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操纵论的角度看梁启超译《哀希腊》

梁启超在中国近代翻译史上第一个将拜伦的诗歌<哀希腊>引入中国,他的翻译选材和翻译策略在当时都有特殊的历史原因.利用操纵论,对梁译<哀希腊>进行分析,指出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为了宣扬爱国精神和反抗意识,梁启超有意识有目的地超越当时主流封建意识形态,充分利用中华民族的文化潜能,对<哀希腊>进行改写、操纵,说明了文学翻译是对原文有目的的"创造性叛逆".     

拜伦《哀希腊》在近代中国的四种译本及其影响

拜伦《哀希腊》先后有梁启超、马君武、苏曼殊、胡适等多种中文译本。诗中反问对比修辞手段的大量运用、韵律的巧妙安排等是其富于诗美感染力而广为传诵的本体原因。同时梁启超等译者的个性化翻译或曰“创造性的叛逆”对开发原诗所蕴含的巨大的革命鼓动力量也不容忽视：《哀希腊》对马君武《华族祖国歌》、胡适所谓“试验的态度更显明”的《自杀篇》及蒋光慈《哀中国》等诗作也有显著的影响。     

清末民初诗歌翻译规范的多样性

我国诗歌翻译大兴于清末民初,通过分析这一时期的诗歌译介代表人物梁启超、马君武和苏曼殊对拜伦的《哀希腊》的翻译发现:受当时的社会环境和译者自身主体性的影响,三人翻译的预先规范各不相同,其操作规范也千差万别。梁译注重诗歌的思想性,苏、马更注重诗歌本身的艺术性和译语文化的可接受性。这表明在我国诗歌翻译兴起初期表现出了预先规范的不确定性和操作规范的多样性。     

试析《哀希腊》前期译本中的创造性叛逆

创造性叛逆是翻译者在特定的历史视域中,从自身前理解出发,与本文进行对话所产生的对本文作者原意的背离。梁启超、马君武和苏曼殊分别以不同的前理解参与了同拜伦《哀希腊》的对话,在翻译中,他们采用了不同的策略,导致了各异的创造性叛逆。     

清末民初诗歌翻译规范的多样性

我国诗歌翻译大兴于清末民初,通过分析这一时期的诗歌译介代表人物梁启超、马君武和苏曼殊对拜伦的<哀希腊>的翻译发现:受当时的社会环境和译者自身主体性的影响,三人翻译的预先规范各不相同,其操作规范也千差万别.梁译注重诗歌的思想性,苏、马更注重诗歌本身的艺术性和译语文化的可接受性.这表明在我国诗歌翻译兴起初期表现出了预先规范的不确定性和操作规范的多样性.     

喜读拜伦《哀希腊》新译

<正> 湖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出版的杨德豫译《拜伦抒情诗七十首》,包含有这位十九世纪英国杰出的浪漫主义诗人的名篇《哀希腊》。《哀希腊》本是拜伦长篇叙事诗《唐璜》中的一支歌曲,拜伦在这支歌曲中,借一希腊诗人之口哀叹具有光荣历史的希腊古国如今受异族欺凌宰割,激励希腊人民为争取独立自由而斗争。由于情感沉痛真挚,内容结构上又可独立成篇,历来引起人们翻译的兴趣。据笔者所知,早在清末就有马君武、苏曼殊的旧体诗译本;其后又有胡适的古诗歌体译本;一九八○年,暨南大学《世界文艺》杂志第二期又刊载了周流溪、李继声二同志的七言旧体诗译本。另外,梁启超在其小说《新中国未来记》中用曲牌《沉醉东风》和《如梦亿桃源》分别译了本诗的第一节和第三节。白话译本,据笔者所见,有解放后卞之琳、朱维基和查良铮的三个译本。卞译本为专译,朱、查译本则见于所译《唐璜》中。在文言译本中,马、苏译本文字之     

从翻译适应选择论看译者的主导作用——以胡适翻译的《哀希腊》为例

翻译适应选择论认为翻译就是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和选择翻译生态环境适应程度及最终产生译文的结果。作为中国白话新诗的鼻祖,胡适翻译的白话新诗一直以来备受研究者关注。研究胡适翻译的《哀希腊》,描述译者在三个方面适应与选择的过程,从而显示了译者在翻译活动中的中心地位以及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主导作用。     

从《哀希腊》六译本看翻译规范的变化

图里提出文学翻译是一种受规范制约的活动,他将翻译规范大致分为预备规范、操作规范和起始规范,等等。《哀希腊》是拜伦的众多诗歌中在中国被译介最多的一首。文章对比了该诗在不同时期的六个译本,力图从中发现一些翻译规范的变化。     

从翻译适应选择论看译者的主导作用——以胡适翻译的《哀希腊》为例

翻译适应选择论认为翻译就是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和选择翻译生态环境适应程度及最终产生译文的结果。作为中国白话新诗的鼻祖，胡适翻译的白话新诗一直以来备受研究者关注。研究胡适翻译的《哀希腊》，描述译者在三个方面适应与选择的过程，从而显示了译者在翻译活动中的中心地位以及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主导作用。     

拜伦在五四时期的中国

五四时期,拜伦在中国有着突出的影响。这一现象的产生与《哀希腊》一诗的译介和苏曼殊、鲁迅的介绍有着直接的关系。而且,中国对拜伦的介绍是逐层深入的———从《哀希腊》的反抗民族压迫,到苏曼殊揭示的浪漫不羁,直到鲁迅指出的张扬自我,拜伦精神的各个层面一步步被中国读者所认识,并对中国文化的转型产生影响。     

从民本到民权的创造性接转——梁启超晚年民权思想之一面

如何将中国传统民本思想与西方的民权思想进行接转,这是梁启超晚年民权思想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晚年的他对传统民本思想"淬厉其所本有","采补其所本无",将之与西方的民权思想进行创造性的接转。梁启超将中西文化融通化合,并以此探索中国民权政治的进路,这对中国当下如何利用本土传统文化资源进行人权建设具有借鉴意义。     

辜鸿铭、杜亚泉、梁漱溟中西文化观比较

面对20世纪初中华民族面对的民族和文化的双重危机、以辜鸿铭、杜亚泉、梁漱溟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以复兴传统文化、振兴民族精神为使命,对中西文化进行了深刻且详尽的分析。辜鸿铭的＂道德力＂高扬了中国人的精神,杜亚泉认为中西文化之异即动静之别,梁漱溟以＂意欲＂为基点,把文化分成西洋、中国、印度3种模式。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他们各自提出自己的独特见解：在文化的发展程度上,辜鸿铭与梁漱溟认为东方文化是成熟的文化,而西方文化尚未成熟;在文化的性质上,辜鸿铭、杜亚泉、梁漱溟认为中国文化重义,西方文化重利;在儒学的宗教性上,辜鸿铭与梁漱溟认为,儒学似宗教非宗教;在文化的未来走向上,辜鸿铭主张中西融合,杜亚泉主张中西调和,梁漱溟主张中国文化复兴论。他们对中西文化的独特见解,对当下如何看待中西文化仍可引为借鉴。     

梁发与中西文化的会通

梁发的一生,与中国早期基督新教传播史密切关联入华的各派著名传教士几乎都与他有过交往,受到他的引领或帮助;重要的华人教徒,多数同他有过共事的经历.梁发最重要的业绩,是亲自口传笔著,把中国文化与基督教加以融合,用传统文化诠释基督教,便于国人理解与接受.另方面,梁发并不完全墨守成规,他对传教士翻译的圣经,亦曾指出其不善之处,并刻意加以纠正.因此,梁发应被列于最早向西方寻求真理的人士之列,他在中西文化会通方面的建树,应当给予肯定.     

梁启超文论创构与当代文论建设

梁启超是中国近现代文论的重要开拓者与奠基人之一。他的文论是中国文论现代转型的重要历史阶梯,涉及了一些重要的现代理论命题,对中国文论现代范式的创构有重要的贡献。梁氏文论的精神内核与方法特色在当代文论建设中仍值得我们省思。     

梁启超与李大钊社会主义思想之比较

梁启超与李大钊是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史上两个十分重要的人物。他们二人不仅对社会主义思想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而且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问题进行过比较深入的思考。梁启超和李大钊虽然都对社会主义十分向往,但他们二人的社会主义主张却存在很多的差异。这些差异既与他们对社会主义内涵的理解紧密相连,也与他们接纳社会主义的逻辑有很大关系。     

读《佛家经录在中国目录学之位置》——浅析梁启超目录学思想

本文以梁启超的《佛家经录在中国目录学之位置》为研究对象 ,深入地讨论了梁启超的目录学思想。指出该文既是对佛经目录的总结 ,又为近代目录学的建立提供了理论依据 ,是一篇十分重要的目录学著作     

“隔”与“不隔”——论梁实秋创作与翻译的文化心态

梁实秋的创作与翻译相得益彰,其代表作“雅舍”系列散文和汉译《莎士比亚全集》恪守“中庸”之道,体现了“隔”与“不隔”的文化心态。一方面,梁实秋的散文在闲适、幽默的氛围中描摹人性,匡救世风,他的莎剧译文注重文学的艺术性和“陌生化”效应,这种“隔”的文化心态有助于形成中国文学与文化的多元化局面;另一方面,梁实秋的散文倡导儒家思想的人文精神和文学的道德价值,他的莎剧译文传递了“信”、“仁”、“中”、“和”等伦理观念,这种“不隔”的文化心态有助于弘扬中西传统文化中的某些优良特质,促进中外文学的互动。     

梁漱溟与中国文化的现代化

梁漱溟认为中国文化在近代没有跟上现代化的步伐,原因在于传统文化的自身特质中缺乏现代化的质料。传统文化缺乏民主与科学,西人之长吾人之短基于此。但这只是表层原因,总的根源在于“文化早熟”、“理性早启”。于是他提出了走上现代化的理论模式和实践模式,但最后都落空了。中国文化现代化模式的抉择只能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批判继承历史传统又充分体现时代精神的、立足本国而又面向世界的”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新文化。     

论梁启超对近代史学的贡献

梁启超对中国传统史学的评判是中肯而全面的。在对传统史学的激烈批判和对西方史学的热情介绍基础上,梁启超提出"史界革命"主张,倡导"新史学"对中国近代史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