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女外交家冯嫽

冯嫽(便于排版,以下称冯氏)是出嫁乌孙岑陬军须靡的解忧公主的随行侍者。她头脑灵活,足智多谋。据史书记载,她“能史书”(《汉书·西域传》),“内习汉事,外习西域诸国事”(《资治通鉴》卷27),具备施展外交才华的必要条件。她“尝持汉节为(解忧)公主使,行赏赐于城邦诸国,西域人敬信之”(《汉书·西域传》),尊称她为冯夫人。 冯氏到乌孙后,嫁给了乌孙右大将。乌孙官制,左右大将的地位仅次于相和大禄,所以冯夫人丈夫的地位也是很高的。在解忧公主谋杀狂王未遂后,乌就屠在匈     

西汉经敦煌郡与匈奴在西域地区的争夺

汉武帝时期，西汉在河西击败匈奴并设置河西四郡，之后直至宣帝神爵年间，西汉以敦煌郡为基地，向西与匈奴争夺西域地区的控制权。在此期间，西汉首先经敦煌郡与西域南道，争得了对鄯善的控制权；再屯戍于渠犁、轮台，连通西域北道，同时通过联姻与乌孙结盟，对匈奴在西域东部的势力形成合围之势；之后西汉与匈奴对“车师六国”展开争夺，并形成彼此制衡的状态；最后，随着神爵二年匈奴日逐王归降与汉西域都护的设立，西汉最终赢得了对西域的争夺战。通过对传世文献与出土汉简的考证，我们可以较为清晰与详细地还原这一过程，而处在西域与河西阵地前沿位置的敦煌郡，始终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     

屯垦戌边古今谈

屯垦戌边古今谈赵予征新疆，古称西域。西域的屯垦戍边历史悠久，源远流长。西汉时，汉武帝即位。为反击匈奴的入侵，派张骞出使西域，联络乌孙、大月氏等国共抗匈奴，以断匈奴右臂。未果。在公元前１１９年，二次派张骞率３００人出使西域。使团到乌孙国都赤谷城（今伊塞...     

西汉西域都护所辖诸国考

西汉西城都护所属城郭诸国的名目,自东汉以来即已模糊不清,后人虽有所考证,但依然没有解决这一疑难。本文打算就这一问题再作探讨,以就正于方家。汉人之言西域有几重不同的含义,狭义的西域在“匈奴以西,。乌孙以南”,其具体范围是:“南北有大山(昆仑山和天山)……东则接汉,厄以玉门、阳关,西则限于葱岭(帕米尔高原)”。①所谓西域城郭诸国即在其中。西域都护府辖区则超出这个范围,西逾葱岭,并有大宛,北越天山,而囊乌孙。《汉书·西域传》所述及的内容则更宽大,还包括     

两次“天马战争”的原因及对西汉经营西域的影响

该文对汉武帝坚持“天马战争”的原因进行了简单的总结和分析,认为自张骞通西域以来,西汉的军事、政治经营重心逐渐转向西北,西域的战略地位日益提高。天马战争前,西汉在西北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为经营西域作好了准备,而天马战争就是大规模经营西域的信号与开端。     

略论历代王朝对西域的经营

西域之称始于汉,那时是指玉门关以西,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广大地区,后世泛指葱岭以西诸国。本文所举,主要是指今新疆范围而言。这里是一个多民族地区,先后活动于历史舞台者有乌孙、匈奴、塞、月氏、呼揭、柔然、鲜卑、铁勒、实厥、回鹘、蒙古等族。从西汉起,我国历代王朝都对西域进行了经营。     

也谈汉代的乌孙——《关于汉代乌孙的几个问题》商榷

乌孙,是汉代我国西北地区有影响的少数民族之一。她原居甘肃河西地区,后来西迁伊犁河流域,是汉武帝为实现“断匈奴右臂”战略所争取的主要西域部族之一,汉宣帝时隶属汉朝,对汉朝在西域和匈奴斗争起过重要作用。因此对她进行研究,无疑是很重要的课题。     

关于乌孙研究的几个问题

乌孙,汉代西域大国,其名始见于《史记·大宛列传》:“乌孙在大宛东北可二千里,行国,随畜,与匈奴同俗,控弦者数万,敢战。故服匈奴,及盛,取其羁属,不肯朝会焉。”至极盛时,有胜兵18万,人口63万,等于汉西域城郭诸国若羌、鄯善、莎车、疏勒、于阗、焉耆、龟兹等国人口的2倍。 乌孙不仅人口多,而且据地辽阔,占有今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包括伊犁河流域和伊塞克湖一带广大地区。     

汗血宝马两千年

我国古代称汗血马为大宛马,美称“天马”,它是当时产自西域大宛国的一种名马,因流汗如血,故有此称《。史记·大宛列传》载“:初,天子(汉武帝)发书‘易’云‘:神马当从西北来’。得乌孙好马,名曰‘天马’。及得大宛汗血马,益壮,更乌孙马曰‘西极’,名大宛马曰‘天马’云。”至于     

十二木卡姆史略

张骞(?—前114)一生,衔汉廷之命,曾经两次出使西域。第一次是去月氏,约在公元前138年,惜在半路上为匈奴截获,滞留十三载,虽受尽艰辛,亦未得要领,仅与甘父生还;第二次是去乌孙,约在公元前115年,(一说为123年),除了政治外交上的使命外,另有一些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副收获,其中之一,即从龟兹带回了“摩诃兜勒”。这摩诃兜勒究竟是什么意思?各国学者,从词源上,做过许多试探性的研究,虽然还有     

回到思想史:先秦名学研究的新路向

战国秦汉时期对“名”的讨论极为活跃。当时的“名”可以分为两类,即伦理学政治学意义上的“名”与语言学逻辑学意义上的“名”。前者对中国古代思想史影响之大远远超过后者,但由于受二十世纪初传入中国的西方逻辑学的影响,以往的先秦名学研究只重视后者,未对前者展开过系统研究,这使名学研究偏离了思想史的实态。因此应转换方向,回归于思想史的正途,对先秦名学重新作出客观全面的梳理。     

细君与解忧

细君与解忧是西汉时嫁到乌孙的两位和亲公主，她们为促进民族团结，巩固西部边防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但在历史上却长期受到冷落，今天我们应当摆脱历史偏见，对这两位杰出女性的生平事迹及其贡献予以昭示。     

光武帝"始正火德"正解--对两汉五德制度史的一项新阐释

两汉德制,曾经历过准火德制———水德制———土德制———火德制的变化过程。《后汉书》所记建武二年(公元26年)光武帝“始正火德”事,向来被注家认为是汉朝实行火德制的开端,古今鲜有异辞。该文以无可置疑的史实证明,光武帝并非汉朝火德制的始作佣者;汉为火德说在西汉成帝时就已经产生了,而火德制亦于西汉哀帝建平元年(公元前4年)取代了土德制。所谓“始正火德”,是针对新莽的土德“伪统”而言的,意为东汉始循西汉传统,以火德制为正统制度。     

试论两汉之际关于隗嚣割据西北的散文创作

两汉之际,割据西北的隗嚣集团周围聚集了一大批好文之士,他们针对其时天下形势创作了大量优秀的散文。从这些文章中,我们感受最多的是这些文士们权衡形势,分析厉害之睿智,以及昂扬向上、气势磅礴之文风。笔锋锐利、激扬畅快之作,与战国策士文风无异,显示了乱世文学文风的一致性。此时期散文文风与西汉后期雍容典雅之文风大相迥异,又与东汉中期沉稳从容之文风相去甚远,显示了其时文风的独特性。     

《汉书》矫正《史记》举隅

《汉书》在《史记》基础上,建立起纪传体断代史编纂的完整体系,成为中国史学发展历程中的又一重要里程碑。《汉书》对《史记》的袭用也绝不能用简单的"抄袭"二字来概括。班固在袭用《史记》材料过程中遵循有一定的原则,决非盲目照抄。班固对《史记》或增补,或改易,或删节,无不是在一定原则下进行的。     

两汉文学批评的文体特征

两汉文学批评从文体形态上,出现了《诗大序》、《楚辞章句序》、《诗谱序》这样一批理论性强、观点鲜明的序文,还有像王充《论衡》的有关篇章及班固的《汉书.艺文志》等,都比较集中地论述了文学批评理论的问题,理论的表述不再停留在片言只语,不再全然依附于诸子散文,较之先秦零散的片断式的议论有了明显的进步,出现了单独成文甚至成书的可喜现象,具有了专题性、经学性、史传性特征。可以说,到了汉代中国文学批评才开始走向独立,有了属于自己的批评文体或言说方式。     

西汉分立乌孙两昆弥为甘露二年辨

传统观点认为汉政府分立乌孙两昆弥之事在甘露元年。但据新近出土的悬泉汉简部分释文分析 ,汉王朝分立两昆弥事应在宣帝甘露二年     

秦汉“比地于伍”及其制度机理的变迁

使百姓"比地于伍"乃秦汉政权控制基层社会的有效手段之一。秦及西汉前期特定的社会结构和个体自我意识的泛化使其有罪相举的制度机理有效运作。西汉中期后,其制度性外壳依旧,但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和儒家理念的影响,从实践层面上看",比地于伍"的作用机理在悄然发生变化。     

东汉白波垒古战场考察报告

东汉末年,大规模的黄巾起义被镇压下去后,其余部以郭太为首的一支复起于"西河白波谷",并于此构筑垒壁为依托,拥众十万,转战各地,坚持斗争十年之久,成为山西地区古代组织最严密、规模最大、持续最久而历史影响深远的一次农民战争。由于古来文献记载失于过简,"西河白波谷"及其白波垒所在,长期扑朔迷离,学界歧议迭出,莫衷一是。文章系作者就此问题在考订文献基础上,两度深入现场之野外考察报告。     

一位绝代佳丽的文化命运遭际--谈三个王昭君的人物形象

王昭君在马致远、郭沫若和曹禺的笔下分别以不同的形象出现。在马致远的《汉宫秋》里 ,她是一位富有民族节烈光环的明妃 ;在郭沫若的《王昭君》里 ,她是具有叛逆意识的娜拉 ;而在曹禺的《王昭君》里 ,她又成了肩负民族和解使命的阏氏。这不同的形象 ,分别是作者所处时代的不同时代精神的映现。但这三个形象有一点相同的是 ,她们都是中国传统的“士”的精神的载体 ,不过这种“士”的精神只是一种守成性的 ,而不是创造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