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赈济体系初探——以“丁戊奇荒”为例

官赈、教赈以及义赈是“丁戊奇荒”中基本的三种救灾形式,是晚清赈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官赈、教赈与义赈在救济的性质、程序及款项来源方面均存在很大差异,但在实际救济过程中三者却未表现出明显的排斥与抵制,而是形成在官赈为主导下相互协作,互为补充,彼此影响的关系,构成了晚清赈济体系多元化特点的内核。     

乾隆朝灾赈类型考论

乾隆朝是我国古代赈济灾民政策措施的集大成者.乾隆即位后,用了近5年的时间,完成了对赈济类型的确定这一灾赈的关键问题,在清代首次实现了有例可循和有法可依,真正做到了将历史继承与适时创新相结合.针对灾后不同时段内灾民的不同窘况和需求,在中国荒政史上第一次确定了抚恤口米、抚恤、急赈、大赈和展赈等多种灾赈名目,使灾赈类型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多样化,有利于及时、有效地拯灾民于困厄,也为后世灾赈相关事宜提供了有益范式.     

略论清代灾赈制度中的弊端与防弊措施

略论清代灾赈制度中的弊端与防弊措施吕美颐办理灾赈是清代经济生活中的经常性活动，也是统治者治国安邦的重要举措之一。清代是灾赈制度集大成的时代，不仅从制度上逐步完善了赈灾的各个环节，而且明显加强了防弊措施。本文拟就此做一历史的考察与分析。一、灾赈各环节之...     

“丁戊奇荒”中山西的灾荒与救济

清光绪初年华北地区爆发了“丁戊奇荒”,山西地区不仅旱灾持续时间长而且夹杂着狼灾、鼠灾及各种瘟疫等,灾情之烈无以复加,堪称华北五省之最。突如其来的特大灾荒给山西社会造成了巨大的破坏性后果：饿殍遍野、人口锐减、经济凋敝、社会秩序混乱不堪。“丁戊奇荒”中出现的官赈、商赈、教赈等联合救灾的模式,其成效虽不理想,但却证明了中国传统荒政的衰败,促进了近代慈善理念的“西学东渐”和中国传统救灾模式的本土化、规模化、正规化．并成为近代中国社会整合方式调整的开端．     

清代煮赈略述

清代是中国古代荒政发展的鼎盛阶段,救荒措施集历代之大成,最为完备。煮赈是荒政救助措施之一种,清代的煮赈分为官赈、民赈、官督绅赈三种形式。官赈粥厂又分为常设粥厂和应急粥厂。施粥主要用来弥补其他赈济之不足,尤其是在未赈之先与大赈之后殊为重要,可以说煮赈是花最小的代价达到最大赈济效果的救济方法,也是赈济措施中不可或缺的一个手段,故而有其独特价值。     

清代新疆报灾程序初探

荒政是清政府对新疆工作的重要内容,报灾是进行救灾的重要环节。本文探讨了清代新疆报灾程序的形成及其演变。第一部分,以清文献分析了报灾程序的建立与发展。第二部分初步探讨了建省前新疆各地的报灾流程和各地不同的报灾方式,同时分析了建省后新疆报灾程序的变化趋势。第三部分主要探讨报灾期限及其社会影响。报灾是清政府救济机制运行的关键,体现了新疆地方行政制度与内地划一的行政职能。     

论清代对灾后流民的防范和安置

清代对灾后流民的预防大体可分为未赈之前和已赈之后两种情形，其办法是劝告和清查户口，但由于救济不力和人口的压力，灾民外流的现象仍很普遍。为了让灾民尽快回原籍恢复生产，清政府采取了资送和留养的政策，对那些愿意回籍的灾民给予一定的费用，由官府派员护送回籍；对那些一时难以回籍的灾民先留养再资送。由于大量无业流民冒充灾后流民领取资送和留养费用，再加上有些灾民回原籍后仍会复出，致使这一政策的效果大打折扣。乾隆皇帝曾经想废止这一政策，但各地对流民的资送和留养并未真正停止。     

清代赈灾制度的外化研究——以乾隆朝“勘不成灾”制度为例

"勘不成灾"是达不到赈济标准的灾荒,历代均不予救济,凸显了传统赈灾制度的缺陷。清代在总结传统灾赈制度的基础上对"勘不成灾"进行赈济并将其制度化,雍正朝开始对"勘不成灾"制度的建设,乾隆朝予以完善,促成了清代赈灾制度的外化并使其发挥了较好的社会效用,如缓征、分年带征、折征及就地抚恤、酌量赈给银米、蠲免积欠钱粮、借贷、以工代赈等赈济措施,对原本不能享受赈济的灾区的经济恢复产生了促进作用,成为促使清代灾赈制度走向中国传统灾赈制度巅峰的重要因素。     

近六十年来清代赈捐制度研究述评

赈捐指政府面对赈灾而举行的捐纳或捐输活动，是救灾中一种重要的筹款方式。清政府为筹集资金曾多次开办赈捐，尤其晚清，虽早已意识到政策的弊端，仍频繁开捐。赈捐对清代救灾、官僚制度、财政、社会风气等方面均产生了重要影响。赈捐是捐纳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相比捐纳制度的研究，赈捐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需要进一步拓展对其个案及相关领域的研究。     

慈善赈济与近代中国——试论慈善赈济对中国近代社会秩序的矫正功能

自古以来,各类灾害就与以农立国的中华文明相伴而生。灾荒赈济成为历朝历代政府必须直面的问题。灾荒赈济是近代中国慈善事业的主要组成部分,无论是官赈还是义赈,都在社会运行中扮演着“矫正器”作用。近代中国慈善赈济的社会矫正作用是其基本功能,其实际作用的大小与社会多重变量关系紧密,但政府治理的政策措施和社会物质基础的作用尤为关键。在慈善赈济活动中,官赈和义赈的竞合协同在近代中国是时常呈现的实态,也是传承至今值得继续弘扬的宝贵经验。     

陈龙正荒政思想初探

陈龙正是晚明时期地方社会一位十分重要的人物,曾师于高攀龙,授中书舍人,任南京国子监丞。其所著《救荒策会》以及《几亭全书》中有关救荒的内容,体现了一系列积极的荒政思想,诸如发扬前人的“民本、民生”思想,注重乡村赈济,以天下为己任;标本兼治的务实思想,讲求实效,灵活运用古人成法;救荒要注重人事及救荒人才的重用;新旧思想的碰撞,民间救济中对“贫富”的重新定格等,反映了晚明时期救荒经验的大总结和救荒活动的新发展以及当时社会新思想的萌芽。     

论公务员权利救济制度的完善

公务员权利救济制度,是一个国家公务员制度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由于我国素有重义务轻权利的传统,国家公务员法律体系中对于公务员的权利救济制度存在一定的弊端,比如救济渠道单一、法律制度缺位、救济缺乏公正性和严格的程序、特别权利缺乏法律保障等。只有加强立法保障、确立司法救济、完善行政救济以及强化特别权利保障,才能更好地保障公务员的合法权益免受侵犯。     

明清时期济南地区的慈善救济及医疗机构研究——以地方志为中心的考察

明清时期济南地区慈善救济及医疗机构除官方设立的养济院、漏泽园、医学署和惠民药局外，还有官民共办的普济堂、育婴堂，救济内容涵括养老、恤贫、抚幼、助葬、医疗等多个方面。济南作为山东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慈善救济及医疗事业发展在山东地区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但仅就济南地区而言，慈善救济事业发展不平衡，公共医疗救治发展缓慢，惠民药局、医学署等医疗机构建设较少；由民间首创而由政府推广至全国的有普济堂、育婴堂，而育婴堂的规模在济南地区远远小于普济堂。与其他地区不同的是，普济堂和育婴堂从一开始官方力量参与即较多，表明在慈善救济方面官方仍处于主导地位。     

北洋政府时期北京的贫民救助——以京师警察厅的衣食施救为例

京师警察厅是北洋政府时期北京城的官方治安管理机构,但其除了基本的治安警务工作以外,还广泛参与慈善救助工作。与传统的帝王时代不同,中华民国成立后,北京城的慈善救助活动几乎全部由政府接管,其中,大部分的慈善救助机构由京师警察厅负责。京师警察厅作为北京城最重要的官方救助机构,负责在寒冬给贫困民众发放棉衣、热粥,帮助其满足基本的生存需要,在贫民救助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陈龙正荒政思想初探

陈龙正是晚明时期地方社会一位十分重要的人物,曾师于高攀龙,授中书舍人,任南京国子监丞。其所著《救荒策会》以及《几亭全书》中有关救荒的内容,体现了一系列积极的荒政思想,诸如发扬前人的“民本、民生”思想,注重乡村赈济,以天下为己任;标本兼治的务实思想,讲求实效,灵活运用古人成法;救荒要注重人事及救荒人才的重用;新旧思想的碰撞,民间救济中对“贫富”的重新定格等,反映了晚明时期救荒经验的大总结和救荒活动的新发展以及当时社会新思想的萌芽。     

论光绪年间江南民间的河南义赈

光绪年间江南民间的河南义赈。主要有光绪三年和十三年两次,之后则趋于衰落。义赈的兴起与河南官方救济的严重不足、江南善堂的传统救济功能、西方近代救济行为的示范及《申报》的作用等有关。与官赈相比,民间义赈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专而精的施赈方式更为高效合理、义赈措施更具有实效性和针对性、善后赈济更注重为灾民谋生路、注重对弱势群体的救助、自捐自办的运行模式等五个方面。     

现状与实效：国民政府时期救灾监督方式与效果研究——限于1927-1937年的考察

国民政府时期为提升救灾成效,政府采用因果报应、民间监督、常规视察、制度监督等一系列方式对官赈过程进行监督,民间则采用业报轮回、自身监督、官方监督、大众监督等方式以保证义赈的效果。但救灾成效平平,贪污盛行,监督低效。反思历史,应进一步激发和催生公民的社会意识和监督意识、健全社会和制度监督机制、加强对救灾过程的全程监督管理、提高救灾款物的公开性和透明度、加大宣传教育力度。     

明清时期生员赈济原因之探析

在明清荒政文献中,官方对生员这一特殊群体之赈济颇为常见.究其原因除灾荒因素外,更多与生员在传统社会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生员生存的经济基础发生动摇与危机;生员出现相对贫困化且不断加剧的趋势以及生员出现社会流动引发对传统社会之冲击等因素不无关系.以灾荒为切入点对其考述,不仅能展示此时期生员群体人格特点变化之侧面,更能管窥明清社会萌发的诸多新动向.     

略论扬州的私志

扬州私撰志书在扬州地方志中占有很大的比重,它们亦是扬州学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扬州在清代乾嘉之际至民国年间私家撰志曾出现兴盛的局面,良志颇多。扬州私志既表现出与官修志书共有的一般特点,又显现出其独特之处,它们在资料撷取、体例形式、内容记载、记述笔法、文字表述等方面具有的诸多优长,提高了其学术研究和实际使用价值,并为今日的修志工作提供了有益的启迪与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