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藏佛典对勘释读之二—《金刚经》

一、解题《金刚经》汉译本全称为《能断金刚般若波罗密经》,又称《金刚般若经》;①梵文原本称为((?)rya-Vajra-Cchedikā-nāma-Prajnapāramitā-mahāyānaSūtra);②藏文本译作③据藏文本似应译为“圣金刚能断大乘般若波罗密经”。《金刚经》作为般若一系的佛经代表作,一     

敦煌藏文写卷《大乘无量寿宗要经》及其汉文本之研究

北京图书馆收藏的敦煌藏文写卷《大乘无量寿宗要经》,编号从新0413号至新0621号,共209号,标题均为“tse-dpag-du-rayed-pa-zhes-bya-bavi-thag-pa-chen-povi-mdo”(大乘无量寿经)。据《中国所藏“大谷收集品”概况——特别以敦煌写经为中心》(尚林、方广锠、荣新江著)一文所载,这些经卷的来源如下:本世纪初,日本西本愿寺第二十二世宗主大谷光瑞曾三次派出中亚探险队,收集了新疆、甘肃等地出土的大批文物和文献。这些写卷运回日本后,曾于1914年8月在神户郊外的大谷光瑞别墅里,举办     

对《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年谱》及《人藏纪行》中若干史实之我见

《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年谱》《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年谱》(《西藏文史资料选辑》十一辑)的藏汉文本1989年由民族出版社刊布于世,该书极有价值,但其中有些译法值得商榷,有些史实需加说明。一、汉本134页言:“(1914年11月,达赖在拉萨)接见德国(藏本226页)的喜饶嘉措和锡金热那亚巴的彭措旺堆二人。向德国人赠送无量寿佛像一     

敦煌藏文写卷P.T.972文本考释及内容对勘

敦煌藏文写卷P.T.972号最早由噶尔梅·桑木丹所关注,成为论证吐蕃时期“■”是一个普遍的宗教信仰的论据。之后,石泰安、沙木等学者对此文本的性质,以及其中出现的“外道苯”(■)所指提出疑问,石泰安更是将其定性为译自汉文的疑伪经。但以上学者均未关注P.T.972号写卷的传世本《圣树木经》。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梳理历史上藏族学者对《圣树木经》疑伪问题的讨论,并将其与敦煌藏文P.T.972和P.T.950号写卷进行对勘,可知P.T.972应是译自汉文的疑伪经,其中“■”应是汉文语境中“邪师”或“占卜师”的对译,而不是当时与佛教对立的外道苯,不能用其论证吐蕃时期“■”是独立于佛教之外普遍存在的宗教信仰。这也是《圣树木经》未收入《甘珠尔》任一版本,而编入《陀罗尼经集》的原因所在。对勘发现,从敦煌本到陀本中的《圣树木经》,文本发生了变化,后期增补了部分内容,这种不稳定性也是其作为伪经的特征之一。     

藏文《贤愚经》研究综述

藏文《贤愚经》在吐蕃时期译自汉文,一般认为是高僧法成所译。然与汉文本相比,藏译本不仅品次有缺,内容也有较大差异,其中原因引人深思。近代以来,国内外诸多学者就此进行研究,取得不菲成果。文章结合史料记载,对相关研究成果作一简要评述。     

西夏文译《正理除意之暗》初探

藏传佛教在西夏的传播是目前藏学界与西夏学界都重点关注的话题。以往的研究多偏重于对西夏译藏传密教文献的研究,而对显教义理文献涉及较少。事实上,在黑水城出土的西夏译藏佛教文献中存在大量的、能够代表藏传佛教后弘期"经院学"传统的文献。对这些文本的对勘与研究能够对藏学及西夏学研究做出三方面的贡献:一、理解夏译藏的语言体系;二、厘清藏传佛教在西夏更为完整的传承史;三、以西夏材料反观前弘期初期的藏传佛教史。文章成功同定了夏藏文本的《正理除意之暗》,并讨论了一系列与之相关的西夏译量论文本,指出整个桑浦量论传统在西夏时期深入传播的历史可能。     

和田出土《法华经》古藏译本的初步研究报告(二)

经考察与藏译《法华经》相关的藏族史料文献,初步可认为藏译《法华经》最初是由吞弥.桑布扎翻译的,但现存的《甘珠尔》题记上写“由益希德(智军)翻译”。探析“厘定译语”及核对史料初步认为,和田出土《法华经》是814年以前的译本,可能是由吞弥·桑布扎翻译的,敦煌和《甘珠尔》中的记载初步认为是益希德厘定译语后的写本。对和田出土《法华经》上“三个写经生的署名”研究发现,这部和田出土的《法华经》是吐蕃时期的高层人物抄写的。     

达斯《藏英词典》错误举隅

1902年,印度人萨罗特·旃陀罗·达斯(Sarat Chandra Das)所编附有部分梵文对译的《藏英词典》,是继1834年匈牙利人亚力山大·乔玛·居鲁斯(Alexander Csoma de K (?)r (?)s)所编《藏英字典》和1881年德国人耶司克(H.A.J (?)schke)所编《藏英词典》之后,一部规模最大的藏文词典。它收词范围比较广泛,不仅从一些语文、医药、佛学、历史传记等著作中收集词目,而且还收集了前藏和康、青地区的一些口语词汇。词目一般都作了英文的对译和解说,列举     

《山法了义海论》所引佛教经论藏汉译文比较研究之六

文章将笃补巴·西饶坚赞在《山法了义海论》中引用的佛教藏译经论的内容与相应的汉文译文进行对照、校勘,指出其异同。这一部分内容引用佛教经、论很多,最多的是《大云经》《如来藏经》《大般涅槃经》《央掘魔罗经》《大法鼓经》《宝性论》等。槃笃补巴通过这些印度佛教经、论中的核心话语来论证心性本净与客尘烦恼所覆之关系。另外,通过比较可知,藏汉二译深浅各得,醇疵互见,得失两存,优势互补,彻其底蕴。     

明朝授予达赖喇嘛系统的封号 “朵儿只唱”图记管见

<正>“朵儿只唱”图记是一枚明代象牙图章，方形印面，配以狮钮，高6.1厘米、边长5.2厘米，原收藏于西藏罗布林卡，现收藏于西藏博物馆。“朵儿只唱”，藏语意为“金刚持”，又译作“多吉锵”。图章印背有汉文款识，左侧为“钦赐朵儿只唱图记”，右侧为“大明万历戊子年制”，即公元1588年制。据《明神宗实录》记载，万历十五年（1587年）十月，“番僧答赖准升‘朵儿只唱’名号，仍给敕命、图书”。“朵儿只唱”即为达赖的名号，是明朝廷颁赐给第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1543-1588年）的。     

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的形成与版本问题

本文利用汉藏文档案和其他文献资料，探讨了清朝治藏政策方面的纲领性文件──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的产生背景和基本依据，并考证了该章程的文本形式。通过对今存藏文本二十九条章程与汉文奏折的逐条审核勘比，进一步确定了钦定二十九条章程的具体来源和它的真实性。文章认为，钦定二十九条章程来自汉文奏折，却并不存在汉文本形式的“钦定二十九条”，无须寻觅或等待发现这一种文本。     

藏译本《八千颂般若波罗蜜多》考述:版本、译者、校勘及特定词语流变

大乘佛教经典《八千颂般若波罗蜜多》(■),在佛教北传的过程中,占据了十分重要的地位。据其藏译题跋和文献记载,历史上该经典有6种藏译本且屡经校勘、修订和厘定。文章结合相关藏文文法典籍和著作,对藏译本《八千颂》4个不同版本中一些特定词语进行比较研究,对几个不同题跋进行汉译和分析,进而探讨藏译本《八千颂》几个版本在翻译、校勘等方面的特点。     

藏文渊源研究综述

当今藏文的起源问题,在国内外藏学界引起广泛地讨论,由来已久。笔者就这一问题学习了从1981年创刊的《西藏研究》和工988年创刊的《中国藏学》的藏汉文版,这两刊物截止于1988年底,涉及有关这方面的文章共计13篇。其中“藏文源于印度说”的8篇;“藏文源于象雄说”的5篇。现分别综述如下:     

大庆法王领占班丹绣施普贤菩萨像考释

大庆法王领占班丹绣施的普贤菩萨像,收藏于布达拉宫,为刺绣唐喀,通高138厘米。上下各有一梯形缎子边框,梯形的外底长93、内底长60、高30厘米。画轴与锒边梯形的外底相等。画幅高98、宽60厘米。宽度与梯形锒边内地平齐。画像中心为普贤菩萨结跏跌坐于白象背上的莲花之上。“普贤”梵文音译为邲输陀罗,又译作三曼多跋陀罗:意为普贤,亦译遍吉。《嘉     

南“诏”与越“昭”——兼论濮非越

《南诏德化碑》赞南诏阁罗凤:“诏弱冠之年,已负英断。”《旧唐书·南蛮传》:“南诏蛮,本乌蛮之别种也,姓蒙氏。蛮谓王为诏。”明洪武年间钱古训奉命出使缅甸,途经今云南德宏傣族地区,回来写了一本《百夷传》,说傣族称当时的麓川平缅宣慰使司土官思伦发”曰昭,犹中国称君主也”。至今,傣语仍称王族为昭。“昭”,汉文书写固异于“诏’,含义也不尽相同,但二者均是汉译写字,译之者仅取其音相近之字标写而已,并未拘泥于字形本身的同一,犹如印度,古人既译写作“身毒”,也写作“狷笃”、“乾笃”、“乾竺”及“天竺”等。傣“昭”与南“诏”译体同一,史载昭然,今语昭然,因此在本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学术界适时地引出了一个论题:唐中晚期称雄于中国西南一偶的方国南诏,是泰掸人主建的国家。是耶非耶,迄今乌云已经拨开,研究已近结论;南诏国主不是泰人掸人,而是古代氐羌的传人。然而,南诏“谓王为诏”,泰掸人“谓王族为昭”,二者间是否存在着因袭关系,仍未见有论者略为深涉,不能不说是件憾事。     

《大乘要道密集》所录汉译宁玛派文献《服石要门》研究

在著名的汉译藏传密教文献集成《大乘要道密集》中,收录有一篇宁玛派文献《服石要门》。本文首先对该文本的藏文原本的出处及其所属的教法系统作了初步的分析,继而在藏汉文本对勘的基础上,为读者提供一个新译本。最后通过借助宁玛派相关的道次第论著,详细解读了该文本所涉修法的具体内涵与旨趣,并对该修法在宁玛派乃至整个藏传密教中的地位与意义作了综合评价。     

沙·马合木·楚剌思《寻求真理者之友》(节选)译注(上)

《寻求真理者之友》(Anīs al-Tālibīn)是一部用波斯文写成的穆斯林圣者传,成书于公元1696年前后。书中记述了明末清初西域伊斯兰教宗教领袖们的业及黑山派、白山派的斗争,反映了当时叶尔羌汗国统治下的天山南部地区的政治、社会状况,是一部重要的穆斯林语文史籍。 作者沙·马合木·本·米儿咱·法齐勒·楚刺思(shāh Mahmūd ibn Mīrzā Fāzil Churās)出自叶尔羌汗国权贵、重要的军事封建主家族——楚刺思家族,而这个家族的代     

世界上最长的译文-——《满文大藏经》

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清廷在承德营建满族寺庙“殊像寺”。乾隆发诏:设清字经馆,译《满文大藏经》。译《满文大藏经》是与《四库全书》同时开始的。自乾隆三十八年二月起,特命皇子大臣,从满人、蒙古人中,选择通晓翻译者,将《大藏经》所有蒙古字、汉字细心校勘,按部翻译为满文,大约花费了18年时间。乾隆亲笔撰写了御制序文《高宗翻译全藏经序》。《满文大藏经》共译两部,每部为1202     

敦煌文书P.T.127《人姓归属五音经》与归义军时期敦煌吐蕃移民社会研究

敦煌藏文本P.T.127《人姓归属五音经》,是归义军时期敦煌吐蕃文化精英根据汉文本《宅经》改编而成的一部有关姓氏分类的占卜典籍,使用群体主要为吐蕃移民。《人姓归属五音经》的发现,对于解决归义军时期吐蕃移民曾普遍采用汉族姓氏是一个有力的证据。包括《人姓归属五音经》在内的P.T.127,是归义军时期敦煌吐蕃移民,在面临因卑户身份导致诸如在地区请占田经济体制中土地耕种权无法保障的困境下,为提升族群社会地位与认同,取得现实生存合法性,对族群文化进行重塑的产物。P.T.127这类看似游离于主流意识之外的文本,其实隐喻着吐蕃移民如何利用地方秩序语言,在区域社会中以提升自身地位、建立身份认同的族群历史变迁。因此弥足珍贵,甚堪关注。     

达隆噶举派主寺历任住持简述

“达隆”系地名,旧译“达垄”、“达龙”、“答笼”、“打隆”等。在西藏称为“达隆”者有两个地方,一在今西藏自治区拉萨市林周县境内,一在今西藏自治区山南地区浪卡子县境内。帕竹·多吉杰布的弟子扎西白在今林周县境内的达隆地方兴建了达隆多吉典寺,简称达隆寺。因为位于拉萨北面,又称羌达隆寺。以此发展起来的教派称为达隆噶举,扎西白也因此称为达隆塘巴。 达隆噶举虽为噶举派八小支中影响较大并流传至今的一个教派,但可资参考的史料并不多,我们在撰写本文时,以《达隆教史》和《青史》为主,并参照其它藏汉文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