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唐传奇中的谢小娥形象

唐传奇中谢小娥是坚忍沉毅的复仇者,在家庭遭受巨大变故、孤立无援的境况下,她一改柔弱的形象,拿起复仇的利剑,走上了为亲人雪恨的道路;谢小娥是封建礼教的牺牲品,在其历尽甘苦,为亲人讨回了公理后,马上就以无比坚决的态度,表明了自己对封建"贞节"的归属和认同;谢小娥是情真仇切的有情人,为了报答父与夫的亲情,小娥不惜冒着触犯王法、失去生命的危险去复仇。     

论唐传奇"文备众体"的艺术体制

唐传奇的产生标志着我国古代小说的成熟。前人谓之“文备众体”,即史才、诗笔、议论三者结 合,形成了传奇独特的艺术体制。唐传奇“史才”的形成与史传文学密切相关,借鉴了史传文学围绕主人 公命运发展过程,按时间顺序依次叙述,及塑造人物性格的写作技法;唐传奇注重抒情诗,以骈体语言描 写景物,及以诗歌杂入正文之中,形成了“诗笔”的艺术特点;“议论”的作用是对叙述的故事加以评论,对 人物进行褒贬,力图从具体的描写中抽象出哲理来。“文备众体”既是唐传奇的一大特点,也逐渐成为古 代小说发展中的一条重要规律,说明小说的产生与发展都是多种文体相互影响、渗透、融合的结果。     

唐传奇中的德性标准

人物的身份、容貌和技艺在唐传奇中得到了普遍强调 ,从这些必要的信息入手 ,可以分析出唐传奇作者和人物持有的四种德性标准 ,其中欲望标准依据人的本性 ,身份标准依赖体制强制性 ,道义标准依据事件本身的性质 ,而天人合一的标准则是一种信仰。尽管四种标准之间似乎构成了某种优劣秩序 ,但每个标准都有各自独立的合理性 ,这些标准在文本中的并存 ,说明了唐代已经开始了一个充满张力的标准多样化时代。     

从历史之侠到文学之侠——侠的文化面相

在"侠"的发展演变史上,有一个从"历史之侠"向"文学之侠"的转换。《史记》首先彰显了侠的社会作用和人格魅力,其"言必信,行必果"的行为伦理,与儒家的主张有所不同。文学之侠简单地说,是一种"文化之侠",它是"观念的具象"、"多元的产物"、"文化的建构"。"忠义双全"的侠格改造,是对"侠"的"人格整合"与"文化规训",是"江湖伦理"与"政治伦理"的结合,是人格向度上的"侠"与"儒"的结合,是"游侠"向"任侠"的转变。于是,"侠"便以新的面相呈现于历史与文学的交界处。     

论侠与侠文化的享乐特征──中国侠文化形态论之三

论侠与侠文化的享乐特征──中国侠文化形态论之三韩云波一谈到侠，令人不禁想起《史记·游侠列传》的以道义相期许，以致有人把快定义为“即有不畏国家法律而为人排忧解难之行为的人”［１］，这无疑是种误解。如果我们更全面地考察历史，就可以看到《史记》中还有两段话...     

历史中的侠与小说中的侠--论古代文化观念中武侠性格的变迁

司马迁界定的游侠特征,只是理想的人格追求,然自侠登上社会舞台始,就走上依附于某种政治集团的道路,逐渐丧失了独立的人格,魏晋以降侠向豪强化转变;唐代侠亦豪亦侠,形态各异,提供了侠的诸性格;宋明时期的侠已世俗化,身处独行侠时,尚具有游侠精神,接受招安则沦为统治集团工具,开辟了侠的悲剧道路;清代侠已彻底官化,秦汉特立独行的侠风荡失.     

唐传奇中的"胡僧"形象与唐代的多元性文化

唐代传奇小说中,出现了大量"胡僧"形象,这些形象一般都具有神异的妖术变化能力和鲜明的狐妖化等特点.胡僧之所以在唐代文学中数量众多且特点凸显,与中土人士特有的自我中心意识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文化排外心理,唐代宗教发展中的佛道相争及胡僧在当时社会生活中的影响日益扩大密切相关.这也正是唐代文化开放性与多元性的体现.     

论儒侠互补

“儒侠互补”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一个侧面,它体现在部分士大夫的人格结构与精神品性上,也表现为雅文化与大众文化的一种互补。     

论唐传奇小说的发展特性

传奇是唐代兴起的新体小说,它在思想内容、审美诗化、虚构想象、形象塑造、情节结构、叙事技巧、文章体式、遣词造句等方面表现出新的特色。它的出现和兴盛,标志着中国古典小说的成熟和文体的独立。     

试论唐代的"吏道"

唐代有"吏治派"官员,出现了许多"吏道明敏"的人才。在唐代,"吏道"的主要涵义包括四个方面:其一,善于分析和处理复杂问题;其二,与时俱进,具有一定的改革精神;其三,具有较强的经济管理能力;其四,熟悉法律,善于断案。"吏道"是一种综合政务能力。     

唐代西州部曲来源考释

根据吐鲁番出土文书,唐代在中原地区近于绝迹的贱口部曲在西州地区仍广泛存在,其中一部分由与其身份相近、且独存于西州地区的"作人"转化而来,另一部分则由奴婢放免而来。     

论"经济人"与"道德人"的和谐及其现实影响——从亚当·斯密说起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引申出了“经济人”与“道德人”两个概念,“经济人”与“道德人”反映了人的不同方面的需求,两者并不是统一的,更不是和谐的,而是对立的和谐。“经济人”是利己主义,“道德人”是利他主义,而我们强调两者的结合是建立在两者的冲突的基础上,“经济人”与“道德人”的和谐依赖于一种“看不见的手”的力量。这种和谐思想对市场经济建设而言具有重要意义,首先是需要不断强调人作为“道德人”的一面,否则市场经济体系将无法建立,同时要促进两者之间的结合,达到利己与利他之间的和谐,进而树立正确的义利观。     

吴组缃短篇小说中的女性命运与叙事技巧

作为一名治学严谨又富有创新意识的学者、作家吴组缃先生,其创作的为数不多的短篇小说体现了其圆熟的创作技巧,同时也在这种精到简洁的叙事技巧中突显了处于男权中心社会中的女性命运。     

论唐代小说中的落第士人形象

唐代小说落第士人的形象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屡屡落第,有坚持不懈而终成正果者;第二类是落第后,饥寒交迫漂泊他乡,甚至魂归异乡者;第三类是经受落第的打击后,归隐或甚至出家者。其中第一类主要出现在盛唐到中唐的小说中,反映了当时士人积极进取和乐观向上的精神,后两类主要出现在中唐以后,特别是晚唐的小说中,从一个方面反映了唐代走向衰败过程中士人的精神面貌。     

论江泽民的"执政为民"观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执政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是其不变的宗旨。江泽民“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和“执政为民”观闪烁着理论创新的光芒，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为国家、为民族、为人民矢志不渝的奋斗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民利益观在新时期的集中体现，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论唐人融诗入小说

在叙事中融入大量的诗歌是唐代小说诗意美最直观、最典型的表现形式.小说中融入诗歌,一方面使小说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诗的体式,有了诗的体式之美,另一方面又使小说叙事抒情化、内在特质诗意化,从而造就了唐代小说独具时代特色的抒情特性并对后世小说产生了深远影响.     

论"唐宋变革"的时代特征

关于唐宋变革问题,中外学者历来纷争颇多。近年来,唐、宋史学界都逐渐认识到,打通唐宋断代界限是提高唐宋史研究的重要途径,而要打通唐宋研究,在20世纪颇有影响的“唐宋变革论”则成为一个不容回避的话题。为此,本期约请张国刚、孙继民、李天石、杜文玉、严耀中五位学者对唐宋变革问题展开讨论。张国刚教授、严耀中教授从文化、孙继民研究员从军事、杜文玉教授、李天石教授从阶级(层)关系等不同的视角阐明了自己的看法,多所创获,启人良多。冀望能够以此推动对此问题的进一步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