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孝文帝汉化改革态度确立的过程

孝文帝对汉化改革形成的明确、坚定的态度,是促使他推进北魏太和改革并促其最终成功的重要原因。孝文帝对汉化改革态度的确立经历顺从、认同、内化三个阶段。孝文帝幼时因国家实权由其祖母冯太后掌握,对汉化改革只能表现为顺从;随着汉文化的熏陶渐染及对北魏政权面临形势的了解,加上冯太后的着意培养,孝文帝对汉化改革的态度,很快过渡到自觉认同;冯太后去世后,孝文帝对改革的认识、坚持与投入,证明了其汉化意识逐渐内化。     

高欢、高澄父子与东魏的汉化

从高欢对待汉人的态度、对待汉化的策略与措施 ,及其子高澄对待汉人与汉化的态度、措施等三个方面 ,考察东魏的汉化方向与过程 ,可以看到东魏总体上是朝着汉化的方向发展 ,而不是历史的倒退。     

外来词的“汉化”和汉语词的“外化”研究

汉语在吸收外来词的过程中最显著的特点就是“汉化”.外来词的汉化按语言三要素可分为“语音汉化”“语义汉化”“语法汉化”.同时,汉语受外来词的影响,也会产生“外化”现象.“汉化”与“外化”二者之间是相互影响,相互依存的关系.     

音译汉化与音译词在汉语中的规范与接受

汉语中的音译词,因其“舶来”形象与外来色彩,绝大多数要经过汉化和规范之后才能为汉语所接受。音译汉化有各种方式,是音译词规范的基础。因此,音译词进入汉语的基本路径是纯粹音译→音译汉化→音译规范→音译接受,但这一路径并不完全是线性地逐级递进完成的。     

试论现代“汉化”:一个被泛化的概念——以甘肃省天祝藏族自治县为例

"汉化"是中国历史上存在过并至今仍存在着的一种社会文化现象,但与古代"汉化"相比,当今人们所说的"汉化"在内涵上已有了很大不同。以天祝藏族自治县为例,阐释了现代"汉化"的内涵,认为与古代"汉化"具有单一汉文化化的特征相比,现代"汉化"具有汉文化、西方文化、当代国家主流文化等多元文化化特征,是一个明显被泛化了的概念,建议慎用这一术语,以防对民族关系造成不利影响。     

蒙元与满清政权汉化状况之比较

汉化是我国历史上每个少数民族政权入主中原后所必须面对的重大命题,蒙元和满清政权在兴起后,都在不同程度上推行汉化,沿用中原政治文明成果,重用汉族儒生,学习汉族的文化经典。尽管汉化并不是决定蒙元与满清政权兴衰的唯一因素,但是汉化对于这两个少数民族政权的影响是巨大的。少数民族政权汉化水平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它们在中原统治是否长久。蒙元入主中原后无意于系统深入地推进政权的汉化,政权汉化水平较低,在中原立国不到百年之际便匆匆退回草原故地。对比之下,满清政权的汉化水平较高,在中原地区的统治得以延续两百多年。     

蕃将世家:唐代浑氏家族现象研究

浑氏家族可谓蕃将世家,其九代人的史事考就是说明;浑氏家族汉化有五种表现,即血统关系上的汉化倾向;地望上的汉化变迁;族望上与汉人认同;姓名上的汉化,读书习儒,从心理上接受汉文化;浑氏家族现象的出现有三方面的社会基础:其一,作为魏晋南北朝民族大融合孕育出来的李唐王朝较少民族偏见和保守传统;其二,唐代实行开明的民族政策,即对周边民族的“怀柔”、“羁縻”政策;其三,唐代武功强大,需要蕃兵蕃将的加入。     

影响字母词语汉化的因素及研究现状

字母词语汉化一直是语言工作者研究的热点问题。影响字母词语汉化的因素主要有词形、全球通用、字母构词、语音系统等四个因素。在推进字母词语汉化过程中应该遵循实用性、规范性、简洁性原则。     

论金世宗时期汉化与旧俗的关系

本文从金世宗时采取的一系列政策出发,详细剖析金世宗汉化特点,指出金世宗不仅汲取了汉族主创文化,更推动了女真民族汉化的发展。而采取的保留女真族旧俗文化措施,更多地强调了民族脊梁文化和灵魂文化,对挽救女真民族文化有积极作用。因此金世宗的汉化,我们要抛开民族成见,用辩证方法分析,这样可以更好的认识世宗时推行的汉化改革。     

南北朝时期胡姓汉化与汉姓胡化的政治目的溯源

南北朝时期出现了胡姓的汉化与汉姓的胡化现象。胡姓的汉化是历史的需要,汉姓的短期胡化现象,是统治者为解决孝文帝改革留下的隐患的权宜之计,而北方少数民族汉化的历史趋势不会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金元时期内蒙古的文学地理与文人分布

内蒙古地区在金代时期文化较为发达,有汉族、女真族进士17人,尤其是大定府出现了郑子聃、赵之杰等文人。元代有所倒退,有成就的蒙古、色目各族文人都属离开蒙古草原迁徙他地者。女真族彻底汉化与蒙古族坚守民族本位是造成内蒙古地区文化变化的主要原因,同时也造就了二者不同的命运,在保持民族本色与吸收其他民族文化之间需要保持平衡。     

慕容鲜卑汉化过程中所保留的本族文化

慕容鲜卑是十六国时期统治过北方的胡人部落。经过早期的汉化改革和近一百年的关内生活,他们在很深的层次完成了汉化。可以说,他们是十六国时期汉化程度最高的胡人族群。但是,不论他们的汉化程度多高,我们还是可以寻觅到他们生活中的本民族习俗。本文考察了慕容鲜卑在汉化的同时所保留的胡族文化,诸如牧业,本民族语言,族内婚,等等。关于此种现象,本文从同化量化标准的角度给予解释,指出由于汉族社会组织的封闭性,慕容鲜卑汉化的途径只能是从外部学习汉族文化,最后把自己的社区变成与汉族相同的社区;汉化不等于非汉族文化变为零,因为汉族文化本身不统一,中国地方文化系统可以兼容一些非汉族文化因素。     

北朝王昕之名士风度及其交游考述——从一个侧面看北朝后期士风的变化

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推进汉化，加之与南方社会交流的频繁与深入，以及一些南方士人入北，玄学风尚逐渐在一些北朝上层士族乃至皇族人物中得以流行，出现了类似于南方社会的一些名士群体。王昕便是这类清流名士的代表人物之一，他雅好清言，讲究容止，擅长吟咏，言行疏诞，表现出了十足的名士风流。王昕参与贵族及士人的各种交游雅集活动，一度成为这类活动的组织者和中心人物。他们的活动使得北方社会的士风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变。王昕在北齐被杀，是鲜卑化的北齐统治阶层反对汉化、抵制玄风的表现和结果。     

陈寅恪先生“胡化”、“汉化”说的启示

陈寅恪先生把胡化、汉化的问题视为中国中古史发展中的一个关键环节他抓住这一关键环节,解释了历史发展中的一系列问题。“胡化”、“汉化”说,是陈先生史学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在这个问题上的一系列精辟论述,对于我们研究中国中古史,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甚至具有指导性的意义。这一学说在50年代曾受到不公正的批判,今天重新学习、研究他这一学说,吸取其精华,对于我们匡正形而上学、教条主义、浅薄浮躁的学风,尤有特别的意义。     

外来词的汉化及其外来色彩

外来词因为是来源于外语,所以才存在汉化的问题;另一方面,只有在汉化的基础上把外语词变成汉语的词,才具有外来色彩的问题。两者相互影响,相互制约。意译词虽非外来词,但与本文所要讨论的问题有密切的关系,因此我们把它作为外来词的一个附类。     

慕容廆汉化改革略述

慕容廆和北魏时期的孝文帝都是鲜卑历史上的汉化改革家,但是改革内容,方式,效果和影响诸多方面 都很不同,慕容廆的改革侧重点在于经济和制度方面,而孝文帝的改革则侧重于语言习俗等方面。慕容廆的改革 只是慕容鲜卑汉化的起步,孝文帝的改革则是在前人汉化措施的基础上的另一个台阶,显然比慕容廆走得更远,所 采取的方式也更激进。就效果一端而言,两者之间的差别也很大。慕容廆的改革虽然很和平,很成功,在文化成就 一端,对后世的影响却不那么大。这不能不说是他的改革不够彻底所致。由于北魏孝文帝汉化改革之激进和彻 底,给迁洛的鲜卑人打下了极其深刻的文化烙印。     

宋代女真与白蛮之比较研究

本文通过对宋代女真与白蛮社会经济情况、汉化程度及对汉文化态度的分析与比较 ,探究二者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汉化程度及对汉文化态度在宋与金、宋与大理关系形成中的作用     

外来词的语音汉化

外来词的语音汉化主要表现在音节数量的汉化、音素和音节结构的汉化等方面.     

区域文化交流与北魏汉化新境界——以文明太后的文化功绩为中心

北朝前期,由于地理分布、族群定位和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北魏与十六国在汉化进程上差异显著,构成了两大异质文化区域。政治统一完成后,在历史因素和现实利害的双重影响下,文化融合依然迟滞。作为北燕王室后裔的文明太后,依凭故国人脉和特殊机缘,最终掌控了北魏政权,实现了最高统治者文化身份的置换,改变了统治阶层中主张汉化与反汉化力量的对比。她一改以往以拓跋民族为本位的政治、文化政策,打破了北魏与原十六国、北魏与南朝这两对异质文化区域之间的壁垒,促成了北魏汉化的新境界。     

略论汉语对外来词的汉化作用

外来词在各个民族语言中都有 ,汉语自然也不例外。但是 ,大量存在于汉语中的外来词 ,我们已经觉察不出它们是外来词 ,这主要是汉语对外来词汉化作用的结果。文章着重从外来词的传入方式 :纯音译、意译、音义兼译 ,以及汉语对其从语音上、表意上、构词法上、语法上的汉化等几个方面来讨论汉语对外来词的汉化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