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村民代表会议与"先富群体治村"——民主制度建设与精英治理的平衡

"先富群体治村"是近年来基层民主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它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乡村精英治理格局的回归,并与村民自治的原则和实践产生了紧张,折射出民主治理与精英治理两种模式问的张力,矫正"先富群体治村"趋势、消除民主参与的结构和观念障碍,需要在制度建设上着力.在现有的制度框架内,村民代表会议是践行民主治理原则的载体,亦是平衡"先富群体治村"现象的重要机制,但它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得到完善与规范.     

维护大学生村官权益的“法律复方’

<正>大学生村官是指到农村担任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助理或村"两委"职务的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大学毕业生。他们是被命名为"官"的特殊群体,也是农村最基层的工作人员。当前,大学生村官的权益受到侵害的现象时有发生。大学生村官的权益遭遇侵害该怎样维权呢?动用"法律复方"是合适的选择。     

通往共同富裕——一个社区工作实例

昌坊村位于江西省新余市北部，是一个依山傍水的自然村，约300户，人口1200人左右，是一个有六百多年发展历史的古老山村。6年前，昌坊村还是个默默无闻的地方，与邻村相比各方面部落后。2003年，该村在新村委班子的领导下实现了巨变，涌现了一部分先富群体。然而，仍存在一部分困难群体，因缺乏科学知识和技术，     

村域社会资本与农村老人的社区治理参与

基于对全国11个省份1137位农村老人的问卷调查,从村域社会网络、村域信任和村域规范3个维度考察了村域社会资本对农村老人社区治理参与的影响。结果表明,村域社会网络、村域信任和村域规范均显著正向影响农村老人的社区治理参与,且这一结果具有稳健性。村域社会网络、村域信任和村域规范对农村老人社区治理参与的影响存在着性别、年龄和政治身份的群体差异,特别是村域社会资本的各个维度仅显著影响了非党员群体的社区治理参与,而对党员群体的影响不显著。研究进一步发现,村域社会资本主要通过公平感提升和支持获得状况改善影响农村老人的社区治理参与。要发挥村域社会资本的作用,须打造社区参与平台及空间,为积累村域社会资本提供土壤;还须通过培育参与意识和公共精神,促进村域社会资本的积累,延续村域社会资本的生命力。     

农村先富群体参政的政治认知现状与干预

调查农村先富群体参政的政治认知现状,人口统计学的统计与分析结果表明性别、文化程度、政治面貌和是否担任村干部都跟其政治认知无显著相关,而年龄跟政治认知有显著相关。用实验的方法对农村先富群体参政的政治认知进行干预研究,结果发现政治心理干预对农村先富群体参政的政治认知有良好的效果。     

脱农离村群体的社会支持与心理健康研究——基于社会流动角度的实证分析

通过对472名河南省脱农离村者和338名农村及城市居民的调查,了解到河南省脱农离村者的社会支持和心理健康水平高于仍然留在农村者,但是尚未实现成功社会流动的群体与已经实现成功社会流动的群体相比存在较大的差距；社会阶层、收入水平和学历对脱农离村群体的社会支持和心理健康都有一定影响,其中,学历的影响尤为重要.可以通过教育资源的合理分配、学历教育的改革优化、社区和单位提供支持等办法,利用中原经济区建设的契机,为脱农离村群体提供实现上升流动的机遇,以全面提高他们的社会支持和心理健康水平.     

城中村改造中村集体自主改造的可行性与实现路径分析——基于广州市H村的经验考察

在当前城中村的改造模式中,压力型改造和市场化改造模式遭遇了很多问题,以村集体为主体的城中村改造模式越来越具有可行性和必要性.本文通过对广州市城中村H村的经验考察,分析了城中村改造中村集体自主改造的可行性在于改造的经济利益驱动和村集体的能力增长,并进而分析了增强村集体自主改造可行性的实现路径.     

略论华南的乡村牌坊文化——以广东四会为个案的实证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华南地区的乡村牌坊日渐兴盛。透视四会市的村牌坊,绝大部分建造于上世纪90年代初期,资金一般由旅港同胞和宗族自筹,经济越是发达地区其建造数量越多。村牌坊不仅起到地理标识作用,而且也透视出宗族文化在某种程度上起着比村规民约更重要的伦理道德约束作用。     

“佛电党建模式”——国有企业基层党建工作的新探索

坚持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核心作用足国有企业健康发展的政治保障。构建能使党组织发挥政治核心作用及围绕企业生产经营开展工作的党建工作模式,足同企党建工作的重要任务。近年来。佛山供电局党委坚持“融入中心做工作,进入管理起作用”的党建工作思路,积极探索,粥于实践,成功构建了企业党组织“融入中心、进入管理”党建工作模式,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佛电党建模式”。实现了党建工作与生产经营管理的有机结合,充分发挥了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佛电党建模式”对于推动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工作具有重大的示范和扁示意义。     

农村政治文明建设视阈中的女村官发展问题研究——基于广西村“两委”女干部的调查数据分析

农村政治文明建设离不开农村女性的积极参与。基于女村官在农村政治文明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本文通过对广西779位村“两委”女干部的数据分析,探讨如何加大女村官队伍培养力度,提高村“两委”女干部综合素质,进而为推动农村政治文明建设进行有益探索。     

关于新农村建设中女村官培养长效机制的思考

女村官是广大农村妇女的杰出代表。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培养女村官有利于填补村治资源流失后的农村干部人才的需要,有利于激发广大农村妇女投身新农村建设,有利于发挥女性特征,在新农村建设中起独特作用。当前女村官的现状是：总量不足,比例较低;地区发展不平衡;参政层次普遍较低,实际作用发挥欠缺;后备力量不足。为了改变这一现状,使更多优秀的农村妇女进入两委班子,需要建立一整套女村官培养长效机制,包括法律政策机制、财政机制、组织人事机制、学习培训机制等。     

构建精英主导下的“三位一体”村治模式

任何一个社会都是由精英来治理的。由精英主导村庄治理,并不与“村民当家作主”有必然的矛盾,相反,村治精英引导了村庄民主的发展,而村庄民主实践也为精英的培养提供了舞台。民主的要义并不在于由谁来掌握权力,而在于权力是否用来为人民群众谋利益,并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和制约。因此,要保证精英主导下的村庄治理的民主取向,需要构建起村干部、草根志愿性组织以及村民“三位一体”的村治模式。     

"金莲绝唱"的症候阅读:以云南通海六一村缠足老人为例

缠足在中国明清之际盛行,某种程度上对缠足女性的认知即代表了人们对"传统妇女"的基本判断.云南通海六一村缠足老人作为尚在世的最大缠足群落而在国内外受到多方关注,面对鲜活的缠足者及其生命史,大众传媒对这一缠足群落的宣传和解读与近代以来的反缠足话语一脉相承,将其视为被动的解放者.而通过钩沉六一村缠足妇女跨越时代的生命史,可以看到她们如何超越身体的局限在新社会立足,最终意识到她们并非是被动等待解放的群体,而是展现了传统女性的自我建构.     

京郊女大学生“村官”工作现状研究

一、研究问题与背景为引导和鼓励大学生到农村和基层就业,2005年6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面向基层就业的意见》,要求从2006年开始,每年选拔一定数量的高校毕业生到农村就业,争取用3到5年的时间基本实现全国每村至少有1名高校毕业生的目标。北京市为落实这一重大决策,从2006年开始,相继选聘高校毕业生到京郊担任村党支部书记助理、村委会主任助理(简称大学生"村官"),到现在为止,已经有8000名左右的大学生"村官"活跃在北京郊区,基本实现了一村两名大学生的目标。当然,这其中也包括了相当一部分数量的女大学生"村官"。     

江苏连云港市:创建农村养老“赣榆模式”

正江苏省连云港市赣榆区农村社区老年集中居住点养老是指老年人入住本村(社区)的"老年村"、"老年怡养院"等集中居住点,采取"离家不离村、村中享天伦"的方式安度晚年。江苏省老龄委将此种养老模式命名为"赣榆模式",并作为全省五种养老模式之一在全省推广。目前,该区约有5%的社区建有社区老年集中居住点20余家,规模由30户、50户到100余户不等。做法赣榆区青口镇大盘村由于每户都只有一处宅基地,有的户一个院子住着三代甚至四代人,婆媳之间、父子之间常因生活琐事闹得不可开交,村党支部为了使这种矛盾     

江西省村（社区）“两委”换届选举工作会议在南昌召开

9月28日,江西省村（社区）“两委”换届选举工作会议在南昌召开。江西省委副书记张裔炯、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安众出席会议并讲话,省政府副省长熊盛文主持会议;省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张宝瑜、街民政厅厅长徐毅分别部署了全省村（社区）党组织和全省第八届村（居）民委员会选举工作。     

社区党建对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创新

基层党组织作用的发挥,从根本上讲,取决于基层党组织能否适应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带来了中国社会的深刻转型,使得基于传统"单位制"的基层党组织与转型社会之间的适应性存在很多问题,基层党组织面临很多新挑战。而社区党建的开展,适应了社会转型对基层党组织设置形式、领导作用和社会参与的新要求,实现了社会转型条件下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创新。     

村企合作的生成逻辑、政策需求与理想类型

村企合作契合多元主体间利益均衡需求,是农村市场经济发展和城乡共同富裕的内在需要.促使村企合作维续的根本在于制定以产权实践为核心的村企合作利益分配政策、 以治理有效为指向的现代企业管理政策、 以风险规避为导向的"三农"利益保障政策.村企合作有效实现的理想路径是构建以规则共同体为支撑、 以市场共同体为导向、 以价值共同体为目标的利益共同体模式,通过塑造利益认同心理、 筑稳利益协调机制和赋能利益组织建设,把村企合作多元主体有机融合在共建共治共享的结构中,并坚持底线思维、 系统思维和法治思维,保障土地、 粮食和生态安全.     

论杏花村意象的文化内涵

杏花村意象是杏花意象与村意象相结合的产物,首先出现于晚唐。现存许浑、杜牧、温庭筠、薛能的四首诗不约而同地创设了杏花村文学意象,其中只有杜牧《清明》诗与酒家义项相关。明中叶之后,贵池杏花村被认定为杜牧当年吟咏《清明》诗的地方,从此,贵池杏花村与杜牧、《清明》诗的关系确定,地方风物也日渐丰富起来。康熙二十四年,贵池邑人郎遂编成《杏花村志》十二卷,后被《四库全书》存目书收录。民国四年,贵池人胡子正编成《杏花村续志》三卷。杏花村作为地方文化资源不断地被保护开发。杏花村意象包含四种文化形态,即村诗文化、村酒文化、村落文化和村游文化。     

解决三大问题夯实执政基础--对白云区加强农村党组织执政能力的调查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要以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为重点,全面推进党的建设的新的伟大工程.村级党组织是我党在农村最基层的组织,是我党固本强基的重中之重.在实施固本强基的实践中,广州市白云区不少党员干部深刻认识到,在市场经济不断发展和村民自治组织初步建立的今天,要夯实执政基础,必须解决好村级党组织的能力、威信和村的领导体制三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