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分配论就是国家财政论

本文着重明确一个问题：我国财政主流学说——国家分配论就是关于国家财政的理论或学说,国家分配论亦即国家财政论。之所以可以这么说,是由于国家分配论对于“国家财政”这一范畴的全面把握和深刻分析,以及国家分配论对于财政本质、财政基本属性的独特论断所决定的。同时,本文还对公共财政论与国家分配论(或国家财政论)的关系进行探讨,指出：公共财政也是以政府(国家)为主体的一种分配关系,公共财政论的本质观也是国家分配论,国家分配论与公共财政论既有区别又统一。国家分配论是发展的财政理论。当前我国财政理论要在坚持国家分配论的基础上,对各种财政理论,尤其是以公共财政理论为核心的西方财政理论进行整合和发展,建立起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财政理论体系。     

从国家分配论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共财政论——中国财政基础理论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政治经济学考察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从建构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角度,可以回溯中国财政基础理论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过程。计划经济时期,“国家分配论”是中国财政主流理论。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形成和发展,出现了两种形态的“公共财政论”:一种是具有自由主义色彩的公共财政论,主张公共财政要以市场失灵为原则,财政职能只限于克服市场失灵;另一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共财政论,主张在克服市场失灵之外,公共财政还承担着服务于国家战略需要、贯彻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根本职能。在上述两种公共财政论之间,存在持续的争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为财政基础理论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共财政论从此成为主流理论。中国财政基础理论的沿革是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发展的典型案例,其中蕴含着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可资借鉴的一般意义。     

维护国家权威在整合中发展国家分配论

近几年来,为促进财政改革,充分发挥财政职能作用,财政理论界和实际部门在运行机制层面上做了许多有益的探索.其中,学习和运用内生于市场经济的西方公共财政理论更是当前的重点所在.但在这个过程中,也出现了一种忽视中国国情,生搬硬套,否定国家(政府)在财政分配中的主体地位的倾向.本文通过重申马克思主义国家观,结合上述倾向中一些比较典型的认识对财政理论的一些基本问题进行了阐述,进而得出当前进行财政理论研究,应紧密联系中国国情,遵循"坚持+借鉴=整合+发展"的思路,在整合中发展有中国特色的国家财政理论--新的"国家分配论"("国家财政论")的结论,为我国当前国家财政职能的顺利实现提供理论支持,实现改革、发展与稳定的良性互动.     

也谈公共财政与国家财政

:国家的存在需要财政 ,这是国家的共性。一切财政都是为满足国家行使其职能的需要 ,这是财政的共性。各国对“财政”的不同叫法 ,不是财政的本质区别。我国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家财政只服从于国家职能的需要 ,西方“公共财政”的职能统一于政府职能的需要和弥补市场失灵的需要之中 ,这正是“公共财政”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借鉴的方法不是改名 ,而是转变国家职能 ,完善财政分配体系 ,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新型的现代国家财政     

西方国家公共财政的形成与发展

公共财政是西方国家目前比较科学、民主的财政管理方式,在长期实践中证明了其符合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但是,西方国家公共财政的形成经过了长期的过程,这个过程也不是一帆风顺的。     

作为“特种的政治经济学”的国家分配论——一个学术史的考察

“国家分配论”是我国计划经济时期的财政主流理论,它强调财政在国家配置社会资源、协调社会分工中的作用。这一理论的发展经历了两个阶段：在20世纪50年代的形成或创立阶段,我国财政学者深入讨论了社会主义财政的“特殊性”问题,其中涉及财政的本质和职能、国家财政计划体系的范围、财政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和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之间的内在联系等。值得注意的是,我国财政学者在这一时期就主动地将财政学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相联结,提出了财政学是“特种的政治经济学”的论断。在20世纪60—80年代的发展阶段,我国财政学者集中分析了财政作为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中的内在环节以及财政作为一种生产关系的作用,并给出了更加理论化的表达。此外,伴随改革开放和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我国财政分配的性质和作用必然发生重大转变,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作为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国家分配论也必然会被扬弃并为新的更具包容性的财政理论所替代。     

粤港两地公共财政支出的比较研究

公共财政支出作为公共财政的一个核心问题正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公共财政支出的范围、力度和效果将直接关系到市场机制能否顺畅运行,经济社会能否可持续发展.广东和香港作为国内经济高速发展的地区,其公共财政支出的规模、结构的优化不仅关系着地方政府能否在一定财力约束下有效地履行其职能,而且还影响着社会经济发展的方方面面.文章以粤港两地公共财政支出的规模、结构现状为起点,通过各项指标的综合分析,研究两地公共财政支出的特点、运行效率以及可能存在的问题,并藉此提出财政支出供给的范围需要结合经济发展的进程和财政职能的转变做出相应调整,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并通过建立规范的财政信息系统、建立可行的支出效率评估体系来提高财政支出的绩效.     

"国家球体理论"与"一中三宪"之比较分析

"国家球体理论"与"一中三宪"二者之间既存在相同点也存在明显差异.二者的相同点是:和平与发展取向的政治定位,现实与理想结合的政治定位,主权所有权与行使权适当区分的政治定位.二者的相异点有:对"一中"的内涵理解有分歧,对外部主权的处理有落差,对德国经验的态度不同,理论倾向有差异,理论应用前景不同.因此,要探讨"国家球体理论"与"一中三宪"的对接之道,需要认真分析接轨的几个步骤:一是认识两岸关系定位本身作为一个高度复杂性问题的各个面向;二是进行话语的融合对接,对两种理论的共通之处进行强化巩固;三是在两种理论之间找准对接口,指出两种理论之间的接轨路径.作为一种政治解决方案,"国家球体理论"可以借鉴"一中三宪"之"在两岸内部尊重双方为平等之法律秩序主体"基础上,通过这两个法律秩序主体"相互授予代理权"的方式,使"主权(所有权)一体,政府(政权)并存,存量不变,增量共商"的定位模式得以落实在法律层面,从而使两岸关系定位得以巩固.     

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国家因素分析

国家有最大化其收入的内在逻辑,它处于界定、保护和行使产权的垄断地位,通过暴力吸取最大化收入,但并不意味着国家可以为所欲为。因此,国家获取收入的方式关乎国家的兴衰。从历史上看,一些欧洲国家相对成功或失败的案例同早期这些国家解决其财政收入的方式密切相关。从现实来看,一些拉美和东南亚国家由于没有认真去解决收入分配差距扩大问题而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我国要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限制国家的掠夺之手和平衡国家的扶持之手成为问题的关键。     

中美居民财富分配比较分析

本文通过比较中美居民财富分配的现状，较为全面地阐述了造成两国居民财富分配不均的各自原因，进而提出解决我国居民财富分配不均的主要措施。     

地方公共财政支出研究

地方公共财政支出制度的建设是地方公共财政框架的核心 ,它包括相互联系又相互制约的三个方面 ,即地方公共财政支出范围的界定、公共财政支出管理制度的创新和必不可少的配套改革     

浙江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探讨

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确保城乡居民生存和发展的起点平等、机会均等的基本要求.浙江的基本公共服务在城乡之间呈现出制度保障不均衡、公共服务资源配置不均等、基本公共服务受益程度不均等的非均衡态势.推动浙江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必须建立健全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动力机制、以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导向的财政资金投入结构、基本公共服务管理体制以及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工作机制.     

公共财政投入农村社会福利事业和农业战略研究——以上海市为例

实现和保障城乡一体的农村社会福利发展,加强公共财政对现代农业投入是发达国家的基本经验。上海加大公共财政对农村社会福利事业和农业投入的重点应当是加强城乡一体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在财权与事权相匹配前提下,建立科学的市、区(县)、镇三级公共财政支农体系。     

非均等化分配与均等化分配的经济增长效应比较

本文在分析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产生的十大效应的基础上,以收入分配是否有利于经济增长为标准,重点通过比较分析方法探讨了在短缺经济和过剩经济条件下非均等化收入分配与均等化收入分配的不同的增长效应,提出了在短缺经济条件下适度非均等化收入分配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而在过剩经济条件下适度均等化收入分配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的理论命题,并揭示了当前我国收入分配关系调整的政策依据和含义。     

马克思和诺思国家起源理论的比较研究

作为新制度主义的代表人物,诺思将经济学分析方法引入对农业起源和古典国家的兴起与衰落等问题的研究中,从而形成较为系统的国家起源理论。作者分析了诺思国家起源理论的得失,并且回应诺思对马克思国家起源理论的有关批评和挑战。     

公共财政视角下的土地收益分配改革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土地价值不断显现,政府通过地租、税收、费等形式获取的大量的土地收益,成为地方财政的主要财源;土地收益分配管理体制不合理,导致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农民的利益受到侵害,也是地方政府强烈的“圈地”、“批地”冲动的基本成因。改革和规范土地收益分配与管理机制是落实科学发展观,保护农民的利益,遏制地方政府出让土地的冲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的客观要求。土地收益分配问题,涉及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民、国家以及土地使用者之间的利益关系,调整土地收益的分配机制是土地制度改革的关键环节。     

形而上学刍议－中西形而上学之比较

中西哲学本身具有不同的思维方式和理论体系,然而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中西哲学家都对形而上的哲学范畴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中西形而上学的关注点、追求目标和终结(衰退)的原因还存在着诸多差异.     

传统荒政的公共性与行政国家成长的再审视——基于“官僚制实践困境”命题中的行政伦理

在政治与行政融合的表象下,传统荒政之演进内含官僚制通过构建和完善赈济灾荒的公共行政体系,达致提升荒政的行政效能和表达政治价值诉求的合理化过程.但时至近代,国家能力下降和近代化因素的引入却使其内含的传统公共行政的价值观念受到再审视,甚至发展为对整个官僚制体系遵循的行政规范的全面修正,亦使官僚制自身的演进陷入巨大挑战之中.因此,仅就行政国家成长中的“制度设计”而论,这关涉是否能在“重塑政府与社会关系”或“在社会成长中再造政府”的过程中重新定义政府(国家),使政治和价值问题再度回到公共行政的核心位置.此过程即从官僚制生长的政治、社会、组织与管理背景揭示了中国传统公共行政体制自身具备的变革逻辑.     

国家起源论

国家是拥有最高权力及其管理组织或政府的社会,是最大且最高的社会。因此,一方面,从人的社会本性来看,国家必然起源于每个人对于社会最大化的需要和使各种社会成为一个统一整体的需要。这是国家的内在的、间接的和终级的起源。另一方面,从国家实际的产生状况来看,任何权力无疑必然都产生、形成和起源于社会成员的普遍同意;最高权力属于权力范畴,因而必定产生、形成和起源于社会成员的普遍同意。任何两个以上的人就某种利益交换关系所达成的同意无疑都是契约。于是,最高权力或国家便必然直接产生、形成和起源于契约,起源于社会成员就最高权力所关涉的权利与义务等利益之交换所缔结的契约。但究竟起源于何种最高权力契约则是偶然的:唯有起源于民主地缔结的民主的最高权力契约,才是善的、应该的和道德的;否则便是恶的、不应该和不道德的。这是国家的直接的外在的起源。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原因及对策

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对我国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有着重要意义。当前,我国农村公共产品表现出普遍的供 给不足。作者从公共产品的供给制度、供给主体——政府和乡镇财政入手,旨在对形成这一现象的原因进行探讨,并努力 寻找可解决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