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晚年的佛学研究

梁启超晚年的佛学研究李喜所先生在《天津社会科学》１９９５年第１期发表如题文章认为，梁启超的一生与佛学结下了不解之缘。戊戌变法前后，他就呼吁人们学佛、信佛，希望把佛学变为维新派从事政治变革的精神武器。晚年，随着政治上的头意，精神上的匮乏，他对佛学简直到...     

略论梁启超的"应用佛学"

梁启超的"应用佛学"是近代中国佛学思潮的前身,作为梁启超思想的一个部分,体现了他本人的思想特色.根据梁启超的思想变化,本文把他的佛学思想分为启蒙、佛理与经世思想冲突、以佛学为国教的尝试、作为学术与人生的佛教四个阶段.从佛学与经世、佛学与政治、佛学与学术、佛学与西学四个方面,分析了"应用佛学"几个基本的向度.最后把他的"应用佛学"放到中国近代社会思潮中做了进一步的分析,在与其它的佛学思想做比照之后,肯定了"应用佛学"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价值.     

梁启超的佛学情结

梁启超作为我国近代思想史上著名的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思想家,其一生具有很深的佛学情结,潜藏于其内心深处的、以救世作为其终极依托形式的佛学情结,始终影响着他的思想表层的政治态度和社会活动,也正是这种佛学情结使得梁启超对中国近代佛学的现代转向以及某种意义的复兴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梁启超的国民运动思想

近年来,中国史学界对梁启超的研究和评价有了很大的进步.以往,由于梁启超在日本与孙中山分道扬镳后,与革命党人一直处于政治对立状态,国共两党的史学家除了对戊戌变法时期的梁启超有所肯定外,对他迭宕起伏、多姿多彩的一生基本上持否定的态度.抛开意识形态与党派政治的偏见后,认同民国前梁启超早期政治思想的意见多了起来.过去,通常把梁启超晚年的文化思想视为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相对立的文化保守主义的主要代表,现在,重新发掘和阐释梁启超的文化调适思想成了热门话题,梁启超"拿西洋的文明来扩充我的文明,又拿我的文明去补助西洋的文明,叫他化合起来成一种新的文明"的语录常常见诸各种文章.但是,海内外的梁启超研究仍有一些薄弱的环节,梁启超后期政治思想中的国民运动思想便是其中一例.     

梁启超晚年的国民运动观刍议

梁启超晚年政治思想中值得重视之处是提出了国民运动的重要观念。这一思想是以他为代表的资产阶级自由派知识分子以往政治实践失败的产物 ,其立足点和核心是通过国民运动逐步发展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这一思想也是对他 2 0世纪初年新民观的继承和发展 ,反映了他始终坚持的政治理想和政治品格。     

梁启超的国民运动思想

近年来,中国史学界对梁启超的研究和评价有了很大的进步。以往,由于梁启超在日本与孙中山分道扬镳后,与革命党人一直处于政治对立状态,国共两党的史学家除了对戊戌变法时期的梁启超有所肯定外,对他迭宕起伏、多姿多彩的一生基本上持否定的态度。抛开意识形态与党派政治的偏见后,认同民国前梁启超早期政治思想的意见多了起来。过去,通常把梁启超晚年的文化思想视为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相对立的文化保守主义的主要代表,现在,重新发掘和阐释梁启超的文化调适思想成了热门话题,梁启超“拿西洋的文明来扩充我的文明,又拿我的文明去补助西洋的文明,叫…     

论梁启超的佛学

在近代佛学复兴的背景下,梁启超潜心佛学研究,一生与佛学结下了不解之缘。梁启超的佛学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是以致用为目的,以己意进退佛说,对佛教教义进行改造和利用,形成了经世佛学思想;后期则是以学问为目的,使用科学的方法,对佛教历史、佛教经典和佛教哲学等进行学术研究,结出了佛教文化研究的硕果。最后,研究梁启超的佛学有着重要的学术意义。     

梁启超佛学思想概述

晚清佛学,于梁启超之前,已经蔚成时代风尚。或基于宗教的信仰,或出于经世的动机,或为学者的理性思考,或做哲人的哲学研究,用梁启超的话说,“晚清所谓新学家者,殆无一不与佛学有关系,”至于梁启超本人,更是推波助澜,使思想界这股伏流,奔涌而起,成为整个时代潮流的一个组成部分。他沿着魏源所开创的,以经世为用、治世为本的佛学道路,在谭嗣同经     

应实事求是评价梁启超——《梁启超传》读后感

梁启超是清末维新运动的领袖之一,是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也是提倡诗界、小说界革命的新文化传播者。戊戌变法失败后,他逃亡日本,虽曾和孙中山联系商议合作,但终于为其师康有为所掣,做了保皇党。辛亥革命之后,他谋位于军阀,站在反动派的方面,反对革命,晚年犹反对共产党。对于他在政治上的反动观点、反动行为,毫无疑问,是应该批判的。然而,梁启超这个人物是极其复杂的,他所处的时代,是政治     

梁启超后期文化思想新探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梁启超后期思想的评价,不加分析地给予全盘否定,认为他不但在政治上日趋保守反动,而且在文化思想上也一反前论,从批判传统文化到称颂传统文化,从传播西学到敌视西学。老年梁启超和青年梁启超,判若两人。笔者对此不敢苟同。不可否认,梁启超晚年没有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不能“趋时”,政治上日渐落伍;但梁的文化观,前后却基本一致。主要表现为,在对待中西文化上,既不是一棍子打死,也没有全盘肯     

梁启超与清华国学院之关系述论

关于晚年的梁启超为什么会放弃政治活动,同意就聘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一职,学术界歧义纷陈。对这一问题的解读,不仅是晚年梁启超研究中一个重要课题,也是清华国学院研究中绕不开的命题之一。本文的研究,从史料的实证出发,力图建立一个长时段的视野,从梁启超与清华学校之间由来以久的历史关系与1920年梁启超欧游归后思想上和心态上所发生的重大变化这两个维度,梳理和阐释梁启超走向清华园的心路历程,并从中观察中国现代早期人文学术教育生态的复杂性。     

浅析戊戌时期梁启超的民权思想

民权思想是戊戌时期梁启超政治思想的核心。梁启超的民权思想是西方民主政治理论与中国现实结合的产物。他的民权思想包含着对君权的尊重。梁启超认为,在中国,欲兴民权,必先兴绅权、重君权。他由此设计了在中国兴民权的具体方案。     

从《庸言》看梁启超

梁启超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他尤善于以其如椽之笔,从事宣传,鼓吹改良主义。他一生创办了多种报刊,时人称为“报界之大总统”。民初他从日本回国后即在天津办起了《庸言》杂志,宣传他的政治理想和主张。本文拟就梁启超与《庸言》的关系作些剖析,或许对梁启超的政治思想研究不是无益的。     

游酢对佛学的研究会成为程门的罪人吗

游酢是洛学的首要传人,在程门四大弟子中,游酢、杨时、谢良佐、吕大临,游酢列居首位。然而后世言及道南一脉,却突出杨时的地位。这固然由于游酢去世较早,未能载道南归发挥作用;但使他身后受到伤害的是因他晚年好佛,胡宏甚至说他是程门罪人。而由二程与游酢对佛学的研究作比较可知,二程既吸取佛学的思想营养,又要维护儒家正统而批评佛学,还劝禁生徒不要探讨“释氏之学”,这种态度是欠公允的。游酢违反二程的告诫,主张对禅学应该深考,如果这算是背叛师门,就不应该说是“罪人”,而是纠正了二程对佛学持双重标准的错误。     

佛学思想之于维新志士:以康、梁、谭为例

戊戌时代的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既是维新变法运动的领导者，又是戊戌新思潮的鼓荡者；既直接参与并领导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实际斗争，又以救亡图存、向西方寻求真理激励。启蒙了整整一代人，指示了中国文化发展的新走向。毫无疑问，西学是康梁等维新志士设计救国方案的重要的思想文化资源，而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则是他们“以天下事为己任”的救国抱负的文化动因。佛学则主要作用于维新志士们的人格塑造和精神品质的养成。本文拟从此入手，来分析佛学思想是如何通过对人的内在人格的熏染，进而影响着政治体制的伟大变革、这一重要的近…     

关于梁启超的评价问题

梁启超在近代中国的阶級斗爭与社会思想領域中是一个有着长期影响的人物。他自从1895年“公車上書”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活,到1929年死去为止,經历了一个充滿着波动与变化的时代。梁启超一生的政治活动是横跨于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初期两个时期之間的。这段时間,在中国近代历史中是阶級斗爭极为复杂尖銳,社会变化空前剧烈的一段时间。在这样一个时代里,梁启超从他的地主資产阶級的阶級利益出发,随着时代的波动与变化,开展了积极的政治活动和宣傳活动,发生过很大的影响。因此,开展关于梁启超的討論,以馬列主义观点正确地分析和評价梁启超这个历史人物,无疑会有助于我們对于中国近代阶级斗爭規律的掌握,有助于培养我們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則来分析具体历史事件和評价历史人物的能力。关于对梁启超的評价,解放前很多历史学者和評論家們,往往惊叹于梁启超的“博学”和“才能”,孤立地从某个方面夸大他的影响和作用;或者拿他初期的进步性来概括他的一生;或者脫离他的政治生活和他的改良主义的企图来抽象地論述他的政治思想和学术思想,这显然是錯誤的。这一点,胡繩同志在“梁启超及其保皇党思想”(发表于1948年出版的《讀書与出版》第三、四期)一文中已经指出来了。解放后不少同志进一步开展了对梁启超的研究,做出了不少成績。但值得提出的是有些評論梁启超的文章,仍然有脫离他的改良主义的政治活动与企图来研究他的倾向,因之,在某些問題上得出了不正确的結論。为了有助于討論的开展,我們特就下列两个方面的問題,发表自己的意見,以便进一步引起討論。     

世界国家与普世文明——梁启超的新天下主义

梁启超是最早致力于探索"天下为公,世界大同"之理想的世界秩序原理的思想先知。他以世界历史进化的宏阔视界,将中国史概括为三个时代:上世史为"中国之中国",中世史为"亚洲之中国",近世史为"世界之中国"。而其将来史,则将由中西文明融合而成新的普世文明。梁启超的民族主义揭示了中华帝国由"天下"而"国家"的政治转型趋势。在他的国家进化论中,国家的进化趋势是由古代的帝国主义转变为现代的民族主义,进而发展为民族帝国主义,最终走向未来的大同主义。民族主义时代和民族帝国主义时代虽为现代国家发展的大势所趋,但未来世界将是万国大同主义时代。梁启超的民族主义仍保留了儒家"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欧战以后,晚年梁启超对国家主义的反思和对中国天下主义传统的阐扬,以及他寄予中华"世界国家"之普世文明理想的新天下主义,正是我们今日建构新世界秩序原理之弥足珍贵的思想遗产。     

论梁启超向清学正统派的复归

梁启超早年与清学正统派学术结下了很深的渊源。虽然他一度信奉、鼓吹康有为的政论式今文经学说,但由于治学路向的差异,梁启超晚年逐渐逸出今文经学,表露出一种向清学正统派复归的趋向,尤其他弃政从学以后这种趋向更加明显。这一文化现象其实折射出了传统学术与现代学术之间血脉相通的联系,而２０世纪初年的中国学术也正是以回归传统学术的姿态走向了现代学术,完成了传统向现代的学术转型。     

近代儒佛关系史述略

儒佛交互不自近代开始．但近代中国社会天崩地解般的剧烈震荡，赋予了懦佛关系以新的特点。佛学与儒学的交涉、碰撞基本上是不依傍政治权力的，是由学者、思想家自由自主地进行的。在危如累卵的艰难时世中，儒佛之间的种种牵缠纠葛，似乎仅限于某些学界名流和居士、学问僧的范围之内，并没有产生很大的社会影响。然而，思想的意义是超越时代的．对任何一个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成长和生活的知识分子来说，儒佛关系始终是一个绕不过的结．因而对百多年来的儒佛关系史加以梳理，仍然是今日学术的一个课题。一、经世佛学与儒佛交涉梁启超曾说，“晚…     

舆论之骄子 天纵之文豪——记念梁启超诞生120周年

梁启超是清末民初杰山的政治活动家和学者。他一生的政治活动,是同办报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的政论文章对清末民初的政坛风云变幻起过巨大作用,他的新闻思想对当时的报界有着广泛影响。本文着重对梁启超的办报活动和新闻思想作一些沦述,以纪念他诞生120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