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派与赠序文体

赠序是中国古代散文的一种文体,包括赠别序、字说序、寿序三种类型,源起于古代赠人以言,兴盛于唐代,字说、贺寿类别体则出现于宋明时期。赠序体类的确立以姚鼐《古文辞类纂》分类序目为标志。桐城派文人追尊姚鼐,溯源辨体,逐渐划定赠序体类的界限;通过文章总集选文定编,确立赠序文章典范;通过评点与文话,总结赠序及文章的读法与写法。总之,桐城派对赠序体类的关注与研究,对回归原典的文章学研究不无裨益。     

试比较《骈体文钞》与《骈文类纂》

李兆洛的《骈体文钞》以其所选作品来证明骈散同源,以宣扬其骈散合一的思想;而王先谦的《骈文类纂》的选文标准则是注重雅诗,反对深艳,反对骈散相间而用。从文学批评史的角度来说,李兆洛《骈体文钞》所体现出的"骈散合一"思想在清代调和骈散论者中是全面的,彻底的,他不仅在当时产生了重大影响,也为晚清调和骈散说奠定了基础,确立了框架。王先谦编选的《骈文类纂》,展示了晚清以及历代骈文创作的实绩,反应了他对骈散之争的公允态度和他的骈文理论,为骈文文献的保存和骈文创作的发展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四库全书总目》的小说思想探源

的思想观点,与它所处的时代及提要纂者的思想倾向密切相关。《四库全书总目》作为中国古籍提要目录的集大成者,其在开展文学批评时,对古代小说也展开了最大规模的评论,从而形成系统的小说理论架构,科学论证了小说的史学价值论、文学本体论、特质功用论,从根本上改变了视小说为雕虫小技、不登大雅之堂的传统观念,无疑是传统文学观念的一种更新、小说价值观的一种进步。     

论宋代文体学承前启后的地位和意义

宋代文体学介于汉魏六朝和明代两个文体集大成的历史时段中间,在中国古代文体学发展史上占据着承前启后的关键地位,这可以从文体学史、文体分类、文体批评、文体纂述体例等很多方面反映出来。总集编纂与文体分类密切相关,宋代四大文章总集中,有三部继承《文选》体例,《文章正宗》虽也以《文选》为参照系,但另开门径,创立了真氏四分法。这种文体分类方法不但在理论上普遍为人们所认可,在实践中也影响深远,历宋元明清不乏效仿者。宋代文体学的最大贡献是其文体纂述体例上的承上启下,这主要表现在类书中“文部”的纂述体例上。而宋代发达的文体批评则成为古代辨体理论的先声。     

《古文辞类纂》与续补三种的异同

姚鼐《古文辞类纂》之后,曾国藩、王先谦、黎庶昌又各编一部古文辞选本。后三者都以《古文辞类纂》为基础,在收文上或增补或续接,部类设立上进行取舍与分合。     

《文选》辞藻类纂之书的学术价值

《文选》辞藻类纂之书堪称"选学"奇葩,有着不容忽视的学术研究价值:分类汇纂《文选》选文辞藻,成为后代文人造语之资;所录辞藻之下引用的注释,保留着古注(如五臣注)的真相;而大量粘结呈现的二言三言片语,反映了汉语"缩略"构词的语言事实和新词的组构规律。     

曾国藩《经史百家杂钞》的文体分类观

曾国藩《经史百家杂钞》是继姚鼐《古文辞类纂》后桐城派影响最大的一部文章选本。是选囊括四部之文,分门别类,类分诸体,体现出鲜明的文体分类观。曾氏的文体分类借鉴吸收了姚选的分类思想,又别具自家面目。是选将姚选所分十三类文体损益为十一类,又聚合成三门,创构了以门、类、体为层级的三级文体纲目,这在古代文体分类由博返约的进程中堪为典范。就文体析类分合而言,曾氏在赠序、叙记、典志、箴铭、颂赞、碑志诸类的增删取舍上与姚氏异趋。他因持不同的辨体思想和针砭创作的考量,删汰了赠序类;为凸显文章的经世之用,增益了叙记、典志两类记叙史事和典章的文体;又据新的分类标准改易了箴铭、颂赞、碑志类之部居。曾氏的文体分类具有以简驭繁、纲举目张之效,对后世文人如黎庶昌、李伟、王葆心、姚永朴、徐世昌、高步瀛等的文体分类均产生了重要影响。     

中国古代传记体文学批评基本文献考略——以《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和《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为中心

“传记体文学批评”是指以传记为体例，以作家为传主，体现一定文学批评意识的一种文学批评模式。自司马迁《史记》首创中国古代传记体文学批评以来，传记体文学批评文献历经两千余年的发展，日滋月益，以至卷帙浩繁，蔚为大观。传记体文学批评文献主要集中于《四库全书》和《续修四库全书》之中。考诸二书及其目录提要，借鉴《四库全书》文体分类方法，传记体文学批评文献大体可分为六类：正史、别史、传记、总集、诗文评、词曲。据此，可窥见其整体面貌、源流正变、文类特征之大概。本文通过对中国传记体文学批评文献的初步研究，为传记体文学批评的相关研究提供最基本的史料基础和理论立足点。     

一部久被忽略的文体学集大成之作

《隋书·经籍志》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都将西晋挚虞的《文章流别集》(已佚)列为中国古代文献“总集”之始,原因即在于此书不但规模宏大,荟萃各家文章;更因为它体例周密,一方面分体选文,另一方面依体序说、系统评论。近人刘师培《集文章志材料方法》云:“流别者,以文体为纲者也。”[1](P28)后世很多总集的体例沿袭《文章流别集》,于别裁选文的同时,亦论文体渊源流变,提供了古代文体学研究的丰富资料。其中尤可注意者,为明代的几部文章总集,吴讷《文章辨体》和徐师曾《文体明辨》流传甚广,常为研究者征引;而同一朝代后出转精的贺复征《文…     

论赋集与类书功能的趋同性——兼论赋集对类书的学习

赋是适合分类辑录的文体。从《文选》赋以类相分开始,历代赋集编纂也多类分。部分赋集重选,学习《文选》赋编类以文附经;另一部分赋集则辑录求全、体量倍增,故亟需更圆融完备的体例。赋集与类书都“穷尽”文献知识,分类也多以物名类兼有“百科”特征,这使赋集趋同于类书。赋集学习类书,对类书编类整体迁移。类书的纂书体例集分类之大成,以文本自然之旨的观点编类,以天地综括万物,实现了纂书分类的文学“原道”,适合与类书功能趋同、以赋体特点进行编类的求全赋集。     

以“序”为“记”与由“体”及“用”——《古文辞类纂》柳宗元序文归类辨

柳宗元以“序”名篇之《陪永州崔使君游宴南池序》《序饮》《序棋》,历代分体编录的别集与总集多归入“序”体,《古文辞类纂》将其归为“杂记类”。从文体自身流变看,叙事要素的重叠使得“杂记类”这一文类与“序”体之功能趋于互渗,加之唐代古文运动对传统文体的革新,导致了文体界限的混淆与模糊。从编者的立类标准看,历代别集与总集编排作品多关注文体本身的嬗变,姚鼐则更侧重于具体文章承载的价值功用,柳氏三文的归类差异主要表现为“体”“用”之辨。纵观古代文学创作及文体分类历程,名同而实异的分类现象并非个案,只有深度剖析文体形态与流变过程,充分体认部分文体兼有他类文体的功能特征,才能更好地把握文体的归属问题。     

朝鲜古代“文体论”的形成及《芝峰类说》的文体意识

在朝鲜古代文论中,涉及“文体论”的内容．相对于中国古代“文体论”来说是比较欠缺的。从高丽中期直到朝鲜朝中期的李啐光的“文体论”,才使其具有了一定的规模。而李啐光的《芝峰类说》的“文章部”,明确地列出“文体”部分．对一些重要而常见的文体都有所介绍或论述。对《芝峰类说》体例上的自觉的文体意识的研究是李啐光“文体论”研究的前沿基础部分。     

总集凡例与文学批评——以《读雪山房唐诗选》凡例为中心

管世铭《读雪山房唐诗选》是清代中后期较有影响的唐诗选本。此书凡例系统论述唐诗各体发展历程,品评重要作家作品,不立门户,博贯兼综,体现了清代文学批评气度宽宏、善纳百川的特色。尤为引人注目的是,作者打破了一书一凡例、以凡例介绍撰述宗旨和体例的常规,将凡例作为纯粹的文学批评体式,在一书之中以七篇凡例开展颇具规模和体系的唐诗分体研究,标志着凡例已获得了独立的文学批评功能,这在古代书籍编纂史和文学批评史上都是创举。     

论王先谦《骈文类纂》的科举教育探索

《骈文类纂》在晚清科举制改革的大背景下应运而生,选本刊刻成书于光绪二十七年七月清政府宣布废除八股制艺之时。王先谦选编《骈文类纂》反思以“古文为时文”给士人带来的思想僵化,提倡以科举策论代替八股制艺。《骈文类纂》指导士人通过广泛涉猎经、史、诸子以开阔视野,提高科举策论水平。王先谦突出选本教育的功能,把守身持正、勤俭养德的思想渗透骈文,倡导士人读书的非功利性。王先谦从自身经验出发,通过科举教育探索,在书院体制下进行选本思想渗透,解决了传统教育与科举制度捆绑问题,从而实现了教育的真正目的。在晚清科举制存废问题上下举棋不定的情况下,王先谦的教育探索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宋前考证笔记的文体生成及其意义考论

考证笔记是古代学者记录学术研究成果的重要文体,宋以后尤为昌盛。宋前的考证笔记则经历了文体规范、文体观念逐渐确立的过程。这一过程上起东汉,下至唐末五代,其中以唐、五代最为关键。在这一时期内,考证笔记几种基本的体例相继出现,题材范围极大拓展,考据辨证的文体特征得以确立,考证、纪实的文体功能得以明确,简洁明快的文体风格观念得以显现,文类观念也已经自觉。由此,考证笔记确立了基本的文体规范,并且在文体学领域标识了自己的领地。这一文体的确立,不仅为后世考证笔记的繁荣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促进了笔记文体地位的提升,推动了中国古代学术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从《国朝文录》看姚椿的选本批评及学术思想

在桐城派研究中,有关姚椿的研究始终较为沉寂。作为桐城派后期重要作家,姚椿不仅长于创作,还操持选政,综辑清文,积半生之力编成《国朝文录》。《国朝文录》以文体为次,承祧整合《湖海文传》与《古文辞类篹》之体例。选文以"明道"为先、"考古有得"为附;强调"纪事",要求文章反映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讲求"辞章之美"。此选对保存一代文献、传播桐城义法具有重要价值。     

《文章源流》与清末民国时期的文体学研究

高步瀛的《文章源流》是一部效仿《文心雕龙》而作的文体学著作.此书不仅吸收了自挚虞、刘勰、吴讷、徐师曾、姚鼐、曾国藩等以来的文体学观念,而且在此基础上又有新变.将曾氏三门十一类的文体类别,变更为“论议门”“记载门”“词章门”涵盖下的十六类文体.其中,传注类文体的独立,显示出独到的文体视角.在具体的文体阐释中,融合了传统的“序题”“序目”形式,构建出新的解说方式.体例上,注疏、考证与批评兼备的著述方式亦具有鲜明的特色.在清末民国新的时代与学术思潮下,此书对古文文体的研究极具意义与价值.     

谢枋得和《文章轨范》

谢枋得是宋末名儒，宋亡之后，不屈而死，其道德文章令人景仰。他在文学上具有多方面的成就，其诗文评点，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具有始创意义。该文对谢枋得生平、诗文创作以及由他选辑并加以评点的古代散文集《文章轨范》作了评述，着重介绍了《文章轨范》的编辑意图、选文原则、评点方式等主要特点，指出《文章轨范》是中国古代评点派文学批评方式的先驱，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谢枋得，文章轨范，中国文学批评史，评点，古文评点     

中国古代农书的乡村社会史料价值——以《齐民要术》和《四时纂要》为例

中国古代农书是我们研究中国古代农业科技史的重要资料。同时，它又有丰富的乡村习俗、日常生活和乡村景观等方面的社会史料，展现了一幅十分多彩的传统乡村社会的历史画面。如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和唐韩鄂《四时纂要》二部古农书，不仅具有丰富的占候、择日、禳镇、婚丧、节日、农事、医药卫生习俗和乡村衣食住行生活诸方面的史料，还有大量的乡民生活节律和乡村景观等方面的史料。这在许多方面可以弥补正史的不足，是我们研究传统乡村社会史不可或缺的第一手资料。     

《四库全书·子部·杂家类·杂纂之属》与《四库全书·子部·类书类》之比较

依据“书钞体”将《四库全书·子部·杂家类·杂纂之属》分成两类:以被摘抄的原书为单位组织材料的书钞体和划分类目安排所摘抄材料的书钞体,在论述《四库全书·子部·杂家类·杂纂之属》与《四库全书·子部·类书类》的牵涉混淆处后,将第二类杂纂类书籍与类书进行比较,得出结论为:与多由政府主持编写、规模大、体例严谨的类书相比,杂纂类书籍规模较小、体例编排较为随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