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进程中壮族乡村社会结构的变迁与治理思路

城镇化是一场全面深刻的社会变革,改变了壮族乡村的社会结构。城镇化一方面带来壮族乡村社会结构的分化与失衡,另一方面又推动了壮族乡村社会结构的变革与发展。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壮族乡村地区要综合运用经济、政治、文化、法律及教育等手段,优化乡村生产生活环境,推动乡村经济社会健康可持续发展。     

儒家文化与少数民族传统社会及其文化的关系——以粤北壮族社会为例

儒家文化在粤北壮族地区的传播,正是儒家文化对壮民族传统文化产生影响的过程。这种影响首先是通过历任地方官的倡导来体现,其次历任政府重视官学与书院的建设为儒家文化的传播提供了场所,而汉壮杂居、通婚则为儒家文化的传播提供了途径。儒家文化对当地的影响体现在文化教育和民风民俗两个方面,同时,壮族文化也给汉文化以及周边文化带来了一定影响。     

民族地区乡村“三治结合”的实践与发展——以广西乡村治理为例

经过对乡村治理情况展开实地调研,发现虽然广西各村对村集体组织的行政能力、村民自治能力、乡村法治成果的发展维护以及优秀民族文化的传承等方面成绩显著,但仍然存在着乡村自治能力不足、乡村法治环境和体系有待建设、文化自觉与德治的引领作用仍有欠缺以及“三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不成熟四大问题。针对这四大问题,要提升乡村自治动力,创新乡村自治机制,坚持完善村民自治制度、将基层社会治理的重心转向农村社区等;加强乡村法治建设,培育乡村法治文化,包括加强乡村治理的地方立法、建设适合农村基层法治服务体系等;充分发挥乡村德治功能,营造良好乡村德治环境;完善新时代民族地区“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     

农村劳动力流动对壮族乡村文化的影响——以广西板隆村为例

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客观上改善和提升了壮族乡村的生活质量,人们的衣、食、住、用等物质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与此同时,壮族乡村文化传统也受到了冲击,主要表现在:老人的传统地位下降,经济因素起重要作用;女性地位上升;传统文化活动迅速衰减,文化传承面临危机;互助范围缩小;传统养老模式面临挑战;乡村生活群体弱势化等方面.乡村劳动力流动的影响有积极的作用也有负面的因素,对于负面影响,我们要做的是理性面对并积极寻求解决的办法.     

壮族节日中的自然崇拜文化及其社会功能——以云南省泸西县法衣村节日民俗为例

云南壮族丰富的节日活动反映了壮族人民对于植物、动物、土地、水和火等自然物的崇拜.传统节日文化在调节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我们应该看到民族节日文化神圣外衣下的和谐本质和功能,及其在促进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发展方面具有的积极意义.     

壮族传统节日文化传承与乡村社会发展 --以广西南丹县那地村壮族蛙婆节为例

文化积淀较为深厚的传统节日在乡村社会生活具有重要地位,对乡村社会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透过节日文化表象、文化内涵,我们看到壮族传统节日与农业生产、耕作方式等方面的关系极为密切,对乡村社会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而传统文化的传承途径、传承方式及在传承过程中乡村社会发展的关系值得我们反思。     

壮族土司社会族群认同探微——以广西龙州县域为例

龙州县域壮族土司社会的族群认同是多层次的:各族群的自我认同表现为原生性,壮族的汉裔认同表现为场景性,土司既认同汉族又认同壮族表现出两面性,壮族的中华民族认同表现为向心性。     

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生动实践——广西“壮族三月三”的创新与发展

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有效途径,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基本内涵。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始,通过广西壮族自治区有关部门的合力打造和全区各族人民的共同参与,“壮族三月三”经历了从民族传统节庆到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再到广西公共节日的转型,成为独具特色的各民族共享共创的中华文化符号和形象。“壮族三月三”的创新与发展,推动了广西各民族文化的传承、保护和交融,促进了民族团结进步活动的深入开展,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成为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一个生动范例。     

壮族文化产品的输出及影响——以那坡“黑衣壮”民歌为例

以那坡壮族民歌为代表的壮族文化产品,长期存在于特定的环境中,它的输出受到世人瞩目,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人们逐渐认识了它的价值。如何进一步开发和保护,值得深入研究。     

旅游经济影响下传统民族节庆变迁研究——以浙江景宁畲族“三月三”为例

"三月三"是畲族传统的民歌节和乌饭节。近30年来,随着社会文化环境的变化和现代旅游经济的介入,畲族"三月三"节庆的内涵、活动内容和参与主体都发生了变迁。旅游经济发展强化了畲族"三月三"节庆的民族特征和旅游经济功能,并对畲族文化元素产生差异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