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龄老人养老与生活状况的影响因素--对子女数量和性别作用的检验

本文利用1998年中国高龄老人健康长寿调查数据,对高龄老人养老方式及生活、健康状况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特别是检验了子女数量和性别在养老和生活状况中的作用。调查除了反映出社会经济差异的一般模式外,我们通过回归分析证实高龄老人存活子女数量和性别的显著影响。最重要的发现是,高龄老人在户居方式和经济供养上主要依赖儿子,但在生活照料上女儿也有显著影响。有女儿的高龄老人往往对生活和健康状况的评价更为满意。     

异质性、家庭支持与中国高龄老人的死亡率:虚弱度模型的应用

本文通过虚弱度模型展示了中国高龄老人死亡率模式中的个体异质性,女性内部异质性远大于男性。在控制未观测异质性后,结果显示:男性和女性高龄老人的基准死亡率呈现交叉效应;配偶对男性高龄老人的存活存在显著的保护作用,已婚有偶的男性高龄老人死亡风险较之无偶的低22%(=1-e-0.253);除日常照料和精神慰藉外,子女对烟酒嗜好等不健康生活方式的监督,对男性高龄老人的存活也可能存在不可替代的保护作用。女性高龄老人在社会支持网络依赖、社会经济地位与健康生活方式上迥异于男性,使得配偶和子女以上支持作用并不显著。     

高龄老人的自评完好及其影响因素

文章应用中国高龄老人健康长寿纵向调查数据考察高龄老人的自评完好及其影响因素。分析表明,高龄老人自评完好的总体水平较高,80岁组老人的积极的自评要高于90岁和100岁组老人,消极的自评低于90岁和100岁组老人,但各年龄组之间的均值水平差异不大。多元回归模型的研究显示,控制其他影响变量后,年龄对积极的自评有显著影响,对消极的自评没有显著的影响;认知能力、日常活动的参与程度、生理功能以及自评健康都是影响自评完好的关键变量。相比而言,女性和农村高龄老人的消极的自评程度高。     

家庭代际支持对中国高龄老人死亡率的影响研究

利用中国高龄老人健康长寿跟踪调查数据 ,分析代际支持对高龄老人死亡率的影响及其机制 ,力求为中国养老机制的建立及培育提供决策的参考。分析结果表明 ,来自子女的生活照料和感情支持对高龄老人的存活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 ,而经济支持却在统计上对老年人的存活不具有显著影响。同时 ,有家庭支持的老人的存活状态要明显好于无家庭支持的老人 ,但家庭支持与居住安排及老人健康状况间的交互效应表明 ,应该对这种影响得以产生的条件予以充分的认识和重视     

高龄老人健康自我评价的变化及影响因素分析

文章通过对三次高龄老人调查数据分析,描述了高龄老人健康自评及其变化,初步分析了部分人口、社会、健康变量对高龄老人健康自评的影响。研究结论是:高龄老人的健康自评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其变化与实际健康状况的变化呈现出较大的一致性;老年人健康自我评价随着客观条件的变化而改变,并不是完全主观的判断。高龄老人的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等个人特征对健康自评有影响,但不如健康相关变量那么关键。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健康自我评价下降。     

代际支持对高龄老人身心健康状况的影响研究

文章利用"中国高龄老人健康长寿调查"的数据,研究子女的代际支持行为对高龄老人的生理及心理健康的影响。结果表明,代际支持对高龄老人的生活自理能力水平和心理状况都有显著影响,对生活自理能力的影响主要是通过日常照料和经济支持进行的,而感情交流在对心理状况的影响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儿子的代际支持在维持改善高龄老人的生活自理能力和心理状况方面尤为重要。     

中国高龄老人就医及时性状况研究

基于 1 998年中国高龄老人健康长寿调查数据 ,对中国高龄老人患病能否得到及时医治的状况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 ,高龄老人调查当时若患病 ,只有 3 7%左右的高龄老人不能得到及时医治 ;农村 (4 2 % )该比例略高于城镇 (3 0 % ) ;患病得不到及时就医的群体比较固定。LOGISTIC回归还揭示患病由家庭成员提供照料服务的高龄老人比由社会提供照料服务的高龄老人得不到及时医治的可能性小 ,与患病不能及时医治的高龄老人相比 ,患病能得到及时医治的高龄老人健康自评好的比例高 ,完全自理的比例高 ,认知健全比例高 ,疾病对日常生活妨碍比例小 ,隶属健康纯类的可能性大 ,其后死亡的可能性小 ,健康存活的可能性大。说明患病得到及时治疗对高龄老人晚年健康促进和生存具有一定的影响。     

高龄老人自评健康与死亡风险的关系研究

文章运用中国高龄老人健康长寿追踪研究1998-2002年的数据,将自评健康作为随时间变化的变量,对年龄范围在80-105岁的高龄老人考察自评健康与死亡风险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在控制基期社会人口特征、日常活动的参与程度、生理功能以及患慢性病数量后,自评健康显著预测高龄老人的死亡风险。日常活动的参与程度和生理功能只解释了它部分的预测作用。进一步的分性别分析表明,自评健康与死亡风险的关系在性别间差异非常小。     

中国高龄老人的居住方式及其影响因素

根据实际调查数据 ,对高龄老人的居住方式进行交互分析 ,发现各个交互类别中高龄老人与后代共同生活仍占居多数。对高龄老人是否与后代同住的多元logistic回归肯定了年龄、城乡、以前职业、婚姻状况均存在显著影响。模型还专门设立表达存活子女的数量和结构的两类自变量 ,结果发现 :子女数从无到有具有突出的门槛效应 ,但后续递增的影响并不显著 ,高龄老人对子女的依赖存在很强的性别偏好     

城乡老年人口健康差异研究

本文利用2011年的中国老龄健康长寿影响因素跟踪调查(CLHLS)数据,采用多维度健康测量对我国城乡老年人健康差异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城乡老年人口在健康方面存在差异,具体表现为农村老人在生理健康上优于城镇老人,而在心理健康上城镇老人优于农村老人,相对综合的自评健康方面不存在统计上的显著性差异。在控制一些重要的影响因素之后,城乡老年人在生理健康上的差异实际上要比观测到的大,而在心理健康上的差异实际上要比观测到的小。另外,人口、社会经济、生活方式和外部支持等因素在各健康维度上的影响作用也不尽相同。     

正式照料抑或非正式照料:照料模式对高龄老人临终照料成本的影响

本文基于2014～2018年中国老年人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数据(CLHLS),尝试探究了机构照料、社会照料和家庭照料3种照料模式对我国高龄老人临终照料费用和天数的影响.结果发现,家庭照料和社会照料均与较高的临终照料费用与临终照料天数显著相关,但机构照料仅与较高的临终照料天数显著相关.此外,临终老人的照料依赖程度对于不同...     

社会支持对我国高龄老人死亡风险影响的Cox模型分析

文章运用中国高龄老人健康长寿跟踪调查纵向数据（1998～2005年）,对年龄范围在80～105岁的高龄老人进行考察,并基于Cox模型对社会支持于高龄老人死亡风险的影响机制进行探讨,对西方学者提出的社会支持的影响机制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从我国的现实意义来看,社会支持对健康的影响是针对不健康的人群起到了缓冲作用,社会支持和健康变量之间存在着交互作用。另外,社会支持中的生活照料和情感支持对改善我国高龄老人的健康状况具有显著效果。     

高龄老人健康状况与子女经济支持及生活习惯依存度分析

文章通过对高龄老人的健康状况与其子女的经济支持、照料及自身的年龄特征和生活习惯的依存关系的定量分析,特别是通过Logistic回归模型的检验,发现高龄老人的健康状况与子女的经济支持、照料有一定的相互依存关系,但并不显著。高龄老人的健康状况与子女是否健在、配偶是否健在并一起居住有显著关系;与高龄老人某些生活习惯(如喝酒、饮食、锻炼等)有显著关系;但与现在或过去是否吸烟、是否从事过体力劳动等无显著关系。另外,高龄老人的健康状况以及与子女的经济支持、照料及其他因素的依存关系城乡之间存在一些差异。     

家庭老年照料对女性照料者健康的影响研究

本文基于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1991²009年的面板数据,利用面板工具变量估计模型分析从事家庭老年照料对女性健康的影响。研究发现:从事照料活动使女性过去四周患病率显著提高5.51%2009年的面板数据,利用面板工具变量估计模型分析从事家庭老年照料对女性健康的影响。研究发现:从事照料活动使女性过去四周患病率显著提高5.51%¹7.04%,自评健康状况"一般"和"差"的概率分别提高0.24%和0.10%。照料活动对于女性健康的影响存在城乡、家庭结构和居住模式上的差异。城镇地区女性从事照料活动对健康的影响明显高于农村地区;家庭中兄弟姐妹数量少于3人的女性因照料老年人导致过去四周患病率显著增加7.63%;对于与父母(公婆)同住的女性,提供照料使她们过去四周患病率上升6.66%;提供照料帮助还对不与父母(公婆)同住的女性有显著影响,使其自评健康水平下降7.41%。此外,高强度照料活动对健康的负面影响更大。     

外出务工对农村老年人家庭子女养老分工影响研究

文章利用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2009年在安徽省巢湖市进行的＂安徽省老年人生活福利状况＂抽样调查数据,采用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了农村老年人家庭儿子与女儿外出务工状况对子女兄弟姐妹养老分工的影响。结果表明,外出务工对子女养老分工有显著影响,并且儿子和女儿外出务工的影响存在显著性别差异。儿子全部外出务工,子女之间倾向不平均分担对老年父母的经济支持,女儿全部外出务工,子女之间倾向于共同平均分担经济支持;儿子全部外出务工或女儿全部外出务工,子女之间都倾向于不给予老年父母生活照料。     

高龄老人基本躯体功能状况分析

文章考察了高龄老人的基本躯体功能的现状,分析了与高龄老人所患疾病的关系以及对日常生活自理能力、日常及社会活动和健康自评的影响。发现多数高龄老人基本躯体功能状况良好。由增龄而引起的衰老是影响高龄老人基本躯体功能的一个重要因素;慢性病直接影响着高龄老人的基本躯体功能状况;基本躯体功能受损严重影响着高龄老人的生活自理能力和生活质量。文章最后对高龄老人躯体功能维护提出了一些建议。     

中国高龄老人健康状况和死亡率变动趋势

文章对“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近两万名80～105岁高龄老人的数据分析发现,社会经济发展使得2008年高龄老人存活概率和自评日常生活自理能力比1998年有显著改善.医疗条件进步使健康较差高龄老人被“救”存活率提高,使2008年高龄老人客观量测的躯体功能和认知功能比10年前显著下降;这给社会和亿万家庭带来严峻挑战.研究表明,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类寿命提高带来效益的同时,也会产生一定成本;但它不是以往不少国际文献解释这一现象时所称的“胜利的失败”,所以没有必要为此恐慌,而需要全社会积极应对,努力实现人口健康老龄化.     

高龄老人健康长寿问题的社会人口学研究

本文采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高龄老人的健康长寿问题.从高龄老人的年龄、性别、经济地位和生活方式这四个重要变量入手,探讨与评价这些变量与高龄老人健康长寿之间的关系.     

我国高龄老人照料资源分布及照料满足感研究

高龄老人是一个对照料需求更高的群体,目前,高龄老人的照料完全满足感并不高。在居家养老建设不断加快的背景下,高龄老人的照料资源仍然集中在家庭内部,他们对社会服务的利用率极低;高龄老人的年龄、健康状况、经济状况、所在城乡以及照料者类别及其意愿对照料满足感的影响较大。政府及社会在提升高龄老人照料满足感的过程中,要科学规划居家养老服务,关注贫困、认知能力差和空巢高龄老人群体,重视家庭代际和谐建设,加快专业社工队伍发展,加强国际交流。     

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年龄差异研究

用2002、2005、2008年中国高龄老人健康长寿调查数据,考察了年龄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研究发现,年龄因素影响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自评。年岁的上升对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既有积极影响也有消极影响。对于老年人来说,年龄对生活满意度的正向作用超过了负向作用,因此,老人的年龄越大,生活满意度评价越积极。进一步考察了年龄积极作用三个可能的来源,包括年龄成熟效应、同期群正效应、存活效应,发现年龄的积极作用主要是由年龄的成熟效应引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