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以赛亚·伯林的自由主义与价值多元主义的内在张力

以赛亚·伯林从批判传统的价值一元论出发,系统地阐述他的价值多元主义思想,并将其自由理论建立于这一理论基础上。但伯林未能从根本上整合两者的关系,从而使得伯林的自由主义和价值多元主义之间存在着挥之不去的内在张力。正视、澄清两者之间的矛盾,有助于我们准确地领会伯林的两种自由的概念及其思想。     

以赛亚·伯林客观价值多元主义探微

由于伯林的自由主义理念和价值多元主义思想之间张力的存在,对伯林的多元化价值理念的厘定就势在必行。面对道德主观主义和道德相对主义对伯林客观价值多元主义的质疑,通过对其客观价值多元主义的呈现与证成,从而揭示伯林客观性价值多元主义的本质。     

价值选择与自由的面向——论以赛亚·伯林建基于价值多元主义的自由之重构

以赛亚·伯林的政治和社会哲学的主要成就之一就是期望我们关注价值内在的多元性,但是价值多元主义并不能够赋予自由主义以"优先性";伯林认为自由主义的基石在于并不存在可以适用于所有人的正确的生活方式,因此他坚信价值多元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使自由的另一面向即"消极自由"成为必需.消极自由不仅是人类尊严的基础,同样也是自由社会的基石.伯林由此把自由的问题转换为权利问题,意旨在于确保选择领域的方式是建立和保障人的自由选择权利的基础上.自由的消极面向强调自由不仅是"自主"而且更是"宽容"和"权利"的代名词.由此,通过价值多元主义拓展的宽容和权利的美德,确立了让自由的面向支持价值选择的自由重构之路径.     

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作为终极价值的证成路径探析

伯林提出了“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两个概念,并对其进行了区分,其实质在于将自由界定为一种不受外界干预的生存空间。鉴于自由不仅是对一种不受干预的社会空间的保障,而且也是一种不受干预的操作手段,因此作为终极价值的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之间保持着一种微妙的平衡,并非必然产生冲突,筑基于价值多元主义之上的消极自由可以容纳积极自由。     

陈序经文化学的价值取向与理论基础刍议 ——以《现代主权论》为视角

陈序经早年受到过严格的美国社会学知识的系统训练,具备较厚实的理论基础,具有运用社会学理论研究社会问题的能力。他在对社会问题的研究中,逐渐形成了辩证法、多元论与实用主义相结合的原则立场与“语源分析”的方法,为其从事文化学研究提供了基本的价值准则与论证方式。由于深受美、德社会学、人类学的陶染,陈序经以辩证法、多元论与实用主义的价值取向,审视进化论、传播论与批判学派,逐步形成了自己的以辩证发展观与文化多元主义为中心的“新进化论”思想。“新进化论”是陈序经文化学的基础,是他探寻人类文化发展以及破解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之间文化差异的一般法则的理论。也正是由于其价值取向的限制,陈序经的文化学不可避免地存在着重大缺陷。     

自由主义的内在危机与哈耶克

伯林提出了自由主义一元与多元化的价值悖论。伯林与拉兹、罗尔斯和哈贝马斯,或坚持多元论立场而取消一元论,或坚持一元论的同时充分应对多元论问题,但都无法完全避免价值论的紧张难题。哈耶克为现代社会提供了否定性的价值观,可以与多元论和谐共存。他认为,自由主义的危机不是自由主义内在的一元价值与多元论的危机,而是伪自由主义对真自由主义的挑战的危机。      

破牢而出抑或画地为牢——浅议伯林的自由观

自由向来是哲学的中心议题之一。在“自由的两种概念”的演讲中,伯林不仅对自由作了革命性的划分,即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他最为世人所知的政治思想贡献,为后人评判自由树立了一种全新模式,还极力推崇价值的多元主义,以期为“消极自由”提供理论上的支持。     

民主社会主义:一种非科学的改良主义思潮

一、民主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的根本区别民主社会主义是一种非科学的改良主义思潮。在意识形态上,它同科学社会主义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尖锐对立。首先,世界观和指导思想不同。民主社会主义奉行多元主义,称“多元论是民主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在社会党看来,社会既然是多元的,决定社会存在的因素和社会发展的动力也必然是多元的,所以社会主义运动不需要有统一的世界观。由多元主义出发,他们进而反对把马克思主义作为统一的指导思想,主张以多元的历史观代替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     

赫尔德与文化民族主义思想传统

赫尔德是18世纪后期德国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被誉为"文化民族主义之父"。其思想中的民粹主义、表现主义、多元主义和民族归属等观念,深刻地影响了后世的文化民族主义思想传统。从著名思想家伯林对赫尔德的论述入手,可以系统地看到赫尔德文化民族主义的思想背景、核心观念、基本逻辑、文学意义等问题,尤其是赫尔德与文化民族主义思想传统之间的关系,以及他的历史主义、多元主义思想与相对主义观念之间的差异,同时警惕其思想的负面效果。     

以赛亚·伯林的多元主义自由观及其困境

理性主义一元论认为,人文科学问题与自然科学一样只存在唯一正确答案;对正确答案之外的所有认识,不仅不能宽容,而且要坚决消除。伯林指出理性主义一元论是导致20世纪极权主义不宽容心理的哲学根源。与理性主义一元论"不宽容"理念正相反对,伯林倡导蕴含宽容精神的多元主义自由观,认为人文科学甚至自然科学并非只有一种正确答案,诸答案间不可通约。伯林的多元主义自由观超越了传统自由主义理论的局限性,但因其深陷于诸价值的冲突之中,而导致"只有有了自由,自由才可能"的理论困境。     

对多元主义能否证成消极自由的分析

以赛亚·伯林倡导从多元主义中证成消极自由，但是多元主义和消极自由之间的关系却并不明确。通过对多元主义真假两种情况的假设，我们否定了多元主义能证成消极自由的可能性。     

杜亚泉的政治调适思想探析

在近代思想史上,以梁启超、杜亚泉为代表的温和的调适思想一直没有得到重视,杜亚泉甚至被看做文化保守主义者。然而,杜亚泉的调适思想却具有巨大的思想史价值。他的接续主义以政治文化为着陆点,倡导进步与保守调适的辩证法和政治多元均衡的宪政原则;协力主义试图在国家主义与和平主义之间找到一种折中方法;减政主义主张厘定国家与社会的范围边界、改革国家万能的集权化行政体制,以推动市民社会的自主发展;在中央与地方的权力调配方面,提倡集权与分权的调适,提出了一整套关于中央和地方行政制度改革的构想。     

多元主义的内在冲突及其调和

现代社会中存在着普遍平等的政治与文化差异的政治,二者分别与两种多元主义观念相关,即价值多元主义与文化多元主义.正如普遍平等的政治与文化差异的政治相互交织,价值多元主义与文化多元主义之间也关系复杂.处理二者关系的策略可以分为四种模式,其中格雷的“权宜之计”适用性更强,而自由主义者试图消弭多元文化主义的论调则只能表明其狭隘性和独霸性.     

正义原则和不得待价而沽的良知——写在丹尼尔·贝尔《意识形态的终结》新版中文版出版之际

以赛亚·伯林提出了价值多样性与价值冲突理论,认为人类无法解决价值冲突而达到和谐共存,许多哲学家、政治学家都从不同角度对伯林难题作出了回应.桑德尔把伯林问题还原为有价值事物是否都可以用金钱来换算的问题或者市场是否能够解决价值冲突问题.罗尔斯给出的答案是,有些权利应当以正义制度形式给予充分保护;诺奇克则说,有些权利应当远离制度和强权干扰,无论那种干扰是多么出于公意或正义.中国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也面临由现代化带来的系统问题,总结价值多元论难题及其解决办法,将给中国社会的全面发展提供有益启示.     

苏格兰启蒙思想中的“激情、利益与正义”理论

以大卫·休谟、亚当·斯密、哈奇森和弗格森为代表的苏格兰启蒙思想,其主流是情感主义的道德哲学。这种情感主义的道德哲学,与诉诸于理性主义的欧陆启蒙叙事大相径庭,也不同于之后在英国肇兴的功利主义,而是形成了一种具有独创性的思想路径。通过将情感主义引入到道德哲学,苏格兰启蒙思想家们为现代工商业社会提供了一种新的道德证成和文明界定,为早期资本主义的历史演进的正当性提供了理论辩护。“激情”“利益”与“正义”这三个核心概念阐释了苏格兰启蒙思想家对现代文明社会发生的主观机制以及人为正义的社会内涵所持的观点,是解读苏格兰启蒙思想之独特的分析理路和思想价值的关键。在古今之变这样大的历史背景下,苏格兰启蒙思想家们对“私利与公益”“商业与正义”以及“商业与文明”这类时代问题所给出的不同于传统的看法,对于应对变革时期的英国及苏格兰之转型,又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中国古代自然法：表达、特征与再认识

中国古代自然法中公认的元概念是“天”，具体存在三种表达。天道是一种自然法则，道家是较为完整纯粹的自然法思想的代表，其中庄子讨论了“恶法非法”等涉及自然法价值的命题，但对实证法影响不大。天谴是一种政治法则，由董仲舒将阴阳家和儒家学说相融合形成，阴阳家也蕴含较纯粹的自然法思想。天理是一种社会法则，由朱熹等理学家抽象而来，为君主、官吏和百姓所共享，体现了儒家自然法思想。儒家局部蕴含着一定的自然法思想，对法律实证化具有重要作用，但将儒家整体视为自然法主义，进而将其与被视为实证法主义的法家二元对立并不准确。虽然中西自然法皆源于自然规律，但中国古代自然法以儒家为载体，在向以人为中心的“人法”转化的过程中，既没有发展出有效的权力制衡机制以限制君权，也没有进化出财产权理论以保护私权，国家基本法律制度主要围绕维系君权独尊的目标而构建。儒家蕴含的自然法成分具备有限的工具理性，整体上存在碎片化缺陷。但中国古代自然法对民众守法意识的形成影响深远，依然可为当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理念提供思想资源。     

精英与大众之平衡：论莫斯卡的“精英主义民主观”

莫斯卡(1858—1941年)是20世纪意大利知名的“精英三杰”之一,与帕累托、米歇尔斯一起,对构筑西方政治思想史上颇具特色的“精英主义民主观”做出了重大贡献。莫斯卡从小便立定学术志向,后转益多师,形成了自身独特的思想视角,并以如椽巨笔撰写了体大思精的《政治科学要义》一书,奠定了其思想大家地位。莫斯卡深受马基雅维利式现实主义政治观之影响,并在与同时代思想家如克罗齐、帕累托和米歇尔斯等人的交流碰撞中,在对于政治实践的亲身参与和体悟中,不断砥砺思想锋芒、调适思想架构与完备思想要旨。莫斯卡的“精英主义民主观”是对现代大众民主浪潮的系统反思,力图在新的时代情境下诊断大众民主所固有的缺陷与弊病,旨在对症下药,设计出一种平衡精英统治与大众民主的多元主义制度构架,如此才能维持一种中道与均衡的良善政治秩序。莫斯卡的“精英主义民主观”折射出民主的理想与现实之对立统一,是对民主观的一种极大丰富与延伸。后世思想家如熊彼特、米尔斯、达尔等人对莫斯卡的民主观进行了扬弃,打造出了一套更加丰富而完整的精英民主理论。     

一元、多元与自由——伯林价值多元论思想探析

积极自由背后隐含着西方理性传统的价值一元论思想，消极自由的理论基石是与前者相对的价值多元论思想。对价值一元论理想的追求一旦被滥用，就极易导向对自由的“背叛”；而价值多元论思想相比而言更为人称道，也更符合自由的本意。     

新时代乡村治理创新：动态演进、关键问题与路径选择

乡村治理现代化既是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基础,也是在乡村振兴战略、城乡融合发展的新时代语境中动态演进并持续深化的。在社会流动进程中,城乡要素配置失衡、乡村社会共同体解体、治理机制碎片化等关键问题亟须解决。推动新发展阶段乡村社会治理创新,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既能恢复乡村社会的公共生态价值,也能改善城乡之间不充分不平衡发展的问题。新时代乡村治理创新要推动整体协调治理,实现村级治理范式的“嵌入性整合”,突破治理机制碎片化困境;要鼓励动态平衡发展,健全城乡要素互动的“联动性发展”机制,激活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内生动力;要提升思想价值意识,通过“公共性赋能”强化村域自治,保障村落集体利益的多元供给,在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保障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推进。     

法人类学视野里的农村民事规则——以青海省民和县抓咱藏族村为例

法人类学的基本观点是用法律多元主义的观点去解读社会法律现象,其特点是克服了传统法律观对待社会法律现象所带来的认识和方法上的局限性。在法律多元论的视野里,抓咱村的民事规则都是“法”的表现形式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