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网络公众舆论"正名——关于"网上群体性事件"概念适当性的思考

近来,伴随着网民聚合于网络平台,对公权力大、公益性强、公众关注度高的一系列事件表达其态度和倾向时,用以表达这种现象的"网上群体性事件"这一概念也正在得到媒体及社会的认同.由于社会学语境中的collective behavior一般被译为"集合行为"、"集体行为"或"集群行为",而"群体性事件"具有中国本土化特色,暗含负面评价的倾向,因此,"网上群体性事件"则有可能造成对公众借助网络表达舆情的污名.本文通过"群体"概念的辨析,实体空间、虚拟空间互动异质性的分析,利益冲突的诱因以及不同传媒手段产生不同社会团体等方面的考量,认为应当赋予网民的这种行为以"网络公众舆论"的称谓才是科学、适当的.     

柯庆施与上海农业大跃进

3年大跃进期间,上海的工业"跃进"及"技术革命"搞得轰轰烈烈,声震全国。相比之下,上海的农业发展状况长期以来被人们所忽视。其实,与工业相比上海的农业"跃进"毫不逊色。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不仅极力推动大跃进的发起,而且在上海农村大力实施,上海的农业"跃进"一直是走在全国前列的。由于背离了生产发展的客观规律,大跃进给中国经济带来了严重恶果。与全国大多数地区一样,上海农业损失也十分惨重。但在运动失败后,柯庆施仍极力维护"三面红旗",维护"左"的路线,不愿认错。     

影响"平安广西"建设的群体性事件特点及诱因探析

群体性事件是制约"平安广西"建设实效的一个重要因素.从群体性事件主体参与的利益相关程度、针对的对象类别、引发的后果等角度把握群体性事件的特点、趋势,探析诱发群体性事件的物质性、价值性和社会性原因,是化解社会矛盾,推进"平安广西"建设的内在要求.     

"大跃进"原因的再探析

"大跃进"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重大的历史事件,它的产生有深刻的根源.毛泽东"赶超"思维的实施必然选择"大跃进";克服苏联模式带来的工农业发展的矛盾是"大跃进"产生的现实根据;毛泽东的"突变"哲学是"大跃进"产生的思想根源和精神动力;新闻报道的错误导向为"大跃进"的产生提供了催产剂.     

中国政治体制的缺陷和“大跃进”运动的发起与持续

本文从三个方面探讨了“大跃进”运动发起、持续和当时中国政治体制的缺陷之间的关系，说明了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迫切性。     

以生产为中心:“大跃进”时期的社会福利事业研究

在当代史研究中,研究者多"从其自身所处时代的各项发展的角度检视过去"的情况比较普遍。例如对"大跃进"运动的研究,今天往往将"大跃进"囿于"浮夸风"、"小土群",乃至"吃饭不要钱"等"形象化概念"之中,宛如盲人摸象。其实,那只是这段历史的一个面相。若以社会福利为例,回到历史现场,可以看出,原本积极发展的社会福利事业,虽然受"大跃进"运动的影响偏离了正确轨道,但基层社会福利事业在福利生产建设、传播社会福利内容与思想等方面的实践与探索却不能简单否定。     

"摩登"与"爱国"——1934年"妇女国货年"运动述论

1934年被社会各界公定为妇女国货年.在妇女国货年运动中,妇女被推至国货运动的前台,承担起振兴国货的责任.社会各界力图通过社会舆论重塑"摩登"的含义,以及借助于政府发起的新生活运动,使妇女的日常消费行为政治化,并企图借此影响都市妇女时下流行的消费文化.妇女国货年运动反映了作为国货主要消费群体的都市妇女与国货运动的关系,它的失败暴露了近代国货运动存在的一些问题.     

中国"大跃进"与苏联模式关系探究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的中国"大跃进"在经济领域优先发展量工业的方针,实行工农业"剪刀差",制定赶超型发展战略;在政治生活领域民主与法制残缺,个人集权,公共权力放纵,个人崇拜直接导致"大跃进"再发动.历史事实证明,中国"大跃进"并未走出苏联模式的窠臼.     

美国行政管制的"非行政化"及其启示——美国行政法学发展新趋势

为了走出政治危机和管制疲软的困境,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在行政管制领域发起了一场变革深刻的"运动":通过实行成本--收益分析方法、政府部门私营化、成立联邦法等方式实现行政管制的"市场化",以及试图通过社区委托公共行政和发展协商制定规章程序实现行政管制的"社会化".这反映了美国的行政管制正从原来的"命令一控制"模式向"非行政化"发展.在我国的行政管制的改革过程中,以服务政府理念调整政府职能,尝试运用社会多维力量提供公共服务,吸引公众有效参与行政管制,并且及时地开拓行政管制的行政法研究有助于公共福利的增进.     

赶超思想与"大跃进"的发动

在可以预见的时间里赶上并超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直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之后的重要目标.确立这样的目标本身无可厚非,问题在于用多长的时期和用什么样的方式实现赶超.1958年开展的"大跃进"运动,就是一场企图在短时间内实现赶超目标的大实验,结果欲速则不达,留下了深刻的教训.     

甲骨文"月"、"日"的哲学内涵及相关问题

本文对甲骨文是象形文字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 ,如“月”字有“早月”与“晚月” ,“日”有“东日”、“西日”、“冬日”、“夏日”、“中日”等 ,这是阴阳五行体系 ;单个“月”字是形象文字 ,是静止的、孤立的 ,表示时间不动、空间不动、万物不动、“月”字不动 ,如同幻灯艺术 ;双“月”字 ,则是抽象文字 ,是运动的、对立的 ,表示时间运动、空间运动、万物运动、“双月”运动 ,如同动画艺术 ;30 0 0年前 ,中国古人造字时 ,已形成了较完备的哲学思想体系 ,并把“对立”、“统一”、“运动”、“变化”、“发展”等重要哲学范畴 ,融入到甲骨文字中 ,传给后人。     

汉代冷嘲热讽、嘻笑怒骂类俗赋

中国文人以自嘲方式写的诙谐俗赋,我们现在见到最早的当推东方朔的<答客难>,它是在荀子<为说者日>和宋玉<对楚王问>的基础上发展而来.但荀子和宋玉的作品以庄重的回答为主,而<答客难>则夹杂着深刻的嘲谑,这些嘲谑又是通过一种"豁达"表现出来的.     

论蒙元时代"乐府文学"的流衍及元人"乐府文学"观的建构

金亡至南宋灭亡(1234-1279)前的蒙元时代,就词曲嬗递过程的文学生态而言,“乐府文学”流衍的含义系指存在着一个“亦词亦曲”的阶段;其次则指在曲体体式形成、确立后,仍复有一个词曲并行而同被目为“乐府文学”的时期。词曲的合流为“乐府”而并行是一个自然的过程,而又因其所属音乐体系并非同一个,这种“并行”、“合流”也必然是阶段性的。元人广义的“乐府”观中是包含着那部分在蒙元特定时期仍然可歌的词体文学的,元人明确区分词曲的自觉意识乃萌生、形成于元代中后期。元人“乐府文学”观的建构的一个基本导向就是严雅俗之辨及其下的尊体意识,元人“乐府观”中的尊体意识最终结出的是“大元乐府”与唐诗、宋词有同等文学史地位的“鼎足论”。     

“燕许大手笔”与唐代文风演变

唐文三变,已成为唐代文学研究中的学术共识,但"三变"之一的"燕许大手笔"张说、苏颋在文章写作中所使用的革新策略及其对唐代文风演变所产生的文学效应,尚未得到学界的深入关注。张说、苏颋之文,虽未跳出初盛唐之际以骈为宗的主流,但在文学内质上有所提升,在风格气势上也有所突破,革华靡,除富艳,质实朴素,景象浑厚。张、苏对文体文风变革的探索与尝试,对中唐以后的散文革新提供了有益启示。     

传统文化与越商企业家精神特质——基于与晋商、徽商比较的视角

传统文化是造就企业家精神特质的主要原因之一。在越文化熏陶下的越商,具有冒险、创新,勤俭、敬业,诚信、合作以及家庭、企业相伴等企业家精神特质。把越商企业家精神与我国明清时期盛极一时的晋商、徽商企业家精神进行比较,发现创新、勤俭、诚信等是促使晋商、徽商兴旺的重要原因;而不注重兴办实业进行资本投资以化解风险、官商结合、企业带有浓厚的家族化色彩等是导致晋商、徽商衰落的精神性原因。     

濮、越民族考——从考古学文化的视角

文章从考古学文化的视角对濮、越进行了探讨,认为濮、越是源于不同地域、不同原始文化的两个不同的古代族群。后由于历史原因,濮人不断向西、南、西南迁徙,到达了我国西南地区,与部分越人错居杂处,魏晋以后濮、越皆被称为僚,最后越人发展成为今天汉藏语系壮侗语族各族,而濮人除部分融合于越系、氐羌系民族外,其中的一部分演变为现代的仡佬族。     

"有汾、浍以流其恶"之"恶"解

《左传》成公六年载有晋迁都新田时晋公族、重臣们的辩论,多数人主张迁到今运城盆地的“郇、瑕氏之地”,唯独韩厥力主迁往新田(今侯马市西北)。双方都列举了各自的理由,其中主张迁新田的韩厥在申述新田作为都城的理由时有一句话,“有汾、浍以流其恶”。对于“恶”字,杜注及后来的史学著作皆以为是“垢秽”、“污秽骯髒之物”等,即我们今天所说的生活垃圾。笔者经过细致的辨别与推敲,认为“有汾、浍以流其恶”之“恶”当是指因农业收成不好而导致的饥荒之年。     

《韩诗外传》与《吴越春秋》中要离传奇的文本考察

《韩诗外传》与《吴越春秋》中的要离传奇在文本上有着明显的前后继承痕迹。从文本分析上看,《韩诗外传》在情节上多想像、虚构成分,影响着《吴越春秋》中的情节,使之表面合理而实荒幻,最终有别于史而成其为小说;在叙事结构上,《韩诗外传》的故事时序为早期的初具形态的历史演义小说所接纳,并在叙事时序上有所超越;在叙事情境上,《韩诗外传》的作者叙事情境为后来的讲史话本、历史演义小说所采纳,《吴越春秋》则在局部情节中以人物叙事情境之名而行作者叙事情境之实,开中国历史演义小说全知全能型人物叙事情境的风气之先。《韩诗外传》的文学性,对早期历史演义小说的形成有着直接的影响。     

“文学的自觉时代”论理

鲁迅先生首先提出了魏晋为“文学的自觉时代”,后来的文学史界采信并发展之。考查中外各种文学史著。“文学的自觉”都是经过许多次。中国文学史在魏晋前后,至少还有四次“文学的自觉时代”,即先秦“摆脱巫文化束缚的时代”,中唐至宋金“摆脱文人垄断的时代”,明清之际“注入市民意识和市民精神的时代”,“五四”运动开启的“新文学时代”。中国古代文学据此可以划分为四个时期。     

论金代文学中所表现的“中国”意识和华夏正统观念

宋、金对峙时期,双方都以华夏正统自居。南宋一方,由于遭到金的侵略,退处半壁江山,因而爱国主义高涨。而在金朝内部,伴随着整体性汉化的趋势,同时因为证明其统治中原地区合法性的需要,也产生了“中国”意识和华夏正统观念。这种思想意识在金代文学中有着系统而鲜明的表现。金代文学表现“中国”意识和华夏正统观念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一、熙宗、海陵二朝,汉化的开展与政治统治的需要催生了华夏正统意识,这种意识一产生,便在诗文作品中有所表现;二、世宗、章宗二朝,汉化的完成和“文治”盛世的出现,使得华夏正统意识空前高涨,甚至出现了自居华夏正统而视南宋为“蛮”、“夷”的极端思想,这些思想意识在当时的代表性作家那里有鲜明的反映;三、卫绍王、宣宗、熙宗三朝,由于中原地区受蒙古、南宋的双向进攻,金人的“中国”意识和华夏正统观念不弱反强,在亡国之际大放光芒。这种光芒投射到了元好问等一批金末文学家的反映沧桑之变的作品里,而元好问编纂《中州集》更表明金人的这种思想意识已经得以升华。这种思想意识最终为南宋遗民所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