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彷徨》英译本看汉译英中主语的选择

英汉语语言在句子层面存在着句法规则及句子结构的巨大差异。在汉译英的过程中,灵活选择主语为句子翻译之关键。《彷徨》是著名翻译家杨宪益、戴乃迭最好的译作之一,为翻译学者系统地研究汉译英中主语的选择方法,并探究其翻译规律提供了丰富的译例。     

汉译英过程中中国文化输出重点及翻译策略

汉译英时在目的语读者接受的范围内尽最大限度体现中国文化,这种观念在译界已经达成共识,但如何做到这一点却一直困扰译者。文章根据中国文化的特点,分析汉译英中应传递的中国文化内容的重点,并借鉴前人研究成果,从归化、异化的翻译策略出发,分别阐述其在汉译英文化传导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第三码”再解析——基于自建语料库CONTEC的汉译英简化共性量化研究

首先介绍了自建语料库CONTEC(中国人以英语作为通用语的语料库)的构成,然后利用词汇密度、关键词等分析方法考察词汇特征,利用句法复杂性分析方法探究句法特征,从而检验小说与新闻文本中翻译语言的简化假设是否成立。量化研究结果显示:小说和新闻语类汉译英的词汇密度均高于英语母语,似乎不支持简化假设;而另一方面,汉译英的标准类符/形符比却明显低于英语母语,英语母语用词比汉译英更加丰富,支持简化假设。另外,在句法表层结构上,两种语类的汉译英译文的句子平均长度均高于英语母语,似乎不支持简化假设。而在反映从属性等深层次结构上,新闻语类的汉译英句子的各项复杂性指标却显著低于英语母语,显示出简化趋势,这看似自相矛盾的结果,一定程度上与语料的文体、体裁有关,也反映了翻译共性的细腻和复杂。     

从因果关系连词使用对比看英汉的形合与意合

“英语是形合语言,汉语是意合语言”是语言学和翻译学界的共识。针对这一差异,在翻译过程中需要对译文作适当调整以符合英汉语各自的特点。我们往往会认为通过翻译中的调整转换,在原语和译语之间也存在相应的英汉形合与意合的特点,却很少对实际情况进行研究。本文通过对英语原创小说和其对应汉译本之间因果关系连词的对比分析,探讨“形合“与”意合”在原文和译文中的实际情况,进而指出上述两者之间并不存在明显的对比,该特点主要是针对原创文本而言。     

从云冈石窟旅游文本看汉译英需注意的问题

通过对云冈石窟景区旅游文本的汉译英现状调查,发现了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包括语法和拼写错误、翻译的不一致性及过度一致性、中国式英语以及对原文信息不恰当的增减。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在旅游文本汉译英过程中应当注意的问题及翻译策略。     

汉译英中连词的语际负迁移现象及其对英语教学的启示

参照国内外母语迁移的理论研究和实验研究,以错误分析法为理论基础,对中国学生在汉译英过程中存在的连词翻译的语际负迁移现象进行了实证研究。调查显示,中国学生在汉译英中很大程度受到母语迁移的影响,语际错误所占比例远远超过语内错误和基于交际策略的错误。因此在教学过程中要加强翻译练习,注重双语篇章的阅读,增强学生英汉差异意识,规避负迁移、引导正迁移。     

基于历年TEM8真题的汉语流水句翻译策略研究

汉语重意合,英语重形合,这二者之间的差异是汉译英的一个难点.流水句是一种在非句终句段出现句终语调的无关联词复句,在专八考试汉译英题型中频繁出现.文章从形合与意合的差异出发,结合分析专八汉译英真题,以此试图说明：通过切分、合并和重组三个关键步骤,分清主次信息,使用关联词、介词和其它形合手段,可以有效提高汉译英中流水句的翻译质量.     

汉译英中隐喻的翻译原则及策略研究

意向性是心智哲学的重要概念。通过比较分析2013年TEM 8考试中汉译英三篇译文对同一概念隐喻的不同处理方式,重点关注翻译活动中原文作者、译文读者以及译者意向性的体现,以此揭示汉译英中隐喻的翻译原则和策略。对待跨文化性较强的隐喻时,可以忽略其隐喻的价值,直接体现原文作者的意向性。而在处理一些跨文化性较弱的隐喻时,则要尽量保留隐喻的价值,通过各种翻译方法使其在译文中重现。     

旅行社外语导游汉译英问题研究

通过对导游翻译的特殊性质和任务的分析 ,从多方面论述了导游翻译中汉译英的特点 ,提出了导游翻译过程中应注意的一些问题。     

影视片名翻译之“化”境及其成因

片名翻译绝非简单的字字转换。考察典型译例和数据发现,无论是汉译英还是英译汉,片名译者都较倾向于采取显化策略,对隐化策略重视不足。显化策略包括显知识和显色彩,主要目的在于提高片名的明晰程度,激发观影兴趣;隐化策略较常见于片名的汉译英中,包括隐表征和隐文化,主要目的在于平衡英汉语言形式差异或者规避文化空白等。     

《海商法》英译“显化”手段的使用

"显化"是指原文本的隐含信息在翻译时得到明晰化。作为翻译普遍特征之一,目前针对显化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少数双语平行对比的文学译本比较,法律尤其是涉海法律英译领域较少论及。本文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英译为例,对海商法英译中的显化表现进行探讨,认为由于法律和文学文本的差异,目前基于文学翻译的显化分类并不能完全适用于海商法英译。海商法英译的显化体现在语言功能和法律功能两个层面。语言功能上的显化类似文学文本的显化类型;法律功能上的显化则表现在文本格式显化、文本特征显化和文本意图显化。     

《红楼梦》英译本中的显化特征——基于语料库的助词缩写使用统计与分析

＂显化＂是翻译普遍性中的重要特征。检索《红楼梦》平行语料库中的＂代词＋助词缩写＂形式,发现两译本在BE、HAVE、WILL的缩写使用上基本接近翻译英语语料库TEC,均有别于英国国家语料库BNC,证明了两译本作为翻译文本而表现出的显化特征,也证实了Baker等人提出的＂翻译普遍性＂假说。此外,较之杨译本而言,霍译本的显化特征更明显,作为翻译文本的特征更明显。     

双语平行语料库与翻译研究及翻译教学

作者在进行文献研究的基础上,讨论在翻译研究中平行语料库对翻译的普遍性、翻译规范和译者风格的积极作用,以及如何在翻译教学中利用语料库的检索工具来获得教学文本、证实译文模式。语料库翻译研究在具有巨大研究潜能的同时也有一些需要克服的局限。     

英汉语标点符号多维对比

世界语言同异并存是普遍现象,对英汉语标点符号系统从四个方面进行了较为系统、全面的多维对比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在数量和种类方面,汉语标点符号略多于英语标点符号;在使用频率方面,英汉语标点符号系统均以逗号为高频率和较难掌握的符号;在命名依据方面,汉语标点符号均依据符号的功能来命名,而英语标点符号的名称依据多元,形态和功能兼而有之;在类别对照方面,两套标点符号系统之间呈现出英有汉无、汉有英无、英汉均有但小同大异三种情况。英汉语标点符号的多维异同现象,可以丰富英汉语对比研究,为英语教学和翻译提供实践指南。     

论语言普遍性的多维度存在

目前语言学界对语言普遍性的研究主要有两条思路，一条是以Chomsky为代表的生成语法理论，主张通过对一种语言作深入的研究，采用推演法找出语言的共性；另一条是以Greenberg为代表的功能类型学理论，主张通过对多种语言进行比较，采用归纳法找出语言的共性。这两种思路的研究都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语言中存在普遍性的观点也得到了越来越多学者的认同。但仍有学者对这一观点持质疑的态度。我们认为，语言普遍性是语言学存在的理论前提，并在语音、句法、语义和语用等多个维度中存在。从句法和语用两个维度，根据语言现实，结合生成语法及普遍语用学理论，进一步论证语言普遍性在语言中的多维度存在。     

中国英语中的翻译模因

模因在同一文化中的传播总是通过模仿、复制,尤其是通过语言进行传播。中国英语是一种跨语言文化传播活动,从翻译模因角度来看,其翻译活动是传播和复制过程,等值模因和等效模因是中国英语在新的文化中较为活跃的模因,中国英语主要是通过这两种模因等手段进入英语交际,并在交流过程中不断进行复制和传播。中国英语得到异国文化承认、接受并流传就是翻译模因作用所致。     

多元化译论对实用文体翻译文本的解读

翻译理论对翻译实践的科学指导意义不容忽视。实用性文本应用范围广、文体类型各异,更需要有针对性的理论的指导。目前翻译理论随着不同的转向与跨学科研究的发展,呈现多元化倾向。新译论、热点的出现为文本翻译提供了一个又一个阐释的空间与视角。但研究现状不容乐观：新译论的应用过程往往缺乏创新、推陈出新不足,相关理论并未成为译学体系的一部分。文章通过回顾梳理多元化译论的发展脉络以及其对实用文体翻译的阐释,重新审视翻译理论系统的构建及文本翻译的本质。     

《红楼梦》翻译研究的热点、问题及思考

文章以2002～2017年国内发表的《红楼梦》翻译研究文献为研究对象，旨在探索《红楼梦》翻译研究的推进过程和研究热点，并为未来研究提供建议。文章采用文献计量方法，结合文献可视化软件CiteSpace，对《红楼梦》翻译研究的发表、被引、作者、机构、关键词等信息进行了统计，并结合知识网络对相关研究进行了细致分析。结果表明，我国的《红楼梦》翻译研究正处于蓬勃发展阶段，但主要关注的是英译版《红楼梦》，及其文化及文学翻译方面的翻译策略。该研究领域的核心作者已出现，但是尚未形成核心作者群，且跨学科合作较少。      

趋向动词“下来”的语义特点及相关问题研究

无论在汉语教学还是在机器翻译中,趋向动词都是一个公认的难点。虽然研究越来越深入,但真正面向对外汉语教学及机器翻译的应用研究并不多见。文章仅在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研究一个趋向动词——“下来”的句法特点、语义特点和各个意义出现的条件及形式标志,以求探索趋向动词研究的新路子,为第二汉语教学及机器翻译提供参考。     

关于翻译学研究对象本体论的哲学反思

目前,翻译理论研究及翻译理论本身在本体论前提方面的思想理论储备严重不足,突出地表现为在研究对象本体论方面的局限,导致了翻译理论本体论以及整个翻译理论建构上的局限。"艺术的"、"科学的"、"科学+艺术的"都不是翻译活动以及翻译理论研究的对象主体或对象主体全部。将翻译活动简单地定性为"科学"、"艺术"、"科学+艺术"都是错误的,"翻译学是艺术论"、"翻译学是科学论与艺术论的统一"也是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