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世达赖喇嘛圆寂地考

关于三世达赖喇嘛圆寂的具体地点,有关论著有说是在"卡欧吐密"或"扎格斯台"的,新近有学者提出当在今通辽市乌力吉台村东北。作者根据蒙藏文史料都指向"喀喇沁万户之地"的线索,考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时,"喀喇沁万户"游牧地在今正蓝旗、多伦县一带,进而确认今元上都遗址东北30公里,即锡盟正蓝旗中部桑根达来苏木东部的扎格斯台淖尔一带,是三世达赖喇嘛的圆寂之地。     

瑶族族源新探——苗瑶同源论

瑶族族源问题,古今学者都作过探讨,众说纷纭,看法不一。《瑶族简史》一书,已将各种意见概括为:一、认为瑶族源于山越,原始居地在今江、浙一带,会稽山和南京十宝殿(峒)又是主源之地;二、认为瑶族源于长沙、武陵蛮,原始居地在今湖南湘、资、沅江流域和洞庭湖沿岸地区,其中还有人认为应包括湖北、四川,贵州、江西、安徽、河南、陕西等部分地区;三、认为瑶族源于五溪蛮,原始居地在今湖南、贵州之间;四、认为瑶族来源是多元的,既有长沙、武陵或五溪蛮成分,也有山越和其他成分。上述所见各说,有据凭力争之势,有     

白桦史话

在东北兴安岭和长白山的林海里,白桦是阔叶树中分布最广、数量最多的一种树木,约占阔叶树种的一半以上。白桦林所以这样繁茂,《魏书》记载说,鲜卑族的祖先原来居住在乌洛侯族的西北,即今天嫩江以西的大兴安岭一带,他们曾在山上“凿石为祖宗之庙”。后来鲜卑族南下,进入中原,     

畲族族源初探

关于畲族的来源,说法很多,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两种:一是认为畲族源自汉晋时代居住在长沙一带的武陵蛮(或称五溪蛮),持这一说者,又大都认为畲族是瑶族的一支。另一种意见认为畲族是古代越族的后代,持这一说者有的说它是春秋时代越王勾践的子孙;有的认为它是汉晋时代山越的后代。此外,还有个别人主张畲族不是少数民族,而是第一批殖民闽粤的汉族。这种意见明显是错误的,毋需讨论。     

“扎龙”的由来

“扎龙”的由来包今才关于“扎龙”曾有几种传说，有的说，“是龙从天上扎下来而得名”，也有的说，“是满语扎兰官衔名”等等。对这些说法，笔者不敢苟同。据考，“扎龙”原是蒙古语“昭萨隆”（意为夏营地）的音转。提起“昭萨隆”的由来，这和蒙古人素有养马的习惯是密...     

赵家粉葛

《诗·周南》记载,“葛之覃兮,施于中谷”。葛根可入药,也可制成葛粉供食用。茎的纤维,可制葛布。在广西象州县运江镇的赵家村一带,盛产这种具有药食两用的土特产。据运江镇志记载:赵家粉葛以其个大、粉多、色美而远销香港、澳门、广东等地。粉葛在赵家村一带,已有三百多年的种植历史,属豆科植物,其味甘,性平。主要含有黄酮素、淀粉等。粉葛在药用上有多种用途,主要用于解表退热,生津止渴,扩张心冠脉,增加脑血流量,治伤寒头疼,急性肠胃炎、细菌性痢疾等。     

关于北京香山藏族人的传闻及史籍记载

十年前笔者在中央民族学院曾听到关于北京香山藏族人的传闻,据说七十年代初中国煤矿文工团的俩同志在西山一带采风时,发现红旗村、正白旗村有些农民会唱一种与北京地区民歌迥异的歌曲,歌词亦非汉语,询其词义,则说是祖上传下来的,现在无人懂得。问其祖上来历,也说不清楚,有的说原是南方的苗族,与清朝打仗,战败被俘而来,有的人过年节要专门进宫表演民族歌舞,所以南方的民歌保留下来了,但现在都使用汉语了,所以无人知道歌词内容了。煤矿文工团的同志将他们唱的歌曲录了音,到中     

关于水族族源和水书形成之我见

根据语言学、民族学和历史学的研究成果,水族是世代居住在我国南方的一个古老民族,起源于南方百越族群的瓯、骆或濮支系,与壮、侗等民族有同源关系;水语属壮侗语族侗水语支.水书是水族先民仿照汉字创制的一种民族文字,而非<水族文化研究>中所说的水族"发祥于睢水"(今河南省滑县一带),系"殷人后裔";水书也并非是先秦时期受甲骨文的影响下创制的.     

广西金秀花蓝瑶族源:东来说

关于广西金秀大瑶山花蓝瑶的族源,传统的说法是:从贵州、古州顺流而下,途中经过柳州,在象州县东部进入金秀大瑶山.进入大瑶山的时间是清代,与明代大藤峡瑶民起义无关.本文在历史文献和家乘族谱记载的基础上,经认真细致考证,提出花蓝瑶的祖先是从福建、广东而来,宋元时期溯西江到达大藤峡地区和"贵州"居住.唐宋元时期的"贵州",故治在今广西贵港市,不是指今贵州省.明代大藤峡瑶族起义失败后,起义人员及其后裔为避难转入大瑶山居住,并演化为花蓝瑶.     

广西汉代牂牁水道研究

早在二千多年前的西汉时代,就有一条从夜郎国流经广西直达番禺的水上通道曰“牂牁江”。然而自唐宋以降,广西诸水道何为汉之牂牁水道,则众说纷云,莫衷一是,出现了“左江牂牁说”、“右江牂牁说”、“融江牂牁说”以及“红水河牂牁说”四种意见。本文认为:今天广西的红水河及其上游主干流北盘江(在今贵州省),才是真正的汉之牂牁水道。     

壮族土司制度研究与壮学建立

壮族地区的土司制度,时间上延续了600多年,空间上覆盖了壮族历史上的主要分布区域,壮族土司制度的众多因子已转化成当代壮族的重要文化元素.因此,壮族土司制度是壮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壮族土司制度研究成果是壮学建立的重要基石.壮族土司制度研究还可以在土司相关专题、土司文化遗产、与国内及东南亚邻国的比较等方面进一步拓展.     

南岭走廊族群的语言接触与互动 ——以萌渚岭中段贺州为个案

贺州地处萌渚岭中段、 湘粤桂三省区交界地带,这里世居着壮、 汉、 瑶、 苗等族群.这些语言族群长期以来与汉语方言族群毗邻,随着经济、 文化的交往,语言接触互动成为必然.区域族群语言互动的原动力来自彼此的多层次需要,其差异根源在于族群文化内在的认知结构及文化语法.这种差异表征在语言上为语言符号的非对应性,族际互动可以有效解决这一问题.互动的形式通常有语言互用、 词语互借、 语法互适,不管何种形式,都必须建立在语言族群个体或群体认同的基础上.语言的彼此认同互动,有利于语言和族际关系和谐.     

清代前期红水河流域的经济活动与环境变迁

红水河源自云贵高原,所流经的广大岩溶区域,环境脆弱而敏感.清代前期,随着大量人口迁入这一地区,与当地的壮、彝、布依等民族杂居,从事农业与矿业开发活动,致使这一区域森林面积不断减少,上游地区的红土流失现象加剧,致使河水含沙量急剧增加,这是红水河名称得来的外在原因.     

过山瑶文明进程中的生存智慧

过山瑶是对瑶族的又一称谓(或为别称),它浓缩了瑶族先民千百年来漂洋渡海、翻山越岭、过山吃山的历史进程,形象反映了瑶族历史生活画面的社会学意义.瑶族人民在过山吃山的历程中,创造了独树一帜的生存智慧,主要包括:以盘瓠神话为发端,创造盘王文化以增强民族自信心;借用封建王朝名义,创作《过山榜》以维护本民族利益;从北往南迁徙,过山吃山种山以实现民族大转移.盘王精神永远激励着瑶族儿女艰苦奋斗,开拓创新,一步一步地走向辉煌的明天.     

民族地区对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发展战略研究

“一带一路”战略是民族地区对外开放的历史性机遇.民族地区对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发展战略,具有经济、政治、社会等方面的必要性和历史、区位、资源、人文等方面的独特优势.民族地区与沿线国家发展战略的对接具有9种模式和3个层次,而风险主要表现在边境安全、跨境犯罪、民族宗教及生态保护等方面.作为“一带一路”战略的核心和枢纽地区,如何发挥优势、规避风险,加快发展外向型经济是当前民族地区面临的重要课题.     

中越边境壮族歌圩文化的恢复与重建

广西中越边境沿线有防城港、宁明等八个县(区、市),除了东兴市,其余7个县区都是壮族聚居区,历史上盛行壮族歌圩风俗.随着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传统文化功能丧失,壮族歌圩面临着歌师歌手后继乏人、歌圩听众不断流失、传统歌圩点风光不再的窘境.运用文化恢复、文化重建理论方法,实现壮族传统歌圩的恢复和重建,对于壮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促进中越边境民族文化交流、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壮族民间宗教信仰研究与壮学体系构建

壮学是以壮族为研究对象的综合性学科.壮学研究范畴性质决定了壮族民间宗教信仰研究不可或缺,壮族民间宗教信仰是壮民族的文化之根,壮族宗教信仰研究成果与壮学学科建设发展同步,继续深化壮族民间宗教信仰研究对壮学学科建设有重要意义.     

明中期粤桂边界山区汉瑶族群冲突对当地社会变迁的影响及启示

以往针对岭南地区汉瑶关系影响的研究侧重于中央一地方的视角或批判“古代国家民族政策”.以明朝万历时期的罗旁起义为例,论述了从明初到明中期,两广边界的族群关系经历了从稳定到对立的过程,这既与汉瑶双方突破了各自设置的“边界”紧密关联,也是明中期全国性的流民危机对岭南地区带来的影响.     

骆越国与南越国关系探析

骆越国雄踞于南越国的西南部.南越国对骆越国的统治是松散的,骆越国有较强的独立性,骆越国是南越国的国中之国.南越国推行“和辑百越”的民族政策,汉人入乡随俗,鼓励汉越通婚,对越俗革陋鼎新,吸收越人参政,允许越人自治,融洽了民族关系.骆越国在先秦时期呈现明显的骆越文化特征,但在南越国时期,由于汉越文化涵化,汉文化元素增多.     

自治州自治立法权与地方立法权的竞合及消解

自治州作为我国民族区域自治的重要实践形式,享有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自治立法权.随着《立法法》的修改,自治州将获得类似于地级市的地方立法权.当前自治立法权因为内容模糊、权限不明、程序不清等原因导致立法质量不高且立法效率低下,在实施中遇到重重困难;地方立法权则具有内容明确、操作灵活、权限具体等优势,稍有不慎将会影响自治立法权的顺利实施.自治州地方立法权相对于自治立法权是一把双刃剑,有必要厘清自治立法权和地方立法权本质上的差别,使二者在各自的范围内独立行使互不干扰.另外,还要从总体上规划自治立法权的实施条件,明确上级机关与自治机关的权限,完善自治立法权行使的各项具体制度,使自治州在享有地方立法权的同时,促进自治立法权的有效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