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北行考

屈原北行,是指屈原被楚怀王疏绌后的汉北之行。屈原北行的事迹,史籍并没有记载,是后代学者发觉的。 《史记·届原列传》说:“王怒而疏屈平。” “屈平既绌。”屈原被疏绌后他在何处,本传就没有说了。《新序·节士篇》说:“屈原遂放于外。”屈原放逐到哪里去了,《节士篇》也没有下文。厢原被怀王疏绌(或初放)后的踪迹是一个问题。 经过古代学者的探索、研究,终于发觉了屈原被疏绌后的去向。     

屈原遭遇考──兼评“两次放逐”说、“自请放逐”说及“未遭放逐”说

本文考证了屈原一生中三次不幸遭遇：被疏绌、被迫厄和被放逐。文章认为，屈原被绌，决不是放逐、“初放”；屈原被迫厄归乡、远游，是一次不曾被古今学者注意的不幸遭遇；而屈原被放逐决非“自请放逐”，而仍是政治迫害。     

关于屈原生平的考证──和廖化津同志讨论

关于屈原生平的考证，目前学界仍见仁见智。本文从屈原被疏绌、被迫厄、被放逐三个方面陈述了与《屈原遭遇考》一文不尽相同的见解。     

屈原放逐行踪续考

拙作《屈原见到郢都论陷辨惑——兼辨屈原之放、之死(下简称《辨惑》。载《浙江师院学报》1979年1期)曾根据屈原《哀郢》、《涉江》的自述,作《〈哀郢〉〈涉江〉放逐行踪示意图》(按原名作“放逐路线”,今依蒋骥《山带阁注楚辞·楚辞地图》说明改为“放逐行踪”,用“行踪”可包括放逐路线和放逐地点),其结论是屈原被放逐后离开郢都(在今湖北江陵市北),先到汉北住了九年,再被远放到江南溆浦(今湖南溆浦县),其行踪绘成略图,屈原被放逐所行路线及其所经和所居之地,历历分明,了然在目。但屈原从溆浦到汩罗江自沉的行踪,因与《辨惑》讨论的主要内容关系不大,当时遂置之以待另文论述。后因故搁下,今始得成此《续考》一篇,以了宿愿。要解决屈原从溆浦到汩罗的行踪问题,先得明白《怀沙》名篇的深意。明汪瑗《楚辞集解》不同意东方朔、司     

试论《九歌》之“山鬼”原型

关于《九歌·山鬼》“山鬼”的原型,自汉代以来即有“山神”说、“山精”说、“巫山神女”说、“人鬼”说等不同的看法,但这些省法都很难自圆其说。实际上,“山鬼”的原型应该是以屈原为原型而塑造的那些被放逐的忠魂们,其中处处闪烁着屈原的影子。     

《离骚》作于顷襄八、九年考

《离骚》究竟作于何时?宋代以来的屈赋研究者大多认为是屈原被疏或放逐汉北时期.而游国恩、郭沫若、陈子展诸先生则力排众议,确认司马迁晚年关于"屈原放逐,乃赋离骚"的说法,定《离骚》为屈原放逐江南以后的作品.我完全同意游、郭、陈三先生的结论.由于这个意见在学术界尚有争议,特别是近年来出版的《楚辞》注本,大多仍取旧说.因此,很想对"《离骚》作于屈原放逐江南以后"的意见有所申说和补充.     

论楚辞《天问》对于我国上古史研究的贡献——《天问研究》之四

屈原(公元前339年—前278年)是我国古代最伟大的诗人,也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他“博闻强识”,精通古代的典籍,熟悉民间的传说,以生华之笔,发为诗歌,为我国上古史的研究,提供了非常珍贵的史料。 《天问》是屈原作的重要诗篇之一。它是屈原第一次被放逐期间,参拜楚先王庙中壁画有感而作的一篇咏怀诗、问史诗。 在《天问》中,诗人一连串地提出一百七十二个问题。他问天地开辟,问人类起     

《九章》解题四则

哀郢 关于《哀郢》的创作背景和年代问题,至今众说纷坛,莫衷一是。概括起来,主要有三说。第一,哀放说。谓屈原被放逐之后因哀念故都,感叹身世遭遇而作此篇。王逸《楚辞章句》首倡此说。黄文焕《楚辞听直》认为屈原放逐是在顷襄王初年,又据《哀郢》“至今九年而不复”,则定《哀郢》作于顷襄王九年左右。蒋骥《山带阁注楚辞》亦同黄说。第二,庄(足乔)     

读《屈原列传》

中学课本中的《屈原列传》选自司马迁的《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司马迁在青年时期,漫游途中,来到长沙曾亲自去凭吊过屈原。他被屈原辉煌的才华所折服,他被屈原高尚的人格所感动,他深深地同情着屈原的不幸遭遇。而在他身受宫刑之后,“屈原放逐,乃赋《离骚》”的事迹,更给了他巨大的精神力量,使他对屈原有更深入的了解,他要通过对屈原一生不幸遭遇的介绍,揭露出人世间的黑暗,以抒泄他那心中的积愤。 屈原生于战国末期的楚国。由于诸侯的相互兼并,中国境内出现了秦、楚、齐、燕、韩、魏、赵七雄对峙、彼此争强的局面。在七国中,处在西北部的秦国兵力最强,处     

从心理学角度看《离骚》的创作年代

关于《离骚》的创作年代,《史记·屈原列传》说:“怀王使屈原造为宪令,屈原属草稿未定,上官大夫见而欲夺之,屈平不与,因谗之曰:‘王使屈平为令,众莫所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以为‘非我莫能为也’。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诌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这里讲了三层问题:1.《离骚》创作于怀王时期,屈原被疏之时。2.屈原被疏是由于小人嫉妒谗言所致。3.屈原被疏后忧愁幽思,委屈难解而作《离骚》以发其怨情。郭沫若先生不赞成司马迁的说法,他把     

《史记》“尚奇”的深层原因初探

《史记》具有突出的“尚奇”特征,其“尚奇”的深层原因主要在于司马迁的儒家的苦难意识、民间叙事文学的浸染、对“士”的价值体认与追求以及对天命的信奉等方面。对《史记》“尚奇”成因的探讨,有助于人们深入地理解司马迁的思想,准确地把握《史记》的文化内涵。     

论帝尧歌“击壤”的现代民俗意味

帝尧时期广泛流传的《击壤歌》,已被历代学者借用为太平盛世的赞美之辞。“击壤”一词内涵丰富,不但描述了农民耕作的实景,而且象征了帝尧统治的圣明。史载尧都平阳,今山西临汾周边仍留存着丰富的击壤遗迹。今年暑期,笔者深入临汾市康庄和席村两地调查访谈,发现击壤遗风已经成为民众对地方历史的一种认同记忆。重读《击壤歌》,我们依然能从中受益,它对于和谐社会和低碳生活都有借鉴意义。文章结合文献记载和田野调查,探讨帝尧时代歌“击壤”的现代民俗意义。     

论《司牧安骥集》中的名词后缀——“家”

“家”是中古、近代汉语时期十分活跃的名词后缀。古农书《司牧安骥集》里“家”可与脏器名词“肺”、“心”、“肾”等以及五行名词“金”、“火”、“水”等组成“肺家”、“心家”、“肾家”、“金家”、“火家”、“水家”等词语,其中的“家”,无任何实义可言,是典型的名词后缀。     

千古一梦:谈“黄粱梦”

“黄粱梦”出自唐代著名传奇作家沈既济的名作《枕中记》,约作于建中二年至兴元元年被贬官期间。就各方面影响来看,堪称千古一梦。《枕中记》今传《太平广记》和《文苑英华》二本,异文中值得特别提出的是黍与黄粱之别,后者便于在诗词用典中遣词造句,因此最为流行。《枕中记》的基本思想是人生如梦,这是古人基于人生经验形成的一种人生况味和哲理思考,这一思想导源于道家。《枕中记》脱胎于《搜神记》和《幽明录》中的焦湖庙柏枕故事,作者大大扩展了思想内涵,表现出士人对现实政治的怀疑、失望乃至批判,对追逐功名富贵的自我否定。但大梦难觉,说到底所谓人生如梦只是失意者的失落、迷惘、无奈。由于黄粱梦的巨大影响,古人在邯郸附近附会出卢生入梦之地黄粱店,并建吕翁祠,古来题咏极多。而在八仙信仰普遍流行的背景下,将吕翁附会为吕洞宾。     

毛奇龄《论语稽求篇》研探

《论语稽求篇》是毛奇龄有鉴于后儒多以己意解经和墨守朱注之作,其注解特色有四:其一,辩驳朱子《集注》之说;其二,修正王学,强调实学;其三,运用了以经解经的新注释法;其四,注重考据,不以空言说经。毛奇龄反对理学,提倡实学,在清初的学术界开一时风气,实为清代汉学的不祧之祖。     

论《性自命出》与公孙尼子的关系

通过对《性自命出》与公孙尼子思想的细致比较研究,可以表明《礼记·乐记》的心性论内涵是颇为深刻、丰富的。《乐记》中有关心性的论述,尤其是有关道与欲、天理与人欲的理解,以及以“正义”论身心关系,都比《性自命出》更深入、更高阔。结合其它有关世传文献的考察,似难推定《性自命出》为公孙尼子所作。     

阮籍《咏怀诗》“佳人”试析

阮籍八十二首《咏怀诗》中有两首写到了“佳人”,但历来论者对其意蕴众说纷纭,且少有人触及这两首诗所具有的内在关联性。阮籍《咏怀诗》十九中的“佳人”和《咏怀诗》八十中的“佳人”,在内在意蕴上是一致的,是阮籍根据魏晋人特有的审美标准构建出来的理想人物。她融和了庄、屈精神,体现了个人仪态形貌之美与内在才能、气质、人格之美的统一,是魏晋风度的典型体现。不同的是,《咏怀诗》十九写的是这种理想的构建,《咏怀诗》八十写的是这种理想的破灭。     

论竹林七贤的“无意为文”

阮籍、嵇康诗之无题化现象说明竹林七贤无意为文。这种创作态度的理论基础是嵇康“性动说” ,性动说的本质是任自然。无意为文表现在作品中就是师心使气 ,其长处是情浓言简、新颖独特 ;短处是“漫衍”。七贤所处的险恶社会环境激活了其原始诗性精神 ,导致其创作既有玄言文学 ,也有忧生之作 ,后者奏出了正始文学最强音     

班固之“实录”论

班固撰《汉书》,为司马迁立了专传《司马迁传》,评司马迁《史记》为“实录”,这为“实录”论立了丰碑。此论包含事、文、义三方面的准则要求:一是“事核”、“事理”,即要求记事真实,善序事理;二是“文直”,“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即传人记事,要求文质相称;三是“不虚美,不隐恶”,即要求传人记事必须达义,美恶如实,不虚不隐,公示于世。班固之“实录”论,承上启下,不只是评司马迁《史记》,还有确立中国史学本体理论的重要的历史意义。     

论宋代贬谪文人的海南词

两宋被贬海南的文人多为党争失败者。其中留下词作的有苏轼、李光、赵鼎、胡铨等人。他们的海南词反映了不同的心态,体现出不同的贬谪文学模式:苏轼的海南词摆脱了穷苦悲愁的窠臼,突破了古代的贬谪文学模式;赵鼎的海南词偏离苏轼模式,承袭秦观的悲苦哀怨;李光、胡铨的海南词则继承、发展了苏轼模式,其乐生精神较之东坡更强,理学意味更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