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乡土权威的基层社会治理功能

一直以来,学界对于中国古代乡村社会治理的一致观点是自治,这一点是客观事实,但公权力同时也在通过其代表对基层社会进行间接统治。而公权力的代表就表现为各式各样的乡土权威,他们以不同角色和不同模式发挥着对基层社会进行治理的功能。通过对乡官和老人这两类我国古代最典型的乡土权威进行考察,对乡土权威在基层社会治理过程中的功能进行分析,揭示出公权力与民间权威相互结合与博弈的社会治理机制,即公权力对乡村的有效统治和民间权威对乡村的有限自治。     

我国城市社区居民自治单元重构——兼对“自治单元下沉”论的反思

城市社区居民自治是基层民主建设的重点之一,新时代的居民自治面临自治单元转换和重构的议题.社区作为自治单元的传统做法难以有效开展自治,自治单元下沉不一定能够实现自治,还面临着与法律制度的冲突.以社区社团为自治单元,一方面能够酝酿社会资本,再造公共空间,促进居民组织化参与,使居民自我行动起来;另一方面构建政府、社区居委会和社区社团的法团主义模式,三者相互支持,可以在现行法律和制度框架内实现自治与行政的耦合.这一变革构建了网络化、扁平化的自治结构,既具有现代化的自治导向,又可以维系国家在基层的权威.     

秦汉基层秩序建构中的权力和权威——以统治介体为视角的剖析

国家对乡里统治介体选用主导权的把握,使得权力或官方政治权威成为秦汉基层权威构成的主体,从而也奠定了王权一元支配的基石;西汉中期后,乡族势力的壮大使其成为乡官里吏等职的主体,由此导致基层权威结构和秩序内核在一元化的前提下发生变化。     

论日伪对江苏地区基层社会的政治统治

抗日战争期间 ,侵华日军通过扶植傀儡政权的方式稳定其在占领区的统治。本文从三个方面论述了日伪在江苏地区对基层社会的控制。首先论及日伪在江苏的基层政权建立的情况 ,即由维持会、自治会向县级傀儡政权转变的过程。其次 ,对日伪在基层社会的控制手段进行了研究 ,并认为清乡运动是日伪将其统治触角延伸至乡村基层社会的手段。最后 ,本文还对日伪控制基层社会之绩效进行了评价 ,认为只是在汪精卫政权建立以后 ,日伪通过清乡才在苏南地区实现了对县一级政权的控制 ,而在苏中和苏北则仍然无法完全控制县级政权。至于乡镇以下的基层政权 ,尤其是在农村 ,日伪政权则基本无法实施有效统治     

经济复兴与政治控制的互动——论民国时期江宁实验县合作运动的引入动机

1930年代的中国,农村破败,迫切需要变革,而国民政府同时还面临着在乡村社会构建合法性权威的问题。合作运动于此时的兴起将这两个问题融合在一起,并提供了解决的可能性,江宁实验县的设立正是国民党人实现这一目标的努力和尝试。具体而言,在江宁,合作运动的目标是以合作社为中介,通过复兴农村经济来加强对农村的渗透,进而增强国民政府在乡村社会统治的合法性,从而对乡村社会实行有效的基层控制。     

国家与社会关系视野下的南京国民政府社团立法

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国家与社会关系尚处于调整和磨合过程之中,政府有建立社团主义国家的强烈意愿,而通过立法形成管控社团的法律和制度框架,是实现这一意愿的重要途径.但由于体制和时局的影响,这种全面控制社会的努力总是面临一定的限制,于是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形成一种控制与共生动态.     

自然的解放：马克思共产主义一个不可或缺的维度

共产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概念，共产主义社会是实现每一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社会。然而，人的解放仅仅是共产主义的一个维度。根据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人与自然是一个互为对象的有机整体，近代社会人与自然的分离与对立是由于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统治的结果。扬弃私有制和旧式分工，实现共产主义，既包含着人的解放，也必然蕴涵着自然的解放。     

抗日根据地基层权力结构变迁初探——以抗战时期晋西北根据地为例

抗日根据地基层权力结构的嬗替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由初期的利用传统权威,到中期的培养新式权威,再到后期新旧权威的替换,经历了整个抗战时期。在此过程中,中共不仅实现了行政人员的替换,而且进一步完成了乡村社会的整合。乡村社会被彻底发动起来了。     

近代城市民变的传统品格——以1908年汉口摊户风潮为中心

近代城市民变在社会转型时期,时常呈现出浓厚的传统品格,下层平民的集体抗争甚为典型。理性审视1908年汉口摊户风潮,其行为逻辑延续着传统斗争范式;群体心理依然保守,权威信仰与"清官"情结坚定而浓厚,恐惧、疑虑、易于从众等传统心理特质及正统主义观念根深蒂固;人们所广泛坚守的社会关系网络持续运作——官与民之间保持着非平等、非保护与被保护的对立关系,而新兴绅商阶层维持着旧式士绅的传统权力,倒向了官府权威,官府与商会的互动与传统基层社会官绅同盟共治格局并无异趣。     

关于谭人凤“社团改进会”评价中的两个问题

“社团改进会”是辛亥武昌首义,中华民国肇始,资产阶级革命派与会党之间的关系急转直下的历史条件下,于１９１２年９月由谭人凤为首所发起的一个试图对旧式会党进行改造的政治组织。对此,以往史学界大都视其为民初革命派对会党进行“过河拆桥”的可耻行径,“代表了辛亥革命胜利后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弥漫全国的挥舞屠刀镇压会党的逆流。”①认为谭人凤组建社团改进会的目的“说来说去就是要求会党群众像资产阶级革命派一样,在袁世凯的‘圣明’统治下,‘振兴实业’,从‘秩序的革命’转入‘秩序的建设’”②,“是暗中向袁世凯讲心里话”…     

“中山虫”：国民党党治初期瑞安乡绅张棡的政治观感

1927年开始的国民党政府统治,给一些地方传统读书人带来巨大冲击,其政治观感可帮助我们了解国民党党治在基层展开的实际情形。浙江瑞安乡绅张棡对新的党国体制衔恨不已,甚至用“人虫”来形容政府举措之不当及其给民众带来的痛苦。但张氏的褒贬有时也是从个人利益本位出发,迫于生计压力,张在日常生活中亦无法与新政府完全切割。张氏的经验,证实国民党在基层得不到传统乡绅阶层的支持,但国民党党部活动至少在浙南已引起社会结构重大震荡。党国兴起后,原属乡绅自治范围内的一些事项,转由党部及新派人士主导。传统读书人安身立命的地方文化环境亦遭破坏,“群体性的文化失落”于焉萌生。     

韩国威权主义政体的产生、发展和转型

韩国曾经是一个深受儒教文化影响的集权制国家。自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韩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社会中间阶层迅速崛起,权威统治的合法性危机也日益加深,到了80年代末韩国成功地实现了由威权主义向政治民主主义的转型。     

国家法律与民间规范的冲突和互动——关于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一项法社会学实证研究

中国社会一直被认为是一个人治社会。从大传统上讲是礼治社会 ,从小传统上讲是“权治”社会 ,约束人们日常行为的主要是民间规范。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政府大力推行法治化 ,大量蕴涵西方传统的国家法律势必与中国的民间规范在互动中产生冲突。从小传统看 ,我国法治化的目的是实现从政府权威向法律权威的转换 ,从大传统看是实现从民间规范到国家法律的转换。在国家法律与民间规范密切互动的背景下 ,本文通过在北京进行的法律与社会问卷调查的实证数据 ,提出了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越轨的三种类型 ,分析了人们在国家法律与民间规范的不同关系下违法的原因 ,指出了我国法治化的道路实质上是国家法律与民间规范冲突、协调与妥协的过程。     

社团发展——社会资本投资的一种方式

社会资本,是指建立在信任和互助合作基础之上的社会关系网络,它是社会发展所必需的资本之一。我国社团的发展与社会资本存在着结构性的制约与依存关系,社团是社会资本的孕育场,因此,社团的发展也是增加社会资本存量的重要投资方式。目前,我国社团的发展环境仍然存在很多困难,对社会资本的建构形成了一定的制约。因此,要大力培育我国的社团,推进政府与公民、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良好合作,促进社会资本存量的提升,最终促成我国善治的实现。     

国家法律与民间规范的冲突和互动

中国社会一直被认为是一个人治社会。从大传统上讲是礼治社会，从小传统上讲是“权治”社会，约束人们日常行为的主要是民间规范。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大力推行法治化，大量蕴涵西方传统的国家法律势必与中国的民间规范在互动中产生冲突。从小传统看，我国法治化的目的是实现从政府权威向法律权威的转换，从大传统看是实现从民间规范到国家法律的转换。在国家法律与民间规范密切互动的背景下，本文通过在北京进行的法律与社会问卷调查的实证数据，提出了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越轨的三种类型，分析了人们在国家法律与民间规范的不同关系下违法的原因，指出了我国法治化的道路实质上是国家法律与民间规范冲突、协调与妥协的过程。     

民国保甲与乡村社会治理的困惑

20世纪上半叶,中国处于内忧外患,新旧体制交替之际,政府为了从社会吸取更多资源,一方面竭力将国家权力向基层社会延伸,企图加深并加强其对乡村社会的控制.另一方面由于乡村社会人才流失,民穷财乏,不得不与民休息,改善基层社会的生存环境.为此,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在统治区域推行地方自治.然而,因地方自治陈义过高,鲜有成效,不得不逐步改为保甲制度.保甲制度的推行,极大地改变了乡村社会原有的自治局面,保甲长成为国民政府统治乡村社会的新型干部.     

从“碎片化”到“整体性”:创新我国基层社会治理运行机制研究

当前,我国社会治理的难点在基层,重点在基层,创新也在基层。改革与创新基层社会治理运行机制,解决基层社会治理的碎片化问题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调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从整体上进行推进。形成党领导下多方参与、互动协作、共同治理的运行机制和制度体系,实现民心在基层凝聚,资源在基层整合,问题在基层解决,服务在基层拓展,切实推动基层社会治理机制从"理念"到"实践"的转换。这对于维护基层社会稳定,加快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论生命教育的三重价值维度

生命教育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三个维度,即个人维度、政权维度和社会维度。在个人价值维度,生命教育守护个人的自然生命、启迪其精神生命、引领其价值生命;在政权价值维度,生命教育建构政权的伦理基础、推进政权的统治教化、维护政权的治理权威;在社会价值维度,生命教育通过追求人类自身的价值实现和消弭政治国家的膨胀以推动社会发展。     

论基层社会稳定机制的若干思考——对几起群体性事件的考察

群体性事件对社会稳定造成较大威胁,同时,这类事件频发也说明政府主导的维稳机制存在局限。引发群体性事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深层次因素是权力一元化的社会层级结构使利益关系失衡,加剧了社会矛盾,并造成基层民众利益表达不畅。基层社会稳定亟待发展新的制度基础,包括强大的公民组织和社会参与,扶持弱势群体社团,多元化的权力结构下政府与公民合作互动机制。     

《阿Q正传》中的狂欢化因素

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是用全民性的广场狂欢和加冕脱冕仪式来实现对权威的反抗和消解。鲁迅的《阿Q正传》就充满了这种巴赫金式的狂欢化因素。通过阿Q的行为与语言的狂欢,鲁迅把丑恶与善良、高雅与粗俗、悲剧与喜剧等因素融为一体,实现了对统治权威的反抗和消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