遭遇“命名”——关于“文学命名”问题的初步思考

“命名”是文学的核心活动。提出“文学命名”研究课题,考察“文学命名”的历史与现状,并在此基础上深入到“文学命名”思维与文学史的建构过程的关系阐释,会对文学的研究深化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本文主要从理论方面对“文学命名”的过程性、其与文学史整体的关系、“命名”自身指向与思维、与“语境现实”的关系及“命名”修辞策略的影响因素等方面,做一初步的探讨。     

重新理解延安文学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现代文学研究界应该重返延安文学场域,力求对延安文学有所全新的理解。对“延安文学”的命名、延安文学的性质以及延安文学的复杂性进行了重新探讨。认为:“延安文学”的命名可以追溯到延安时期;“党的文学”构成了后期延安文学的性质,它既是一种文学观念,也是一种文学形态;新的延安文学研究应该直面与重写延安文学的复杂性。     

文学正餐亦或文学零食——短信文学的文学合法性论争探析

短信文学脱胎于被称为“第五媒介”的手机短信。它的迅猛发展引发了学界对“短信文学”这一概念及其“文学性”的思考与论争。短信文学的“文学”名分是否合法,应综合以下两方面加以判定:首先看它是否应用了文学修辞技法;其次看它否具有文学审美功效。在确认文学合法性的前提下,方可进一步探讨短信文学的独特新质。     

“表意的猴子”：论盖茨的修辞性批评理论

当代美国非裔文学批评家亨利·路易斯·盖茨的修辞性批评理论认为,美国非裔文学批评应产生于美国非裔文学自身的传统,它与西方文论形成对话与互动;黑人表意是一种修辞游戏,"修辞性命名"、"互文修正性结构"和双声语是黑人文本的典型修辞策略.     

中华多民族文学的交融范畴

中国文学是多民族的文学,存在着广泛的交融关系.从微观与宏观出发,即存在“局部交融”与“整体交融”.“局部交融”可分三个层次,即以中原汉文学为中心,形成内层文学交融点;以边疆少数民族文学为中心,形成中层文学交融点;以边疆少数民族与跨境民族文学为中心,形成外层文学交融点.“局部交融”具有“内聚性”、“扩散性”、“杂糅性”特点;“整体交融”具有“吸纳性”、“辐射性”特点.     

文学修辞批评与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学术品格

文学修辞批评承诺对文本意义与效果产生的过程进行揭秘,它是批评家对文本进行意义阐释与价值评判的基础。作为一种批评方法,文学修辞批评与其批评对象之间有天然的亲和性,对文学的修辞性的忽视,实际上是对文学的本质的忽视。     

论休闲文学

人类文明发展至今 ,注重休闲已成为人们的广泛共识 ,以写休闲并以供读者休闲为旨趣的“休闲文学”便突显价值。“休闲文学”的题材特点是休闲性 ,基本上不关涉政治 ;审美特点是美美性 ,即对美的题材再一次审美 ;价值特点是回归性 ,能让人更多地体验人与自然、人与人的一种质朴关系。“休闲文学”将与“号角文学”或“主旋律文学”并行 ,是“主旋律文学”的有益的附曲     

文学翻译指导原则的新视角

文学翻译信守的“忠实理想论” ,能够有效调和传统指导原则中“忠实”与“美文”之间的旧有矛盾 ,宏观调控文学翻译过程。因中西修辞的历史渊源不同 ,总体表现为汉语尚美的传统和英语质朴的文风 ,中西互译时均可在一定程度上进行归化处理 ,以迎合译文读者的审美情趣。在进行翻译批评时 ,要努力体现出公正性。     

《人民文学》（1949~1966）人物图像的广义修辞学分析

1949~1966年间《人民文学》人物图像通过女性书写、空间叙事和主体精神三个修辞维度参与建构人民当家作主的话语体系。从女性书写看,女性图像中的工农装及秉性气质总体表现出向革命者靠拢的趋向,完成从“雌雄有别”到“同体双性”、从“现实真实”到“艺术真实”等修辞转换;从空间叙事看,人物图像通过从“个人”到“集体”、从“普通人”到“超人”等修辞编码,完成人物在场空间再度时间化的叙事转换;从主体精神看,图像创作主体自觉选择从“吸旧”到“纳新”、从“写意”到“写实”等建构路径,以唤醒人民群众国富民强的集体愿望。     

高校文学专业开设文学“元理论”课程刍议

文学“元理论”,即文学学科理论,是一门以文学研究活动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文学反恩性学科。在我国高等院校文学专业适当地开设文学“元理论”课程,可以优化文学课的课程结构,提高各门文学课的教学效率,并能够有效地促进学生文学能力的发展。开设文学“元理论”课程,可以采取以下三种模式：其一,在原有各门文学课课程之外,开设独立的文学“元理论”课程;其二,在原有每门文学课程中增补文学“元理论”的内容;其三,在作品选读课中增加反思性的内容,并进而与写作课相结合。     

文学与城市的双向构建——评《文学中的城市》

理查德·利罕在《文学中的城市》中提出的研究范式有别于传统的城市文学研究,后者侧重的是反映论,而前者侧重的是再现论,其既关注城市的发展变迁对文学文类、叙事和修辞等方面的影响,也关注文学对城市的想象性构建。这一视角更适合于去阐释城市和文学的复杂性关联,对目前的城市文学研究有诸多的启发性意义。     

书写：作为文学理论范畴

随着60年代以来西方语言论美学的兴衰变化,德里达等人赋予"书写"这一概念一种对现实的冲击性力量,使之成为一个不断受到关注的文论范畴.书写及其相关理论的衍生,正走向关注文本修辞的阐释思路.     

网络文学的青春期症候

网络文学的青春期心理症候,具体表现在排除孤独、寻找娱乐和尝试冒险的写作动机中,表现在超文本性、多媒体性、交互性的网络文学特征与好奇、叛逆、惰性等青春期心理特性的对应中,以及内容和修辞方面体现出来的叛逆性、情绪性、模仿性、狂欢性、游戏性等.网络文学这种青春期心理症候与网络文学创作者的社会(群体)无意识相关,创作者通过象征性符号方式"弑父",并通过重塑网络文学"新英雄"而得以成长.而网络技术霸权与网络媒体相勾结导致网络文学青春期症候的市场化.     

伊格尔顿的“文学与道德”观

伊格尔顿站在马克思主义现实批判的立场,吸收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伦理学思想,认为文学运用仪式、表演、修辞、话语等多种手段,建立与现实世界之间的实践关系。一方面在言语行为中实现了自身的目的,即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最高的善,另一方面通过读者不断体味文学作品所展示的言语行为,对社会产生道德效应,修复人类生存处境。因此,文学成为了在言语行为中自我实现、自我完成的事件,而道德性是构成文学共相的主要特征。文学作为人类实践活动的一种形式,是人类应对和处理现实问题的策略,道德意义在此具有关键作用。伊格尔顿高度评价了亚里士多德的关于“怜悯”与“恐惧”的悲剧观念,但他不同意亚里士多德只是以自我为中心理解德性,认为应该从马克思的观点出发,揭示德性在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中呈现,具有互惠性。基于此,伊格尔顿运用精神分析学说阐述了当代社会文化语境中悲剧的伦理功能。     

儿童文学作品中景物描写的翻译

文章着重探讨儿童文学作品中景物描写的翻译,旨在引起翻译工作者的重视,提高译文质量,更好地发挥景物描写对儿童认知的积极促进作用。笔者认为,儿童文学中的景物描写翻译应以目的论为指导,重视读者,不仅应在感情色彩、逻辑关系、词义方面达到准确,还应通过色彩、声音和修辞手段,使译文达到生动准确。     

“春秋文学自觉”论——兼与赵敏俐先生《“汉代文学自觉说”反思》商榷

在春秋时期人性觉醒和艺术觉醒滋养下,春秋文学开始自觉。六经对形式技巧和审美意识的自觉追求、六经的文体分类、在经学研究中形成的自觉的文学理论意识、春秋士大夫赋诗言志修饰辞令、孔子对文的重视及《左传》的"有意为文"均可作为春秋文学自觉的明证。"春秋文学自觉"是本是源,"汉代文学自觉"及"魏晋文学自觉"是末是流,是文学发展史上的规律性的"再醒觉"。探讨中国文学自觉应该从本源探讨起,这对弘扬中华民族悠久而优秀的文化传统意义重大。     

朱熹诗文的文道一本论

朱熹崇正、重统、尚雅、尊古的文化心态代表了近古时代正统文人的文化心理.朱熹把理一分殊的思想贯穿到文学的领域中,引申出文道一本论.同时,又将传道之文和抒情之诗加以区别,肯定诗歌的价值多重性,提倡一种将直觉和理性相结合的体验诗学.而心性义理不同程度的渗透,则形成了朱熹诗歌的丰富层次和各类文本的独特性.文从道出的观念,又使朱熹的文风趋向平易自然,使其文章呈现出以立意为本而不尚词采的风貌.     

建构与拆解:新中国“四十年”文学的历史叙述

新中国以来的四十年文学,自始至终都对历史叙述保持着浓厚的兴趣。此间各个时期的文学对历史的叙述都不是在纯粹审美修辞的维面上展开的,它们分别肩负了不同的意识形态启蒙使命。"十七年文学"为巩固现实政权的合理/合法性提供了形象上的依据。新时期文学接续"十七年文学"的传统,以笔为枪,控诉和反思刚过去不久的民族劫乱,探索国家发展的前途。质疑过去文学赋予历史话语的崇高意义,新历史小说以解构的立场与姿态,通过具体的艺术实践,颠覆了历史话语的神话。新历史小说以消解"十七年文学"权威历史叙述为初衷,然而后来的种种迹象表明,它正沦为一种新的历史叙述霸权。     

世界文学史上的三大“中国潮”

自17世纪到20世纪中期世界文学史有三次大的中国潮：17-18世纪的中国戏剧《赵氏孤儿》与《图兰朵》、20世纪初中期的中国古典诗歌与中国“禅宗诗流”进入欧美,在文学接受与改编创作等多种雏度产生巨大影响。这是欧美文学的一次重要转型,从中可以看出东方文学在世界文学进程中的思想与艺术贡献,正是在这种文学交流中,才真正实践了歌德与马克思所提倡的“世界文学”观念。作者从辩证理性层次进行阐释,认为东西方文学的互相融合是世界文学新阶段的主体标志。     

经学与古代文学经世致用论

＂经世致用＂论是古代文学功能论的基本内容之一,主要包括＂治世＂说、＂明道＂说、＂教化＂说、＂美刺＂说、＂劝善惩恶＂说等内容,这些内容构成了＂经世致用＂论的基本理论系统。＂经世致用＂论体现了儒家对文学功能的态度。而这一理论系统的形成,与经学密切相关,因为经学集中体现了儒家的思想精神。＂经世致用＂论不但在古代文论史和古代文学史上具有积极意义,而且在今天仍然具有积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