用黑龙江、浙江、河南和四川4省957份农户数据采用IV-Heckit和cmp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并以家庭其他成员参与金融项目数作为工具变量解决内生性问题。结果表明:我国农村存在着严重的信贷需求抑制问题,信贷需求抑制显著负向影响农户环境友好型农业技术采用行为及强度,非农收入对此有明显的缓解作用;非农收入对于资金需求大、普及程度高的有机肥采用影响显著,对资金需求小的秸秆还田采用影响不显著。最后,针对研究结论提出了加强渠道建设、推动绿色金融、深化金融创新等政策建议。     

分化小农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路径选择

妥善处理现代农业与小规模家庭经营之间的关系是中国现代农业发展的基础与前提。中国农业现代化道路的探索过程也是与小农户关系的处理过程，初步形成了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为支撑、以商品或服务为标的、以巩固小农户农业生产主体性地位为目标的主流衔接路径。然而，随着农户分化程度的加深，旨在提升小农户发展现代农业能力的诸多衔接措施，不仅推行难度大、衔接成效低，而且引发了农户群体的内部不公以及农户分化延缓等问题。对此，应以小农户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为目标，放活被衔接农户的角色定位，以现代农业发展诉求为依托，激活农户家庭要素禀赋优势和经营优势，通过打造适合分化农户的异质性衔接路径，高效有序地推动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