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颂宣德——从许善心《神雀颂》看“开皇之治”的盛世景象

许善心由陈入隋,亲历“开皇之治”的盛世景象.开皇十六年(596),当时天下统一,国富民强,“开皇之治”的各种政治措施已经完成,恰逢天降神雀,许善心适时创作《神雀颂》歌颂帝德.虽然其华丽的文风违背了隋文帝的作文主张,可却达到了文帝宣化天下的政治目的.而其基于史事的创作手法,也是对“开皇之治”的一种文学写照.     

论开皇之治——与齐陈骏先生商榷

隋文帝杨坚是个励精图治的封建皇帝,他所统治的开皇年间史称“开皇之治”,是隋唐史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时期。但在史学研究上却一直处于薄弱的环节,齐陈骏先生在《兰州大学学报》1980年第四期撰文对开皇之治进行了论述,实塞漏补缺,开讨论之先声,甚有意义。不过有些观点看来需要商榷。本文谈一些不同的浅见,向齐先生及史学界请教。     

略论“开皇之治”

西汉“文景之治”,历代史家赞不绝口。七百年后隋文帝在位时的开皇年间的政绩——“开皇之治”,同样值得人们称道。 西汉初年,经济凋蔽,人口剧减,“石米贵至五千余钱”,“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盖藏。”①为了恢复封建统治秩序,发展经济,对人民采取了较为宽舒的政策。经历了六、七十年的休养     

隋文帝施政方针的得与失

隋文帝在位前期虚心纳谏,用智囊团之谋,定对外对内之策,取得成功,出现“开皇之治”;在位后期刚愎自用,拒谏斥贤,决策失误,为隋朝埋下了致亡的隐患。     

论隋文帝时期的吏治与廉政

本文主要从两个方面论述了隋文帝时期的吏治与康政问题,一是吏治的原因和采取的措施,二是吏治的效果和重大意义。隋文帝为了使隋代的政治清明和经济繁荣,实行了各种措施,力求治本和治标相结合,打击和防范相结合,从各个方面进行了全面治理整顿,使隋代廉政大为加强,从而缓和了阶级矛盾,安定了政治形势,促进了经济发展,在中国历史上出现了“开皇之治”这一盛世。     

苏威略论

苏威任隋朝宰相三十余年，隋亡后振转投靠新主，因而见讥于史家。本文认为苏威见重于随室的原因，一是属于关陇士族集团的重要成员，又有兼人之才；二是忠于隋朝，并且没有大过。苏威在隋朝前期起了重要作用。在“开皇之治”中，有苏威的功绩。对苏威的“晚节”问题，应该进行具体分析。     

隋炀帝大业三年北巡突厥简论

隋炀帝大业初年 ,王朝北境的东突厥汗国已处在方生方成势力复兴之历史当口 ,而东突厥复兴抑成为隋之北疆防务及其东北亚战略发展一主要问题。鉴于此 ,隋炀帝藉大业初“士马全盛”之实力 ,举行了声势浩大“甲士五十万”的紫塞巡访 ,亲临启民可汗牙帐 ,确认并重申开皇十九年 (599)隋与东突厥建立的宗藩盟约 ;并颁下《褒显启民可汗诏》以实现有隋对东突厥的有效羁縻。     

隋大业世东都洛阳国家图书整理检论

洛阳是公元七世纪初中国发展统一文化的中心 ;大业世东都图书整理凸显着统会古今综理南北典籍以推进统一文化发展的历史特征。其图书整理 ,集图书特别征集、综理鉴别、部类编目、庋藏保护、抄录传播诸图书措理诸环节 ;其因于开皇世西京之图书而踵续增大以开扬隋氏富藏之规模 ,实为有隋图书的一次总结集。郑樵所谓“隋家藏书 ,富于古今”的历史大观 ,可谓形成于开皇世所搜聚 ,而底成于大业世所增广。隋唐嬗替 ,唐人因承东都所聚 ,渐积增广而开出盛唐开元世国家图书事业殿军于我国中古图书业之辉煌 ,考镜其源流实始于有隋 ,始于有隋东都之最后结集     

隋朝监察制度述论

隋朝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大一统局面 ,典章制度 (包括监察 )方方面面需要鼎故革新之处很多。隋制集汉魏以来监司变化之大成 ,革除前代弊政 ,在文帝开皇年间和炀帝大业年间进行了两轮改革 ,特别是隋炀帝“三台”之制多有创革。隋制对唐制产生了重要影响 ,以往学界重唐轻隋 ,其实从制度创新的角度看 ,隋制更具特色     

论封建立法中的“十恶”

自西汉之“大逆不道不敬”到隋立“十恶”于《开皇律》之中,以至后世之历朝法律,“十恶”在历代封建王朝的立法中始终处于一个特殊的地位。应当说,对“十恶”重罪的规定与判罪在维持封建社会秩序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时,“十恶”也集中体现了皇权与族权的相互协调对于维护封建统治的意义。     

隋文帝“民主考察”接班人

隋文帝杨坚算得上是中国历史上少见的有为之君。他在公元589年统一全国后．实行了一系列对后世影响深远的政治经济改革,如三省六部制、开皇律、科举制、均田制、义仓以及修建长安城、大运河等。《剑桥中国隋唐史》甚至这样评价道：“人们在研究其后的伟大的中华帝国的结构和生活的任何方面时．不能不在各个方面看到隋朝的成就,它的成就肯定是中国历史中最引人注目的成就之一。”     

绝非“竭泽而渔”而是“开源节流”——亦论隋文帝时期“国计之富”的原因

关于隋初的富庶情况,史家历来都有记载和评说。择其要者有: 唐朝杜佑在《通典·食货典》中说:在长安、洛阳、华州、陕州等地的仓库,“储米粟多者千万石,少者不减数百万石,天下义仓,又皆充满。京都及并州库,布帛各数千万,而锡赉勋庸,并出丰厚,亦魏晋以降之未有”。魏征在《隋书·食货志》中载:开皇十二年(公元592年),隋文帝因“库藏皆满”,下诏“河北、山东今年田租,三分减一,兵减半,功调全免”。开皇十七年(公元597年),又以“中外府库无不盈积”,再次下诏,“遂停此年正赋以赐黎元”。     

隋代的禁纬和焚纬

隋代开皇十三年,文帝曾经“制禁纬候图谶”,炀帝大业元年又下令“焚燔纬书。”这在有隋一代,当然算不上是重大事件,因此,在有关隋代的史著和论文中对这个问题很少涉及或没有涉及。但是,这两次禁绝谶纬却是自东汉以来风靡盛行的谶纬之学沦丧的捩转,     

孙思邈生年考

指出孙思邈享年101岁,即孙氏生于581年之史学界、医学界旧说与诸多史实相悖。以此为切入点,考证出孙氏生年当为541年,提出孙思邈享年141岁的新说。并指出旧说之误关键在于对《新唐书·孙思邈传》中“开皇”二字的理解过于拘泥。     

隋开皇元年击陈述论

隋立国之初，即有伐陈统一中国之志，但鉴于北境强邻突厥的掣肘，对陈战略的轴心构想却是“潜为经略”的策略。开皇初击陈，战于南北必争之淮甸，隋小胜即收，称云“礼不伐丧”，有效辶回护了其先北后南而后统一中国的战略意图。陈未能警觉于战后，安于形势，笙歌依旧，终至覆国于九年之后。     

读方诗铭先生著《曹操·袁绍·黄巾》

中国古代政治史,从某种角度观察,似乎表现出“治”与“乱”的交替循环。由“乱”而“治”的历史过程,往往因开国君主及其功臣集团对自身建立政治功业、实现政治成就的实践的宣传而历来备受重视,但是,由“治”而“乱”的历史过程,其实也以富有启示意义的丰富多彩的历史文化现象,有助于我们在探索历史规律时,得到某些接近历史真实的认识。东汉末年,是社会由“治”而“乱”的典型的历史阶段。近年来,方诗铭先生从事东汉末年政治史的研究,屡有大作问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最近出版的《曹操·袁绍·黄巾》一书,就是方诗铭先生在这一领域多年研…     

周世宗柴荣改革琐议

周世宗柴荣改革琐议黄晓华“五代”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乱世，战争之频繁，赋税之繁重，法制之混乱，都是历代少有的。但“五代”又蕴含着由乱而治重新统一的历史因素，北宋的统一及中央集权政治体制的确立，实际是这一历史时期发展变化的结果。后周正处在这一发展演变的关...     

论张九龄与李林甫之争

唐玄宗是历史上一个功过参半的皇帝。在他统治的前期,励精图治,推行变革,出现了“开元之治”。可是在他统治的后期,骄奢淫逸,好大喜功,终于酿成了“天宝之乱”。他是我国历史上唯一既取得过大治业迹、又造成了大乱败政的皇帝。唐玄宗时由治变乱除了有深刻的社会原因外,罢免张九龄、起用李林甫也是重要的原因。本文拟对张九龄、李林甫之争及这一斗争对当时的影响,作一些论述。     

陈寅恪治“民族文化之史”的出色成果

陈寅恪治“中古以降民族文化之史”的两部名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充分反映出他的中国中古史分期的史学思想和治史方法。陈寅恪的治史特色是:以小见大,从别人不注意处发现历史的关节点,通过联系分析,揭示出有关历史演变的重大问题。又善于推求变化之故,从联系中概括出通例性的认识。     

隋·唐初期统冶者及其法制比较

隋、唐是我国封建社会的两个著名王朝。建国伊始,两朝统治者均以法律手段对政治、经济制度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并分别修订了著名的《开皇律》与《唐律疏议》,因而,都成就了一段辉煌的历史时期。史载:隋文帝时“中外仑库,无不盈积”,“二十年间,天下无事,区宇之内晏如也。”唐则出现了著名的“贞观之治”。正因如此,历史上往往隋唐并举共论。然而,为什么隋祚日短,李唐却传世近三百年,结果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