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自商鞅变法后的租赋徭役制度

<正> 一租秦征收租赋的标准是什么?杜佑、马端临皆言“舍地而税人”。有的同志认为秦“田租的征收办法,是以一户(五口之家)有田百亩的假设,而按人户征收的”。其实,秦的赋税制度是既“税人”而又未尝“舍地”。一部分按人户征收,若户赋之类。而田租刍稿则是按四亩征收的。这可从如下事实看出。第一、出土秦律《法律答问》指出:已经向农民收了租,不报,叫做“匿田”:“弗徭使,弗令出户赋”,叫做“匿     

魏晋南朝抚恤制度述论

魏晋南朝政权建立了比较完备的抚恤制度 ,主要包括哀死和优抚亡属两方面。随着世兵制度的衰落和募兵制度的兴起 ,封建政权对士卒的抚恤力度有所加大。但抚恤作为社会保障的色彩极淡 ,往往沦为政治斗争的工具     

东晋南朝时期的世族庄园制度

世族庄园制度是役使佃客、部曲、奴隶等生产者进行经营的封建经济组织,它是门阀世族地主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这一制度兴起于东汉,发展于魏晋,极盛于东晋南朝,到唐代才随着世族地主的垮台而消失。东晋南朝时期的世族庄园制度比较典型,是经济史上一个大问题,因此对它重点地进行一番研究、剖析,是很有必要的。     

典签制度与南朝政局

魏晋时期 ,门阀士族政治导致了帝国的萎靡 ,名士贵公子们仕不事事 ,“华诞”、“浮薄”构成了江左五朝政治的最鲜明特征。“魏晋之华诞 ,五代浇风”一语即是其最好的概括。但时代进入刘宋 ,寒人渐掌机要 ,相较于两晋 ,政治上毕竟出现了些许新的变化。典签制的出现即是其表现之一。典签作为一个由寒人担任的名级低微的官吏 ,在宋齐梁时期一度大权在握 ,甚至连分封之诸王在其面前亦唯唯诺诺。本文之意图 ,就是对此时期的典签制加以探讨 ,考察该制度的产生、变迁 ,以及与当时社会政治的关联。一　　清代学者赵翼较早地对典签制度有所关注 ,在《…     

从天长纪庄木牍看汉代的徭役制度

天长纪庄木牍《算簿》所载算赋数与更役数重合,表明凡算赋交纳的对象,同时也是服更役的对象,凡算赋交纳的年龄段,同时也是服更役的年龄段,即汉代服更役的对象为十五岁至免老年龄之间的成年男女。对天长纪庄木牍《算簿》和《户口簿》的定量分析表明,汉代每户平均服役人数不少于二人,与汉代晁错所言相符。汉代的傅籍属兵役性质,傅籍的对象限于成年男子;始傅的年龄,汉初为十七岁,汉景帝二年后为二十岁,汉昭帝后为二十三岁。     

东晋南朝察举制度与文学

随着皇权的恢复与振兴,南朝渐趋加强了秀才、孝廉的察举,这是时势所趋;但相比而言,两者并非平行发展,察举秀才更受时人的青睐。稽之史籍加以考证,可以看出:(一)人才更多的是以自身的文学才华而被举荐;(二)对于策文的评价,东晋南朝不再沿袭两汉以来直言极谏、补察时政的传统,而是极其重视其中的文采、藻饰。这也即姚察、李谔说的以"文史取人"、"利禄之路"的真实内涵。这种举荐、衡文的标准极大地促进了整个社会热衷文学的风尚;但因种种原因,它并没有带来文学的真正繁兴,反而让南朝文学走上了一条在故实、辞藻等技巧上互竞高下的道路。     

明代辽东徭役述略

明代的卫所不是单纯的军事组织单位,而是拥有一定辖区和固定人口的军事地理单位。明代辽东都司作为一个军事行政区域,其徭役制度建立在军事卫所体制基础之上,呈现出与腹里州县十分不同的特点来。对辽东卫所徭役制度的揭示,有助于人们加深对明代军事卫所制度的全面、深入理解。     

从婚姻论东晋南朝门阀制度的盛衰

两晋南朝时期，是门阀制度统治的时代。“婚”与“宦”是此一时代土族门阀的两大支柱，也是衡量门族高卑的尺度。所谓“婚”，是看你联姻的是庶族还是土族，所谓“宦”，是看你担任的是清职还是浊官。周一良先生指出：“论南朝对待特殊分子之政策时，政治方面从‘宦’字着眼，社会方面则以‘婚’为中心推论之。”①唐长孺先生也说：“当时门第高卑，婚姻是一项重要标准。”②因此，认识统治魏晋南北朝达三百年之久的门阀制度如何从盛到衰，研究婚姻倒不失为一个从社会史领域考察的重要途径。一、身份内婚制与土族的衰落在封建社会里，“几乎…     

曹魏屯田客的兵役徭役负担问题

<正> 二十多年前,我在《关于曹魏屯田制度的若干问题》一文中,曾力主曹魏的屯田客也有象自耕农那样的兵役徭役负担。从以后发表的文章来看,持这种观点的同志愈来愈多。但近几年我经过认真的考虑,认为这个观点是不够妥当的。下面谈一谈我现在的看法。有三条资料往往被人们用来论证屯田客有兵役负担:(1) 《三国志》卷一《武帝纪》:建安“二十三年春正月,汉太医令吉本与少府耿纪、司直韦晃等反,攻许,烧丞相长史王必营,必与颍川典农中郎将严匡讨斩之。”(2) 卷五四《吕蒙传》:《魏使庐江谢奇为蕲春典农,屯皖田乡,数为边寇,蒙使人诱之,不从,则伺隙袭击,奇遂缩退,其部伍孙     

南朝编年史述略

南朝时期是整个编年史发展进程中一个不可或缺的历史阶段。其时编年史作风起云涌,编年史体不断完善,编年史家的史学思想在承继前人基础上更趋丰富。诸如此者,不仅进一步巩固了编年与纪传二体角力争先、并行于世的格局,而且对后世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南朝学士考论

南朝时学士名号多至十几种,省、观、殿、馆、园因其所需均置学士。学士大致可分二类:有为中央政府任命的,此类学士已呈职衔化趋势,不过,多属临时差遣;另一类则是诸王或太子府学士。学士主要从事文事活动,对南朝学术文化的发展作出了不少的贡献。     

南朝奴隶考

解放后的历史著作,往往谈到奴隶制残余问题,好象一经判定为残余,就无足轻重了,其实这是一种回避矛盾的办法;并不解决问题。我们知道,由于我国古史分期主张的不同,是不是残余很难判断。西周封建论者以周代奴隶现象为残余,战国封建论者以秦汉奴隶现象为残余。这两种最有代表性的说法,就有这么大的分歧,难道不需要认真对待么?另外,所谓残余问题,不仅古代有,以后也有。如果不加分析,势必造成一系列的混乱。现在我们的     

南朝人才思想述论

南朝人才思想述论程有为（河南省社科院历史所）从公元４２０年刘裕建宋，到公元５８９年隋文帝灭陈，中国南、北两政权对峙，史称南北朝时期。这一时期是中国古代人才思想发展演变的一个重要时期。关于北朝人才思想，笔者已有专文发表￣①。本文主要探讨南朝人才思想的发...     

制度·兴亡·人物评价: 南朝北朝史论异同辨析

魏晋南北朝时期,南北分裂约二百七十年.由于南朝、北朝在政治、经济等方面发展各异,因而南朝北朝的史学发展也大异其趣,而作为这个时期史学一个组成部分的史论,南北也有所不同.南朝北朝史家就政治制度、皇朝兴亡得失、历史人物评价等问题所发的史论,南北相较,互见长短.虽然就整体而言,北朝史论在思辨性和深度上逊于南朝,但也有许多可取之处,这对深入认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学具有相当的参考价值.     

南朝骈文的历史地位

骈文是中国文学发展史上人的主题逐渐强化过程中的一座里程碑 ,是文学形式散化过程中的一种独具民族特色的体裁 ,是“按照美的规律建造”的美文 ,是汉民族语言文字固有之美的充分外现。应给予骈文以实事求是的科学评价     

南朝江东地区的蠲免

江南自古以来就是农业灾害高发区,蠲免作为重要的荒政措施,在南朝前期对于江东地区的灾后社会经济恢复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南朝后期,随着江东地区社会危机的显现,蠲免措施得到进一步完善,不再囿于荒政,而是行之于流民,承担起了调节国家、地主与农民在财富分配与徭役承担等方面矛盾的责任,是统治者施惠于民以稳定社会秩序的有益尝试.当然,由于缺乏量化减免标准和官吏实际执行的记载,其可操作性不容高估.     

南朝哀祭文考论

南朝哀祭文兴起于诔文衰落之时,就功能而言,哀策文、祭文与诔文相似,皆通过颂扬死者德行勋绩以寄托哀思.就使用对象来说,哀策文主要用于皇室成员,而祭文则灵活多样,既可以祭人,又可以祭神或祭物.从语言形式看,哀策文、祭文均以四言为主,兼有少量六言或七言,与时文风气完全相合,南朝哀祭文以骈体行文,追求藻绘、用事、声律及对仗等形式技巧,颇具审美价值.     

南朝中央官学探微

纵观中国古代历史长河,南朝时期既承受着外部胡马临江而日益加剧的民族矛盾,又面临着统治集团内部渐趋激化的阶级矛盾。可谓是王朝兴替、兵蠡迭加、君如举棋。然而,政治的局部稳定,经济的相对繁荣,再加上有识君主的提倡,从教育体制方面来看,南朝较之两晋有着长足的发展。尤其在刘宋和萧梁时期,由于政权的相对稳定,中央官学呈现出多样发展的形式。不仅有国学,还创建了学馆,更有专门形式的教育。     

南朝征讨都督探讨

南朝时期,国家为了适应征伐战争的需要,一般都设置征讨都督来统帅出征的军队。这种征讨都督在当时国家的都督体制中占有重要的位置。由于战争的不断发生、朝代更迭频繁以及军事制度的诸方面较之东晋时期出现了一些变化,因此,南朝的征讨都督的设置具有比较明显的时代特点:南朝国家以多种方式设置征讨都督。南朝征讨都督的等级区分,是承袭东晋的制度而来,可是与东晋比较,却出现了一些变化。南朝国家征讨都督的军事惩罚权较之东晋时期明显地提高。但是,南朝征讨都督是为了征讨作战而设置的,因而,一般在征讨作战结束后,国家自然也就撤消对征讨都督的任命。正因为如此,征讨都督所具有的权力就不是长期的,在南朝,都督诸州军事到他所辖的都督区外作战,不是他担任都督诸州军事所具有的权力,而是他担任征讨都督所具有的权力。因此,担任征讨都督是都督诸州军事到其所辖的都督区外进行作战的前提。都督诸州军事与征讨都督任职之间具有这种关系,自然就使南朝国家的地区防卫和征讨作战有机地联系起来。     

南朝的租调制度

<正> 由魏晋迄唐代两税法的颁布、租和调一直是封建政权对农民进行剥削的两个主要项目。但各个阶段的租调制度,从剥削数量到剥削方式,又都不尽相同。宋、齐的田租征收多少,史书里没有记载。我们知道,东晋孝武帝在太元八年(383)对田租进行过一次调整:“又增税米,口五石”。“口五石”可理解为一丁纳米五石,半丁纳米二百五斗。在梁武帝进行赋税改革时,所规定的田租数量也是这些。这说明,东晋太元八年以后的田租数量和梁的田租数量是相同的。据此,我们有理由推测,介于东晋、萧梁之间的宋齐二代,它们的田租制度应与晋、梁相同。而梁的田租制度,不过是继承东晋、宋、齐的成规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