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说话的身体：玛格丽特·杜拉斯的身体叙事

身体意象与玛格丽特·杜拉斯的文本具有恒常的伴随性,为叙事提供动力性支持。凭借女性作家特有的敏锐,杜拉斯实践了身体意象在叙事进程中从物质要素向结构核心的还原。在审视身体叙事的阐释学意义时不难发现,作家的身体书写不仅暗合“阴性书写”理论,成功构建了女性的主体性地位,使女性得以走出"他者"的阴影,同时也释放了历史话语的哀悼声音,是书写社会历史隐喻的重要路径。     

20世纪80年代以降台湾女性小说欲望书写走势

20世纪80、90年代的台湾女性小说,无论在思想内容、表现手法或叙事技巧上,都具有独特的个性化特征和美学风格,尤其是欲望书写的现实策略和文化建构欲望,更值得深入探讨.分析台湾女作家们如何通过欲望书写介入台湾社会政治、历史、经济、文化、道德、伦理等各个层面,梳理这一时期台湾女性小说的欲望书写发展演变.可见,她们在解构男性权威话语的同时,借助叙述策略建构女性话语的象征体系.     

陈秀喜与杜潘芳格的台湾女性诗歌书写路向

在台湾文坛,有着"文化母亲"之称的陈秀喜与杜潘芳格,作为"跨越语言的一代"女诗人,是以女性诗歌书写开创了通往生命梦想和诗歌世界的道路。这种创作路向,或透过女性的日常生活经验言说,表现女性独特的生命意识;或在家庭场景中审视婚姻真相,揭示父权制枷锁的束缚,彰显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或透过女性之眼中的社会历史影像,关注现实变动,忧患岛屿命运,传达出人间关怀和社会意识。在女性书写的语言策略和审美方式上,则是透过女性诗心的审美路径,将女性生命体验与大自然的花草植物相融合,表达自己对于台湾乡土和岛屿人生的感情认知。当然,两位女诗人的人生成长和性格取向的差异,特别是杜潘芳格的客家背景与宗教信仰,又让她们的创作同中有异,诗歌风格各有侧重。     

呈现与审视:“解严”后台湾家族书写中的创伤叙事

近年来,台湾文学中的家族书写渐趋成为热点。家族书写通过家族历史所展现的个体记忆与历史创伤亦成为阐释不同族群或某一集体记忆的方式。家族书写并非单纯的历史书写或历史建构,而是家族叙事、历史再现、个体心灵之间的交互印证。家族书写将族群创伤视为人类命运中的苦难经历,在悲悯情怀之中以个人、家族的历史体验审视"大历史"或正统历史的遗忘,寻求超越历史创伤的途径,形成超越历史本身的文学张力,提供辩证思考台湾文化发展的空间。     

美国黑人女性戏剧的话语策略研究

美国黑人女性戏剧的发展见证了黑人女性戏剧家群体不断调整话语策略以应对白人主流意识与黑人男性霸权的双重围困和压迫的历史进程。由于种族和性别的双重因素,美国黑人女性地位更加卑微,长期以来被视为"他者中的他者"。然而,这个群体并不屈服于自己的命运,在经历了创作视野逐步拓宽、创作主题日趋多元的话语书写历程后,美国黑人女性戏剧日益走向成熟,从而确定了自身的话语地位。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黑人女性戏剧所取得的成绩已得到美国乃至世界剧坛的认可,成为美国黑人文学研究发展的"崭新的能力中心"。从话语策略这个维度对其进行研究,不仅是对黑人女性不幸遭遇的探讨,也是对整个美国文学的再认识,可以帮助我们把握美国文学发展的规律性,从而洞察美国社会的历史传承。     

从殖民记忆到后殖民想象——台湾电影中的"日本书写"

近代以来台湾的特殊历史遭遇,造成了多元复杂的台湾文化,同时也深刻影响了台湾电影的书写方式.台湾电影中"日本书写"的演变,从早期的"抗日"主流影像,到1980年代后对于"殖民记忆"的多元叙述,直至近年来的带有"后殖民"色彩的暧昧想象,这种影像变迁折射出台湾社会的某些文化症侯.     

影视史料与历史学“非在场”书写

现代信息技术催生了以"影"与"视"为核心内容的影视史料,对传统史料既是充实,也是冲击。史学研究、历史书写者同时面临不断递增的新样态史料,急需建构新的援引规范。无疑,影视史料的种类、数量与日俱增,为历史学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生动的"资料。但"影视史料"对传统史料尚未构成颠覆性影响,历史学家、历史书写者依然会游走于传统史料和影视史料之间,"非在场"身份定位亦不可能发生改变。为历史书写很大程度上为书写者"非在场"的书写。     

台湾近代化的播种者与奠基者沈葆桢

清同治十三年三月二十二日,日本人入侵台湾南部的琅,发动"牡丹社之役"。清廷以船政大臣沈葆桢为钦差大臣办理台湾等处海防,《中日台湾事件专约》签订后沈葆桢又奉旨负责善后工作。沈葆桢奏准建闽台水陆电线,用西方的技术在安平、旗后等地建设了新式的炮台,筹建了军装局、火药局等,开启了台湾地区的近代化进程,成为台湾近代化的肇基者、播种者,被尊为"台湾近代化之父"。近些年台湾地区的分离主义者,以扭曲的"台独史观"书写历史,颂扬日本占领台湾的50年间的近代化建设,淡化、贬低沈葆桢等在台湾开启的近代化建设与贡献。本文旨在"求真存真,正本清源",批驳"殖民统治有功论"。     

现代性与当代台湾女性小说

台湾现代性的形成并非对单一日本文化的模仿,还包括对祖国大陆的现代性的接收,并与台湾当地的本土文化不断进行对话与颉抗,产生独特的"另类现代性".台湾女性文学的发展与台湾的"现代性"有密切的关系,对"现代性"的追求与抗拒,促成了台湾女性文学的流变,从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台湾女性文学发展来看,台湾当代的女性小说特点,除了对父权文化的抗争之外,更包含对于家国叙事的关注及台湾当代社会现象的观察与省思.台湾女性文学对于"现代性"在政治、经济、社会及文化等领域的反思,使得台湾女性文学的特色不仅表现在对性别压迫的抗争,更是女性在各个领域的主体性的确认.     

流动的“乡土”——1990年代以降台湾乡土小说管窥

针对台湾学界晚近提出的＂新乡土小说＂、＂后乡土小说＂概念,文章尝试通过考察女性的乡土书写与新世代的乡土书写,以＂乡土＂的流动性窥测1990年代以降台湾乡土小说的发展样貌。     

性别视角下的疾病隐喻

在晚清-五四以来的政治文化语境中,女性疾病被赋予了浓厚的民族、国家和阶级特征,现代文学中男性笔下的女性疾病也只是他们进行各种想象的工具和载体,因此,"他者"书写下的女性疾病是符号化和功能化的.女性疾病的自我书写是经验化的,它是对男性赋予女性经验的一种反抗和颠覆.当女性在她们的创作中以主动的方式言说疾病时,疾病就不再是一种社会、文化强加到她们身上并且要摆脱的命运,而是她们不得不领受的生命处境.     

婚姻内女性意识的衍化——《手机》文本新释

刘震云的《手机》在通讯工具的统摄下以女性名字结构全篇。除伍月外,严朱氏等人均为婚姻中的女性。从表象观之,作品中"说话"的主体是男性,但其实作者言述的是说话方式与女性的关系。女性是现代性通讯工具发展下的受伤者、成长者、成熟者,最终成为过激者,在婚姻中的话语权随传话方式的改进被逼无奈地获具了充分乃至畸变的展现。因此本文以"说话"为媒介,以"手机"时代的于文娟和沈雪为中心,探讨了婚姻中女性意识的语言沿革方式,及它与现代性的联系。     

孙康宜明清女性文学研究的理论策略与独特视角

以性别理论为切入口,以本土文化为立场,以传统美学脉络为线索,孙康宜对明清女性文学进行了再考察。其研究为文学史的再书写提供了新的视野。孙康宜对明清女性作品进行细读,总结出三种典型的美学特质:"清""孤寒"以及"阳刚与阴柔",藉此探寻明清女性作品中所延续的传统美学内涵,从而探究明清女性文学如何延续并发展传统文化资源、如何参与文学史的生成。通过上述研究路径,可为理解"文学史再书写"提供一种美学价值把握,将他者理论与本土文化基因相结合,重新审视文学史的生成过程。     

解严后台湾文化场域中的女性主义思潮与性别政治

解严之后的台湾女性主义书写,体现出鲜明的中产阶级趣味与叙事特色、自觉的女性主义以及性别政治意识,渗透了后殖民与后现代色彩,介入到台岛社会复杂的社会政治文化场域之中。《岛屿边缘》是解严后的台湾性别政治与文化批判的典型,它将女性解放议题发展成为性别政治命题,以边缘位置和战斗姿势开启了一种以性别与知识、性别与国族、性别与阶级等权力关系研究为核心的批判社会学和文化研究,超越了解严前台湾女性主义的思想空间。     

殖民地台湾文学史研究的当代趋向——以周金波的文学叙事与文化认同为中心

"皇民文学"因牵涉文学主体、身份认同与历史诠释之争,成为近年学界争论的焦点,持不同见解者在研究的动机、立场、方法与结果上各有区隔。本文拟从战时历史情境出发,以台湾医师作家周金波的文学书写,来透视其精神光谱中所呈现出的复杂认同倾向,进而分析殖民地文学历史诠释的错综复杂之原因。     

论朱天文创作中的阴性书写方式

本文首先从"台湾悲情三部曲"(<悲情城市>、<戏梦人生>、<好男好女>)入手,剖析了其编剧--台湾作家朱天文在历史题材电影剧本创作过程中的阴性视角,继而指出朱天文所以采取这种历史叙述方式的主要原因是其自身的阴性书写意识.阴性书写意识的生成一方面是朱天文早期受到张爱玲和胡兰成的影响,而另一方面更与当下社会生活中理想丧失、意志瓦解、商品繁复、物质鼎盛休戚相关.文章从感官书写和细节书写两个层面入手,以<世纪末的华丽>和<荒人手记>为主要分析范本,呈现朱天文创作中阴性书写方式的主要特征.     

《左传》政治婚姻下的女性形象

《左传》以“女子,从人者也”为其所记述的女性形象定位,通过所记载的为数不多的女性人物,揭示了当时女性从属者的社会地位及人生悲剧——尤其是政治婚姻下的女性,不仅没有婚姻自由,自身也成为一种政治的纽带与工具,甚至被套上种种精神桎梏,在担负特殊的历史使命的同时,谱写了一曲曲可歌可泣的历史篇章。     

鲁迅小说《祝福》内涵新探

仪式作为传达观念意识的一种方式,对人们的意识行为和思维方式有强烈召唤和规约作用。仪式意象书写作为鲁迅小说《祝福》里的一种重要叙事手段和叙事策略,是文本意义赋予和内涵阐发的途径。小说《祝福》以祥林嫂的现实存在和可以预见的未来存在为视角,以仪式意象为载体,通过仪式描写来审视祥林嫂的存在现实,直抵当时女性存在的生命伦理与现实遭际。《祝福》的仪式意象书写反映了封建礼教吃人、社会历史吃人、人吃人的普遍社会现象,揭穿了作为被"吃"者的虚幻自我存在感和自我维护方式,表达了对人的二律背反存在和"圆满存在"的探寻和追问。鲁迅通过仪式意象书写表达了对旧社会中国妇女命运的关切与忧虑。     

台湾的大河小说和原住民文学

格局庞大的三部曲式的“大河小说” ,只要是通过家族的兴亡表现出国家民族的命运 ,具有浓厚的历史意识 ,那么“外省作家”表现大陆历史沧桑的作品也应计算在内。“大河小说”今后要得到蓬勃发展 ,就必须改变只重视写台湾史而忽视写两岸三地历史即整个中华民族历史的偏见。原住民文学大量的是指以汉文为书写工具刻画民族本性、表现其受压迫受欺凌的沉重叫喊的作品。原住民生活已由过去被汉族作家所书写发展到以原住民自己作为“书写的主体”。这种转变解构了汉人中心论及充满意识形态偏见的文学史叙述。     

论中国现代女性文学中母女关系的政治叙述

中国现代女作家打破了男权社会对女性的僵化想象,描绘了丰富多彩的母女关系图景,填补了女性书写历史的"空白之页",不仅为女性建立自我主体提供了重要文化途径,而且也为改变父权制统治之下的压迫/被压迫的对抗性社会提供了想象与参考的文化空间,因而对现代文学母女关系文学叙述的梳理与清点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