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前后对上海私营金融业的整顿管理

从1949年5月下旬上海解放到当年年底约7个月时间里,上海军管会金融处和中国人民银行华东区行对上海私营金融业实施了行政监管和业务引导,主要措施有清理私营行庄中的敌伪公产、官僚资本,管理票据交换,打击投机和其他违法行为,介入市场利率的确定,核资增资,核收存款保证金,引导联营和资金流向生产领域,国家银行与私营行庄之间还确立起了一定的业务联系甚至合作,上海私营金融业出现了初步的国家资本主义。但在稳定上海金融市场的过程中,有关当局在监管上抓得较紧较严,且主要运用行政监管手段;对私营金融业的扶植及其合法利益维护不够,对其积极一面的认识也不够充分。     

论岭南文化工具主义——兼论岭南文化的现代转换

岭南文化是一种工具性文化,它的功能在广东改革开放建设中得到充分发挥,一方面它为广东改革开放建设披荊斩棘,立下了汗马功劳,另一方面又给广东改革开放建设增加堕力,带来消极影响。因此,必须改革和提升岭南文化工具主义,实现岭南文化现代转换,实现岭南文化现代化。     

论日伪对江苏地区基层社会的政治统治

抗日战争期间 ,侵华日军通过扶植傀儡政权的方式稳定其在占领区的统治。本文从三个方面论述了日伪在江苏地区对基层社会的控制。首先论及日伪在江苏的基层政权建立的情况 ,即由维持会、自治会向县级傀儡政权转变的过程。其次 ,对日伪在基层社会的控制手段进行了研究 ,并认为清乡运动是日伪将其统治触角延伸至乡村基层社会的手段。最后 ,本文还对日伪控制基层社会之绩效进行了评价 ,认为只是在汪精卫政权建立以后 ,日伪通过清乡才在苏南地区实现了对县一级政权的控制 ,而在苏中和苏北则仍然无法完全控制县级政权。至于乡镇以下的基层政权 ,尤其是在农村 ,日伪政权则基本无法实施有效统治     

说王臣——兼论西周分封制的统治功能

甲骨文、金文和传世文献中有王臣的记载.甲骨文中有一类王臣是商王的私兵;还有一类王臣主要协助商王进行占卜活动;王臣内部也有等级之别.但总体来看,商代的王臣主要为商王所有,平时在商都附近活动.西周早、中期的时候,王臣的状况大体与商代相类.然而,到了西周晚期的时候,王臣变得前所未有的扩大,整个周王国里周王以外的人都应当属于王臣的范畴.西周时期王臣内涵的扩大与西周分封制的统治功能是有密切关系的.     

“另辟道路,另造环境”——兼论早年毛泽东国民性改造范式之转换

1918年前后,由于主客观条件的变化,早年毛泽东实现了国民性改造范式的转换,表现为:国民性改造思想的理论基础的转变;批判理性的成长;立无产阶级新人目标的确立;“取阶级斗争”的国民性改造方法选择。     

秦汉基层秩序建构中的权力和权威——以统治介体为视角的剖析

国家对乡里统治介体选用主导权的把握,使得权力或官方政治权威成为秦汉基层权威构成的主体,从而也奠定了王权一元支配的基石;西汉中期后,乡族势力的壮大使其成为乡官里吏等职的主体,由此导致基层权威结构和秩序内核在一元化的前提下发生变化。     

民本思想的历史发展及现代转换——兼论邓小平对传统民本思想的超越

传统民本思想经历了萌芽、形成、成熟和展拓深化的发展过程。其固有的内在矛盾影响中国政治统治几千年,并继续发生影响。毛泽东以人民民主专政的方法基本上解决了其内在矛盾,但不够彻底。邓小平在继承毛泽东的基础上,用“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法,实现了对民本思想的彻底超越。     

论村庄社会关联——兼论村庄秩序的社会基础

中国现代化的特定条件决定了村庄所具有的独立社区社会的特征 ,这一特征的首要表征是村庄秩序获得的内生性 ,村民自治正是对村庄秩序内生获得的恰当表达。村庄秩序内生获得不仅与村庄之外的宏观经济形势和治理制度安排有密切关系 ,而且与村庄内在结构状况密切相关。本文通过对涂尔干意义上的“社会关联”的引申 ,试图在理论建构和对现实的解释能力上 ,建立一个对理解当前中国乡土社会状况具有一定统括能力的范畴。     

我国经济法研究范式的转换——兼评陈云良教授的转轨经济法理论

当前,经济法研究存在一些根本性的问题,造成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经济法研究范式不符合我国国情.破解经济法研究的困境,首要的任务在于实现由市场经济法范式向转轨经济法范式转换.转轨经济法范式抓住了我国经济法的真问题,契合国情.要实现研究范式的转换,经济法应在基本假设、研究视角、研究核心、研究方法等方面进行变革.     

我国经济法研究范式的转换——兼评陈云良教授的转轨经济法理论

当前,经济法研究存在一些根本性的问题,造成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经济法研究范式不符合我国国情。破解经济法研究的困境,首要的任务在于实现由市场经济法范式向转轨经济法范式转换。转轨经济法范式抓住了我国经济法的“真问题”,契合国情。要实现研究范式的转换,经济法应在基本假设、研究视角、研究核心、研究方法等方面进行变革。     

“道德困惑”的思考——兼论重塑道德权威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我国有了惊人的突显成就。但道德建设,重塑道德权威仍是一个不可忽视且万万忽视不得的大社会问题,笔者从我国道德精神现实状态,改善现状,促进道德建设措施等方面构建本文,希望民族精神、民族本质与现代化进一步切合。     

论社会组织的社会稳定功能——兼论“社会复合主体”

社会转型期经济的快速发展及其带来的社会稳定问题,是国家与社会共同面临的挑战,健康有序地培育社会组织,是应对这一挑战的关键环节。本文从对社会转型中不稳定因素形成的深层原因分析入手,结合杭州市政府培育社会复合组织的探索,就社会组织的社会稳定功能进行探讨,对培育和发展健康有效的社会组织及其运行逻辑提出了一些看法。     

江浙战争前后的上海马路商界联合会——兼论近代民间商人组织的自我建构

1924年江浙战争爆发,造成了上海社会秩序的严重失序和商业上的巨大损失。战前,以马路商界联合会为代表的上海中、下层商人通过函电、集会等方式反对战争,力图避免战争爆发。战争期间,商联会采取武装自卫、救济难民、调节民食等多种手段,努力维护战争背景下的城市秩序。战后,商联会积极从事善后救济,并介入各方势力之间,扮演重要的交涉调解角色,以防战事再起。商联会在战争前后的言行,充分反映了商人团体的社会责任意识、慈善公益理念与合作精神。商联会在维护城市社会秩序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不仅有力地提升了它作为民间组织的社会合法性与权威性,也在一定程度上诠释了商联会何以成为20世纪20年代上海政治舞台上非常活跃的商人组织。     

传统义利思想的价值取向及现代转换——兼论邓小平对传统义利观的超越

义利关系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一个重要问题,引起过古今中外众多学者的长期论争.考察我国传统义利思想的历史进程,明辩其价值取向,有助于正确认识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对于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所需求的价值观念,也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清代中叶直隶地区乡村管理体制——兼论清代国家与基层社会的关系

清代中期赋役制度改革以后 ,地方基层组织及管理体制也相应发生了变革。保甲组织逐步取代里甲组织。国家不仅对农民的编户方式发生了改变———从注重管理为国家提供赋役的“在籍”人户 (即编审册上的人户 )变为注重管理乡村中实际居住的人户 ,而且对乡村实施更严格和更直接的统治。清代中期以后 ,在保甲体制下 ,村庄负责人———乡保、牌甲长从普通的中等农民中产生 ,保证了州县政府能够顺畅地对乡村行使职权 ,并通过对乡村负责人严格控制与压榨 ,实现对乡村的统治。乡—村结构构成了地方基层的主要组织形式 ,村庄成为国家管理农村基层社会的基本单位 ,国家政权透过乡和村庄的职役 ,掌控村庄和农户 ,乡村职役出现行政化发展趋势。国家政权与基层乡村社会结合比以前更加紧密。     

构建中国市民社会——兼论民法典制定的社会基础

市民社会是人类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它的发展、成熟以及与政治国家之间的矛盾互动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同时市民社会又是民法的逻辑起点和实践基础,就民法典的制定而言,市民社会始终是一个不可回避的核心问题,民法典的制定必须同中国市民社会的构建紧密联系起来;反过来对于中国的市民社会,民法典的制定又是其构建的具体路径之一。对民法典的研究应当保持科学的态度,既要关注社会现实,又要尊重历史。     

现代转型背景下的诗学尝试——论胡适新旧诗学的转换

从《去国集》到《尝试集》的创作实践中,胡适成功建立了现代白话新诗的早期范式,而《谈新诗》等诗论则从新诗发生史的角度勾勒了胡适新旧诗学的转换轨迹及诗学特质。在胡适新诗创作与诗学理论探寻的双重变奏视角下。考察胡适新旧诗学转换成因及影响,对当下现代诗歌的探索也不无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