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徽州村社运作与宗族关系初探

在传统徽州社会,社的崇拜与祭祀非常兴盛,隋唐以前社就零星出现,宋元时期开始普遍设社,明清达于极盛。明清时期徽州的社有两大系统,分别是官方祀典体系下的社稷与明初配合里甲制度推行的里社。徽州聚族而居的传统决定了社与宗族的关系非常密切,既有单一宗族所建的祖社,亦有多姓共同举办的村社,而由多姓共建的村社有一部分在运作过程中逐渐归于单姓控制。村社的经费主要分为银和田两种形态,在日常运作中,采取了社首轮值制,由当值社首负责春秋二祭的举办。为保证社祭的顺利进行,众多村社还制定了严格的社规,对全体成员形成约束力。通过探讨村社的运作,我们可以从另一个层面考察明清徽州宗族及地方社会。     

明清珠江三角洲地区里甲制中“户”的衍变

按史学界熟习的常识,明代的里甲制度到清代已解体,并为保甲制所取代。但在珠江三角洲及其他许多地区,里甲制(清代文献一般称为图甲制)不但保留下来,而且还是一种比保甲制更为重要的地方制度。人们在纳税、土地登记、参加科举考试以及其他须证明自己身份的场合,一般都用里甲系统中的“户”来作为自己的户籍。然而,这种     

国家与礼仪:宋至清中叶珠江三角洲地方社会的国家认同

本文试图通过考察北宋到清中叶珠江三角洲地区礼仪演变 ,讨论地方社会与国家整合的过程。这个过程有四个阶段 :先是从北宋开始 ,地方官员在本地推行国家的正统祭祀礼仪 ;在这个基础上 ,到南宋时期 ,发展出由理学家提倡的地方性礼仪 ;明初推行里甲制之后 ,与户籍登记结合起来的宗祧法则明显地成为控制田产的主要机制 ;到明代嘉靖间 ,高层官员在理学的影响下 ,确立了家庙祭祀的地位 ,使之与宗族土地控制结合起来。随着家庙成为乡村组织的中心 ,祖先祭祀成了正统化的礼仪 ,地方社会完成了与国家整合的转变     

明清时期山东宗族分家析产与财产纠纷

明清时期山东宗族在分家析产过程中,往往本着宗族传承的意旨,财产大多由血缘所形成的亲属关系而继承。但在财产的重新分配和流转过程中,由于宗族成员构成、同居共财观念的变化及社会保障机制的不完善等因素,使得宗族贫富分化开始出现,财产纠纷亦日渐端倪。宗族虽然也试图通过制定宗规约法、同族互助等道德手段维护其共同财产,但是在利益的驱使之下,财产的重新分配及纠纷弱化了宗族的凝聚力。     

明清时期徽州境内的保甲制度推行与保甲组织编制

明清时期,徽州地方官和宗族、乡绅积极推行保甲制,并将保甲与当地的乡约、里甲、团练、宗族等组织相结合。在保甲编制过程中,既遵守朝廷设定的十进制原则,又执行官方倡导的"通融编列"等灵活性原则,组织编造了保甲门牌、十家门牌、保甲册、循环册、棚民册、另户册等各类门牌册籍,这些门牌册籍的登载范围和内容虽稍有差别,但皆反映了徽州地方官府对民间社会控制的严密程度。     

国家与社会:明清的里社制与乡村秩序———以徽州“社会“为线索的考察

明清国家法律规定了里社制,随着里甲赋役制度的变革,里社制却逐渐废弛,被民间“社会”与民间信仰所取代。 “社会”在长期的祭祀活动中,因为社会关联形成集体意识,这种共识可对超出村庄、宗族的公共事务发布禁约,从而产生地区公共秩序。 国家法律与乡村秩序相互影响,在国家法律下行之时,乡村秩序则自生自发地生成回应型规则,认识和协调二者之关系,对于乡村治理有积极意义。     

作为象征的宗族公产——以黄梅县程氏宗族为例

以往学者多将族产作为宗族的经济基础来加以考察，但在黄梅程氏的各房支争夺族产的个案中，显示了其作为界定宗族边界的标尺。明清时期，庶民宗族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之中，其间赋役制度、官方的态度、地方社会的反应等等因素都在左右着这一进程，本文通过对黄梅程氏个案的细部描写，以此反映出这一过程的复杂性。     

乡里制度:国家权力在西南民族地区乡村社会的深入

国家权力通过里甲制度与保甲制度等乡里制度深入到西南民族地区乡村社会,在这个过程中呈现出职役性、变异性、控制性等特点。明清中央政府通过加速国家政治秩序的"一体化"、加强乡村社会治理的"网状化"、践行国家管理制度的"地方化"等举措,最终使国家权力深入到西南民族地区乡村社会地方的阡陌之间,深入到各族民众心中。     

晋商与徽商企业制度创新模式的比较及启示

明清时期的晋商与徽商,由于地域文化及其宗族关系上的差异,形成了不同的企业运营机制。在实践中,他们各自形成了一整套有效率的具有历史适应性的企业制度,但是,二者均没有形成企业制度创新的内在利益冲动,使企业以一种自增强机制蜕变为现代企业制度,最终走向了衰落。通过对其不同企业制度形成的机理及其兴衰的分析,总结出晋商与徽商兴衰的经验教训,对我国正在进行的企业制度建设有启迪作用。     

中国传统宗法观念对现代道德与法治的影响

中国的封建社会是一个以血缘为纽带、以地缘为基础、以家族为其基本结构的社会,它从原始社会末期的父系家长制家族,发展到明清时期的聚族而居的封建型家族。而产生于夏、形成于西周的宗族制度又严重影响着中国封建社会的家族制度,并进一步形成了宗族法。但宗族法观念并没有因新中国的建立而彻底消失掉,它在当代又以不同的方式存在     

《诗》纬三基、四始、五际、六情说探微

《诗》纬以“天地之心”解《诗经》,提出了“三基”、“四始”、“五际”、“六情”、“十二律”等阐释范畴,以对应阴阳五行的变化,作为王政变革的依据,并以“三基”、“四始”、“五际”说《雅》诗,“六情”、“十二律”说《风》诗。     

魏晋隋唐文士佛学修养论略

魏晋隋唐时期文人学士多喜与名僧交好,兼修内外,在诸多方面体现出深厚的佛学修养.王公贵族、丈人学士的佛学修养与佛教实践,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佛教理论的本土化.     

小微型幼儿园：特点解读及价值探析

摘 要：小微型幼儿园作为学前教育的一种特殊供给方式,不仅丰富着我国的学前教育体系而且有助于缓解“入园难、入园贵”的社会现状。通过对小微型幼儿园存在的必要性和独到的优势与不足进行解读,希冀有助于公众全面客观认识小微型幼儿园这一新兴事物。最后根据现实情况从多个利益主体角度提出相关的建议思考,为小微型幼儿园的健康生存和发展积蓄力量。     

主权·统一·国族·集权·民主——论民族国家建构的五大构成要素

民族国家是“资本主义时期典型的正常的国家形式”。民族国家建构包含五个方面不可或缺的要素：独立主权是前提要素、国家统一是核心要素、国族塑造是本质要素、中央集权政府是关键要素、民主取向是价值要素。民族国家的构建和巩固,关键是在获得独立主权的前提下,寻求和处理好“人民-国家-民族-政府”四种要素之间的平衡。     

信仰·理性·克制·敬业·成功——读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韦伯强调宗教伦理对个人的经济心态形成和发展的深刻影响,因此有了韦伯命题:资本主义精神产生于新教伦理。根据韦伯的研究,“现代资本主义精神以及全部现代文化的一个根本要素,即以天职思想为基础的合理行为,产生于基督教禁欲主义。”韦伯还提出了反命题:儒教不可能像新教那样焕发出“资本主义精神”,因为,儒教仅有“外王”的入世理性倾向而无实际经世抱负的手段,仅有“内圣”的价值理性的信念伦理而无工具理性的责任伦理。文章从信仰、理性、克制、敬业与成功的内在逻辑的角度来解读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实质内涵。     

古代湖南虫灾、风灾、雹灾、冰冻、地震、疫灾简论

古代湖南除水、旱两大自然灾害外,主要的灾种还有虫灾、风灾、雹灾、冰冻、地震和疫灾,都对社会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和破坏。     

国外儿童语言研究综述

国外儿童语言研究源于儿童心理研究,历经了心理学、语言学双重取向的研究和儿童语言研究的独立学科等过程。期间的研究成果丰富,揭示了儿童语言词汇、语法、语义、语用习得和发展的特点。     

1,2,3-三氰基-1,2,3-三对氯苯基环丙烷的合成

本文报告了对氯苯乙腈在DMSO存在下与四氯化碳的相转移催化反应,得到一个新化合物1,2,3—三氰基—1,2,3—三对氯苯基环丙烷,其结构通过元素分析、红外、核磁共振和质谱得到证实。初步探讨形成三元环化合物的反应机理。     

身体、符号及其能动性

借助符号学的推动,“身体”以其社会建构的身体观与诸多领域相关涉而成为现代哲学研究的关键词,反之,“符号”也因其对身体的建构而后来居上,成为社会批判、权力诊断、文化分析的基本要素。然而,“身体”在借“符号”而显的同时又构成了“隐”的困境,即符号建构中的身体是一个沉默的、无声息的身体;在符号学的话语实践上,这一困境表现为话语决定论中的“能动性难题”。女性主义者巴特勒以其“操演”理论试图在话语符号系统内部解决福柯、拉康等社会建构论者中所包含的能动性难题,但其最终所提供的策略--“作为被排除之物的身体的破坏性回归”--又构成了其身体建构论立场的反对项,这一悖谬或许促使我们应在一个新的语境中重新思考身体的肉体性。     

社会·法律·法之理

法律是社会生活的产物,是社会生活条件和需要的反映。社会生活不仅产生各种问题即法律需求,还蕴藏着解决这些问题所需的资源。因此,每个国家的法律发展都是一种本土化的创造性活动。法之理也在社会生活中,在社会生活中思考、发现、检验和证明法之理,是促进法律发展和法学进步的方法。在社会调查中思考法之理,北京理工大学法学理论硕士点进行了有益的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