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21世纪的中外文化交流

21世纪的中外文化交流受今后的中国走向和世纪的风云变化所制约。其中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大方向不会变;世界经济一体化程度越来越高,各国的经济联系将越来越紧密。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文化的发展面临着如何处理现代性与传承性、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关系,以及必须提高国民文化素质的挑战。中外文化交流的面貌如何,将取决于中国人的素质达到什么层次。     

不断加强中外文化交流努力推动文化发展繁荣

积极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加强对外文化交流,实施文化“走出去”工程,加强建设孔子学院和海外中国文化中心。积极吸收、借鉴国外优秀文化成果,制定和遵循正确的原则,加强文化领域的智力、人才、技术引进工作,吸收外资进入我国文化产业领域。在加强中外文化交流、吸收、借鉴国外文化成果过程中,我们一定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要坚持文化的社会主义性质,要切实维护国家的文化安全。     

二十世纪初的中外文化交流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

20世纪初，以李大钊、陈独秀为首的一批先进的中国留学生，作为中外文化交流的使者，从海外带来了马克思主义，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奠定了理论基础。这批留学生率先筹建了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在党的创建初期发挥了重大作用，成为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运动的骨干。从这一角度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可视为20世纪初中外文化交流的政治结晶。先进的中国留学生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对促进中国社会的变革做出了重大贡献。     

论16世纪前中外文化交流的发展进程和基本特点

１６世纪以前的中外文化交流,是在亚欧旧大陆范围内进行的,实现文化交流的主要途径包括使节、商人、宗教徒、游牧民族、战争等五个方面,其发展进程表现出偶然性、缓慢性、周邻性、在东亚邻国单向性辐射传播、接受以佛教为基本内容的外来文化和华夷观主导性等特点。虽然如此,１６世纪以前的中外文化交流对于中国社会发展进程和世界发展进程仍产生了重要的历史影响。     

对外交流与文化张力——南京对外文化交流史析说

多元一体的中国文化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大体经历了中华各民族文化内部交融及与外域文化交流这两大类型的历史性整合。南京作为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区域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缘于南北交汇和通江达海的优越地理位置,历史上两大类型的文化整合在此都有集中体现。在不断整合的历史过程中,不同文化的碰撞、交流、融合成就了南京广博精深的地域文化体系和开放的文化性格。     

关于15-16世纪世界性大航海的几点浅见--纪念郑和远航开始600周年

15—16世纪的世界性大航海活动,标志着人类开始由世界各大洲居民相对封闭隔绝的状态,转向彼此交往日密、渐成一体的状态,文明发达程度急剧提高。对这一划时代的伟大历史活动,仍需继续加强研究。当前最需搞清的问题之一,当是要将近来提出的郑和船队分确否绕过好望角、进入大西洋、实现环球航行的论证,进一步审核,找出真相。这一上百年的伟大历史活动,主要是通过中国人和欧洲人之手完成的,其功不可没,但还应认识到,其成功实乃全世界各国人民长期共同努力的结果。强调这一点,不仅具有学术意义,而且能启发今人和后人自觉地加强全人类在征服自然中的相互交流和协作,具有实践意义。在这一历史活动中,中国人和欧洲人分别采取了建立朝贡体系和建立殖民地体系两种对外关系模式。两种模式从道德角度讲可分上下,而从实际后果角度讲,皆遭否定。这提示后人,应该探索出新的国与国之间的外交模式,这种新模式起码是各国,尤其是大国强国,不可忘记实行互利的原则。     

汉明帝与东汉的文化发展——兼论汉明帝时期的中外交流

在东汉文化的发展过程当中,汉明帝的作用不可忽视。汉明帝重视文化建设,注意通过各种政策、措施推动文化的发展。同时,汉明帝也极为重视对外交流。他致力于重开西域,并通过积极的措施稳固与西域的联系。佛教的东传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得以实现。如此一来,东汉文化就出现了繁荣发展的局面。     

现代化视野中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基于中外文化交流的视角

从中外文化交流的视角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是中国现代化这个统一体的两面。二者关系既不是＂中体西用＂也不是＂西体中用＂,二者既是体又是用,二者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相互融合,创造出一种新的文化。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概念契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前提和内在基础,二者基点上的差异则不断为中国社会价值系统提供养料,成为现代化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已经百年的历程,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过程更是从未停止,二者的相互融通都体现于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其酝酿、生长和成熟必然要经历长期复杂的过程。为此,我们应以史为鉴,努力探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相互融合与相互贯通的正确途径。     

弘扬文化郑和推动历史与现实的思考

郑和航海开一世界航海之新纪元,这已是史学界不争的事实。郑和七航同时亦把人类文化交流推至历史发展的极盛,故有文化郑和的提出,且与之域外文化形成积极互动。按理说,郑和每次都肩负着多重使命,但每次都以文化使臣的身份先行。人们看重这一点,正是看重文化郑和所凝结的一种气魄,它不仅具备着作为文化历史现象的自在价值,更有着能为现实所借用,能不断地被开发、不断地被利用、不断地可推动文化事业做强做大的他在价值。这对中国、对世界有着无以估量的开发前景及广阔的推动经济发展空间。     

郑和文化价值的延伸与创新

郑和文化是近年国际上引人关注的一种文化现象.它是21世纪初郑和研究出现高潮形势下,学术界在探索其未来发展走向时提出的新命题.笔者在考察郑和文化发展历程及其价值传承规律的基础上,针对当前郑和文化发展面临的问题,提出延伸和创新郑和文化价值的一些思考.认为郑和文化应融入国家航海日纪念活动,作为永续发展的重要平台;加强郑和文化与郑和有关地区的地域性文化结合,形成地方文化特色,成为推进郑和文化不断发展的重要基地;从郑和远航的历史中汲取人类社会共享的文明价值观,提高郑和文化的国际化水平;从文化视角促进多学科合作的郑和研究,展示郑和文化的科学、学术与文明价值.     

文明的冲突或认知文化:国际文化交流解题

18世纪末19世纪初人文科学的现代形态出现之后,随之发展出一种普适化的历史观念和概念,这是一种理性主义和实证主义的、关于成就和进步的宏大叙事。之后,人文科学在19世纪又获得了一种清晰的民族形式,有关人类的普适化观念,如今已经被分裂为各种各样带有民族特色的生活形态。而如今,民族国家的力量正日趋弱化,并产生了超民族的形式,在这种情况下,更有必要形成集体性的、超越所有文化差异的文化认同。就此,我们应当阐明差异并应对差异,寻求一种合理的理论框架来对民族中心主义进行文明化的处理。     

文化交流与文化的繁荣发展

民主既是一个理论问题,同时也是一个实践问题。加强民主制度的研究和建设,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哲学是推动社会变革和发展的理论先导,哲学的解放的重大意义和着力点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李铁映同志在《论民主》（人民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哲学的解放与解放的哲学》（《哲学研究》2005年第1期）中对这两个方面都作了系统的阐述,其核心思想和观点与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一些提法吻合,至今依然具有很强的研究价值和指导意义。本刊于2010年第8～12期开辟＂民主与哲学的解放＂专栏,就＂党内民主建设＂（详见本刊2010年第8期第44～51页）、＂发展基层民主＂（详见本刊2010年第9期第47～58页）、＂学习型政党建设＂（详见本刊2010年第10期第34～44页）、＂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详见本刊2010年第11期第36～46页）、＂文化的多样性与文化交流＂等五个方面组织笔谈。本期遴选推出＂文化的多样性与文化交流＂主题,约请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行政学院、武汉大学等机构的专家学者,就文化交流与文化的繁荣发展、文化自信与文化的交流合作、多样性背景下的文化交流等问题展开研讨,并附上学术界关于文化的多样性与文化交流的最新研究成果。本栏目至本期告一段落,感谢各位专家学者、读者的鼎力支持。     

从"西域"到"西洋"--郑和远航与人类文明史的重大转折

追寻全球化的缘起,自古以来,人类交往的主要途径是陆路.西汉张骞凿空西域,东汉甘英望洋兴叹,东西方文明汇聚之地定于西域,也即亚欧大陆,历时上千年不变.至15世纪初,郑和七下西洋,持续近三十年,形成了人类交往从陆向海发展的强劲态势,西洋凸显,中外交往从陆向海的转折发生;进而满刺加(马六甲)兴起,人类交往从陆向海的重大转折发生,遂使东西方文明汇聚中心从此脱离亚欧大陆,转移至海上,最终奠定了东西方文明汇合于海上的格局,预示了一个整体世界在海上形成.不仅如此,人类文明史的重大转折,还宣告了人类以人力与马匹为主交往阶段的衰落,和以科技含量占重要地位的交往新阶段的开始.郑和远航是大航海时代的先驱,既是古代传统的一次历史性总结,同时也是一个新时代的开端,在人类文明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是改变人类历史的航行.     

一个存在于东南亚历史脉络中的“文化郑和”——评《东南亚的“郑和记忆”与文化诠释》

郑和下西洋是中国明朝初期一次规模空前、跨越国界的政治、经济、外交活动,也是一次震惊世界的伟大的航海活动,更是中华民族在世界上展示自我、在世人面前扬眉吐气的盛事,六百年来,其影响之大,世人瞩目;影响之久远,后人传颂不息.     

关于文化的多样性与文化交流的文献索引

文化的多样性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前进动力。各民族不同的文化、文明的交流与融合,共同推动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近年来,学术界围绕文化的多样性与文化交流开展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此,梳理关于文化的多样性与文化交流的最新研究文献,供延伸阅读。     

人类学笔记,还是国家与文明起源笔记--初答叶志坚先生

本文是为促进学术交流,就叶志坚先生的<是"国家与文明起源笔记",还是"人类学笔记"--与王东、刘军先生商榷>(<东南学术>2005年第3期)一文而作的.叶文对我们之前在<哲学研究>2004年第2期的<"人类学笔记",还是"国家与文明起源笔记"--为马克思晚年笔记正名>一文中关于为马克思晚年笔记正名,并将"人类学笔记"流行称谓更名为"国家与文明起源笔记"的观点及理论根据,提出了他的不同意见.对此,我们将在本文中,就叶文提出的主要问题、主要观点,其中包括叶先生本人的一些在我们看来不够妥当的观点和看法,结合我们的观点,作相应的分析和说明,与叶先生及学界同仁进行一次深入的学术探讨.我们主张,为恢复马克思笔记本来面目和马克思晚年思想原貌,应本着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根本超越长期以来流行的"人类学笔记"错误称谓,确立对笔记的科学解释--用"国家和文明起源的历史哲学研究"来解释马克思晚年笔记,并将笔记更名为"国家和文明起源笔记".     

历史文化交流在建构国家形象中地位与作用的实证研究——基于蒙特利尔“秦兵马俑展”观众问卷的分析

本文以2011年加拿大“蒙特利尔秦兵马俑展”为案例,对300余名观众进行了现场问卷调查,发现多数观众对中国文化元素特别是历史文化比较感兴趣,但对中国及中国文化不甚了解,对中国形象的认知尚不确定.通过调查发现,大多数观众认可对外文化交流对提升中国形象的积极作用,并且能够超越中西方文化对于政治与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因此,利用中华民族丰富的文化遗产资源,积极开展对外历史文化交流,传播和平发展、和谐世界的理念,以展示和传达完整的中国形象,应该成为新时期文化强国战略的重要内容.     

20世纪初新史学与民族国家观念的兴起

20世纪初年以梁启超、章太炎、黄节、邓实、马叙伦等为代表的晚清新式知识分子,对传统史学进行了激烈批评,以“新史学”为中心进行了一场史学革命,其最初的意义不仅仅表现在中国现代史学之建立上。笔者认为在20世纪初史学革命中,新式知识分子借“史学”的革新,对“民族”、“国民”等近代概念进行了界定,有力地促进了中国近代民族国家观念的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