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妻收入差别和年龄差距会影响幸福感吗?——来自微观数据的经验证据

家庭内部结构会对夫妻双方主观幸福感产生影响,本文利用CGSS2013数据检验了夫妻相对收入地位和年龄差别对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发现,在控制家庭总收入的情况下,妻子收入比重提高会显著降低丈夫幸福感,丈夫本人收入增长会显著提高自身幸福感,但妻子收入对丈夫幸福感没有显著影响;夫妻之间相对收入地位对妻子幸福感没有显著影响,丈夫收入增长能够显著提高妻子幸福感,妻子本人收入对幸福感也存在显著正面影响,但影响程度和显著度较低.年龄差别对丈夫幸福感没有显著影响,夫妻年龄差距对妻子幸福感有负面影响,传统上认为"男大女小"家庭关系更幸福可能这类家庭拥有较高的收入水平.进一步研究认为,妻子相对收入提高对丈夫幸福感的负面影响取决于主观观念,越认同"男主内、 女主外"观念的男性,妻子收入比重提高对其幸福感的负面影响越大.研究采用OLS和有序probit模型,通过增减变量观察回归系数和显著程度变化,发现结果是稳健的.     

家庭结构对妇女生育水平影响的研究

本文利用人口普查数据分析了家庭结构对妇女生育水平的影响。分析结果显示,妇女的生育水平和家庭结构类型有关。家庭规模大小和妇女的生育和存活子女数量存在着明显的正向关系,大家庭中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高于小家庭,不同结构类型家庭的育龄妇女生育模式存在明显差别。     

中国人口死亡率的性别差异研究

对中国“四普”分性别死亡数据的分析表明，中国及其各地区女性死亡水平普遍低于男性，总的趋势是女性预期寿命提高速度快于男性，地区死亡水平越低性别差异越大。国际比较显示中国的死亡率性别差异较小。死亡水平标准化后，地区间两性预期寿命差距幅度仍有较明显差别，且存在地理分布上的同质性。两性预期寿命差距主要由老龄段死亡率差异决定，女性婴幼儿死亡率高于男性则使两性预期寿命差距缩小。从“三普”到“四普”，死亡率性别模式的最大变化发生在育龄段，而在婴幼儿年龄段没有改善。     

虐待妇女——一个世界性的问题

经常虐待、殴打妻子的丈夫,往往禁止他们的妻子采取避孕措施,因为怀孕会增加妻子对丈夫的依赖性。这是最近在维也纳召开的家庭问题研究讨论会上新的发现之一。这次会议由联合国妇女促进委员会发起,并得到奥地利政府帮助,是联合国第一次组织对家庭暴力行为的研究、分析讨论会。虽然丈夫对妻子施暴由许许多多的原因引起,但经常是与性生活和生育孩子有很大的关联。一位来自西印度群岛的医生指出:“在一般情况下,丈夫回家以后酗酒和性要     

河南农村留守妇女状况调查研究

本文利用我们在河南农村的调查数据对留守妇女的状况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人口流动改变了农村留守妇女的家庭地位。由于丈夫的外出,留守妻子承担了更多的家庭责任和义务,还要想办法对付各种困难。     

夫妻非农就业与农村妇女家庭决策赋权

农村妇女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撑力量，也是实现共同富裕需要关注的重点群体，为农村妇女赋权赋能有助于促进性别平等、实现家庭和社会和谐，助推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的实现。文章首先基于相对资源理论和文化规范理论剖析非农就业对农村妇女家庭决策赋权的作用机理，其次使用CGSS(2017)数据基于广义精确匹配（CEM）方法建立逆概率加权回归（IPWRA）模型，分析夫妻非农就业模式的差异对农村妇女家庭决策赋权程度的影响，最后采用中介效应模型（ME）分析其影响机制。研究发现：非农就业是影响农村妇女家庭决策赋权的重要因素，其影响机制取决于夫妻双方就业模式的差异，妻子非农就业主要依靠性别角色观念和收入效应赋予农村妇女“能力性”领导权，丈夫非农就业主要通过让妻子递补性地承担家庭决策赋予妻子“缺席性”领导权，而且不同的夫妻就业模式对子女教养、父母奉养、家庭用品支出分配以及购买高价家庭用品等事项决策的影响也存在显著差异。     

农业发展中的妇女参与及其作用

本文主要利用１９９７年中国第一次农业普查资料分析了农村妇女参与农业和其他经济活动的情况、存在的差距及其原因。结果表明，中国农业生产中，特别是在种植业和畜牧业部门，妇女就业比例和劳动时间明显高于男性。由于女性和男性在获得人力资本投资和生产性资源上的差距，家庭劳动分工在追求农户家庭效用最大化目标上是合理的，但它带来了男女不同性别的就业和收入差距。农业女性化对中国未来农业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2000-2010年中国育龄妇女生育完成度变化分析

新中国成立以来,妇女不论在社会活动领域还是家庭领域的地位都有了质的变化。妇女可以参与各种政治、经济、文化娱乐等活动,有的妇女在家庭领域的地位甚至超过了丈夫。尽管妇女受教育程度提高了,但与男性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有研究表明:受教育程度和生育水平呈负相关,尤其是母亲的受教育水平影响更显著。由于教育的影响,妇女的生育水平和生育时间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文章利用最近两次中国人口普查数据来研究育龄妇女的生育年龄的完成度变化情况,并对中国目前TFR很低的现象做了解释,据此推断中国在未来几年的时间,总和生育率会在一定程度上呈上升的变化趋势,但不可能在短期内回升到更替水平。     

中国妇女地位的国际比较

中国妇女状况在半个世纪以来有很大改善，妇女地位有了显著提高。目前中国妇女地位在国际上所处什么位置，存在哪些差距，需要进行国际比较。如何比较才能更好地反映中国妇女地位及其差距？首先，与经济发展水平属于同一类型的发展中国家进行比较，特别是与中国同处于亚太地区五个层次中的第四层次的印度相比较，更具有代表性。其次，与发达国家进行比较，特别是与具有东方特点的日本和西方特点的美国进行比较，寻找因文化不同所致妇女地位之间的差距。再次，与世界平均水平进行比较，看中国妇女地位在世界总体水平上所处的位置。下面用绝对…     

萧山老龄事业发展的探索

人口老龄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是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这固然反映了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经济、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事业等方面的蓬勃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生活质量的明显提高，但同时由于人口老龄化，老年人口总量和比重不断增长，给家庭结构和社会生活带来很大的变化，对经济社会的发展将产生广泛的影响。     

试论女性人口教育状态对婚育状态的影响

同批出生妇女的平均初婚年龄和平均生育子女数受社会、经济、文化习俗和政策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本文试图以1988年全国2%生育节育抽样调查为基础,专门分析我国女性人口平均教育水平对女性平均初婚年龄和平均生育子女数的影响,并探讨不同类地区的影响模式,说明提高女性文化教育水平的长远意义.二、不同文化程度妇女平均生育子女数的差异依据1988年全国2%生育节育抽样调查数据,我们计算了城市、城郊、镇和农村四类地区45—57岁(分三个年龄组)不同文化程度妇女平均生育子女数的差异.显然,这些妇女基本上完成了终身生育任务,在生育期内受计划牛育政策的影响较小.教育水平同其它社会、经济、文化因素一起影响了她们的生育行为.     

老年失能的配偶溢出效应及性别差异研究

由于健康预期寿命增长滞后于预期寿命增长，中国老年失能问题严重，特别是女性老人的失能比例更高。但现有研究对老年失能性别差异的社会机制认识不足。家庭小型化、人口老龄化和年轻人口外流使越来越多的老年夫妻与子女分开生活。以往对失能老人的研究集中在个体或者代际层面，少有以老年夫妻为主体的研究，忽视了老年夫妻日常生活中可能存在的失能性别分化。本文利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2015年和2018年数据分析老人失能情况对其配偶存在的溢出效应以及该效应在机制和结果上的性别差异。结果表明丈夫失能会显著提高女性老人的失能风险，而男性老人的失能风险却未显著受到妻子失能的影响。受照料的性别文化影响，尽管女性老人失能比例更高，但其在失能配偶照料上投入的时间要比男性老人长。此外，丈夫失能会对老年夫妻家庭经济水平造成负面影响，妻子失能则没有显著影响。总体而言，性别要素贯穿老年失能分化过程中，并通过照料和收入两种社会机制导致女性老人比男性老人更易受到配偶失能的影响。因此，失能老人相关的家庭安排和政策设计有必要考虑老年夫妻间的依存关系，特别要关注老年女性可能因老伴失能而面临的一系列生存困境。建议以长期护理保险和家庭照料补贴...     

北京城市不同文化层次人口生活质量探讨

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调整人口结构,改善人口生活质量,是我国应当为之坚持奋斗的长期人口发展战略.特别是在我国城市地区,妇女生育已得到切实有效的控制,提高人口生活质量问题日益受到政府决策当局的关注.本文利用1991年北京婚姻家庭生育抽样调查资料,从文化教育、收入、就业、住房、婚姻家庭生活和健康等6个方面,分析北京城市人口不同文化教育层次的生活质量状况,发现问题,并提出对策性意见.该项调查,以20—54岁妻子为主,并同时调查其丈夫,调查抽样范围为北京崇文、宣武、西城、东城四个城区和朝阳、海淀、丰台、石景山四个近郊区的居民户,妻子样本量2170人,丈夫样本量1985人.在进行数据分析时,凡拒绝回答或回答不知道、不适用者采取删除方法处理.     

家庭成员年龄特点与家庭养老

本文分析了照顾老人的主要家庭成员的年龄对家庭养老的影响。主要关注点是夫妻间的年龄差和代际间的年龄差。日前夫妻间的年龄差仍以丈夫大于妻子为主。但年轻夫妻间的年龄差距在逐步缩小,这对未来夫妻间的相互照料会有所帮助。但考虑平均期望寿命女性高,现今夫妻间的年龄差距仍有利于对男性老人的照顾。代际间的年龄差距明显缩小。与以往相比,妇女生育时间短,且结束生育的时间提前。这意味着两代人同时步入老年阶段的可能性的增加,老年人开始照顾老年人。夫妻间的年龄差三要影响夫妻两人之间的照顾;代际间的年龄差更多地影响着两代人之间的照顾。     

西部农村留守妇女家庭压力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采用西部地区24个行政村千余名农村妇女的调查数据,探讨了农村留守妇女的家庭压力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留守确实增强了农村妇女的家庭压力,留守妇女承受的精神压力、经济压力、抚养赡养压力都要大于非留守妇女;留守妇女的年龄、家庭特征、当初择偶时对般配的重视程度、夫妻异质性、与外出丈夫的沟通状况、社会支持等因素对其家庭压力有不同程度的影响。提出建立夫妻间良好的沟通机制和构建社会支持网络的建议。     

现代夫妻关系对妇女男孩偏好的影响

在影响妇女男孩偏好的因素中，夫妻关系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文章利用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2010年在浙江、湖北和河北3个省份开展的“农村妇女家庭及生育状况”专题调查数据，运用回归模型分析了现代夫妻关系对妇女男孩偏好的影响。研究发现，目前我国的夫妻关系表现出明显的现代特征，而且现代夫妻关系对妇女的男孩偏好起着弱化的作用。家庭地位高、权力资源丰富、对丈夫家依赖程度较低的妇女，她们的男孩偏好比较弱。     

我国留守妻子状况研究

本文利用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0.95‰抽样数据对2000年我国留守妻子的状况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由于已婚男性流动人口的外出,全国已经形成了规模庞大的留守妻子群体,总量为1302.4万人,她们主要分布在农村地区。丈夫外出后,留守妻子承担了更多的家庭责任和义务。     

远古对我们说（之十二）

人类进化的早期，曾有过漫长的群婚时代。那时男女随意性交，性伦理杂乱无章。由于男女性别的差异，男子性交之后不留痕迹，女子则往往怀孕生子。这就使原始人形成了一种观念，怀孕生子只是妇女的事情，生殖是单性别的。这一原始的非科学的传统生殖观念，至今还在我国少数地区盛行。一些人认为生育是妇女的事情，能否生育、生男生女，全都在妻子，与丈夫毫不相干。因而又产生了不生男孩就责备妇女的风俗。     

农村留守妇女的婚姻稳定感及其影响因素——以湖南省为例

通过对“湖南省农村留守妇女调查”数据的分析,本研究探讨了农村留守妇女的婚姻稳定感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农村留守妇女的婚姻稳定感处于较高的水平;就其影响因素而言,有无被欺凌的情况、与家里长辈的相处情况、家庭生活满意度、丈夫打工期间的联系频率、探亲频率、丈夫汇钱时是否直接汇给自己、是否担心婚姻感情会发生变化、丈夫外出打工后夫妻感情的变化等变量对农村留守妇女的婚姻稳定感都有显著的影响。     

禀赋、场域与中国妇女生育意愿研究

利用2006年中国健康营养调查(CHNS)数据,构建模型,对中国18～52岁妇女的意愿生育决策、生育强度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在众多因素中,家庭已有孩子构成、能力禀赋、资本禀赋对妇女生育意愿有着显著影响,技术禀赋对妇女再生育的意愿和强度有重要影响。同时,将划分生育场域边界的地区变量纳入模型,显示不同区域间妇女的生育意愿存在较大差别,中西部地区妇女的生育意愿明显高于东北部地区;妇女禀赋条件越改善、禀赋水平越高、生育场域越优化,其生育意愿、生育强度越低,生育行为越趋理性。未来开展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制定、调整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应该对此予以充分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