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五口通商时期的鸦片走私及英国对华鸦片政策的确立

鸦片是危害近代中国人的一大毒瘤,而鸦片贸易合法化政策则是这一毒品的保护伞。本文通过分析五口通商时期的鸦片走私情况,英国政府对鸦片走私认识的转变过程,以及鸦片贸易对英印财政收入的影响程度,从英国的角度探讨了英国确立对华鸦片贸易合法化政策的原因和目的,因此就从侧面说明,鸦片贸易合法化,英国起了主要作用,应负主要责任。     

清代禁烟时期(1796-1858)的鸦片走私组织研究

本文通过对鸦片走私组织的研究 ,阐明了清代禁烟时期的鸦片走私状况 ,试图说明在清代禁烟时期鸦片走私屡禁不止的原因。     

18世纪后期广州鸦片贸易规模推算(1780—1799年)

鸦片贸易问题一直是学界研究热点,但目前对华鸦片贸易的统计依然不够完整和准确,尤以18世纪的鸦片贸易为甚。反映18世纪中前期鸦片贸易状况的史料仅有只言片语的记载,18世纪后期相对增加。根据18世纪后期及19世纪前期广州鸦片贸易的部分可靠统计数据,采用建立线性回归模型的方法,可推算18世纪后期尚未有统计的年份,以此来推算此时广州鸦片贸易的规模。共分为广州鸦片贸易价格、贸易数量、贸易价值三个部分来展现此时广州鸦片贸易的状况,得出此阶段共有4万余箱价值1 200多万两白银的鸦片输入。     

试论清朝鸦片走私和反走私斗争

清朝鸦片走私始于雍正七年（１７２９年），以后逐年猖獗。清政府反鸦片走私斗争和鸦片走私活动是同步进行的。到鸦片战争爆发前，清朝鸦片走私与反走私斗争异常激烈。以民族英雄林则徐领导的虎门销烟为导火线，使这场反鸦片走私斗争，最后走向了战争。在这场战争中，由于清政府接连失败，使其无力继续进行反鸦片走私个争。清朝反鸦片走私斗争，最终以悲壮的失败而宣告结束。     

广州湾经济管理乱象探析(1899-1945)

在法国全面统治广州湾时期,广州湾的经济管理出现了一些乱象,主要表现为货币管理方面的币制混乱,海关管理方面的走私之风盛行以及市场管理方面的物价飞涨等。在日本占领广州湾时期,这些乱象变得更为突出。这些乱象的产生,是当时复杂的国内外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可谓是"时代的产物"。     

“敲竹杠”的由来

清朝末年，鸦片走私十分严重，走私贩子为躲避关卡检查，挖空心思藏匿鸦片。水上走私的贩子常把鸦片藏在定制的船蒿里，随船经水路运往各地。     

鸦片战争前后金星门的鸦片贸易

位于广东珠江口西侧的金星门,在鸦片战争前后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有利的条件,从19世纪20年代外国鸦片船的偶然碇泊所,发展到30年代外国鸦片船的固定碇泊所,四五十年代则成为广州市场甚至整个珠江三角洲市场鸦片的重要供应地。对金星门鸦片贸易的个案作较为深入的分析,对探讨鸦片战争前后中西关系的演变,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伪满洲国鸦片专卖：巨大规模的国家贩毒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制造的伪满洲国,是此后日本发动一系列扩大侵略战争的桥头堡和发源地,也是众多大规模殖民、奴化政策的实验场,在鸦片政策上也是如此。伪满洲国的财政制度乃至鸦片专卖制,都是在日本大藏省派出官僚的指挥和参与下制定的。整个伪满洲国的制度体系都采用了日本的模式。在统治区内大肆收购民间鸦片甚至强制掠夺,冒险到华北、西北各地以及国外采购走私鸦片,管理日朝侨民贩毒问题以及对上瘾者登录等,都表明在伪满洲国财政体系中,实施鸦片专卖制是极为重要和迫切的政策。该文主要依据日文相关资料对日本当局控制下的伪满洲国贩毒事实进行分析,揭示其实质是日本为满足侵华需要而进行的有组织的规模巨大的国家贩毒。     

简论近代上海地区的鸦片烟毒危害

鸦片战争后，列强对华鸦片贸易合法化。鸦片通过海关、走私大量输入中国，中国人民陷入鸦片烟的毒雾之中，而上海地区的人民尤首受其害     

晚清浙江鸦片流播问题述论

晚清时期,浙江鸦片问题凸显。台州、温州等地种植罂粟和售卖鸦片,宁波、杭州、嘉兴等地鸦片走私猖獗,外国鸦片和本地烟土在浙江境内蔓延。地方官员面对外国烟贩、外省烟贩、本省烟贩、吸食者和盗匪游民等利益群体,积极调整措施,虽未能彻底遏制烟毒蔓延,却也提供了难得的禁毒经验。     

港、澳鸦片税厘并征与中葡北京条约

清政府为解决财政危机 ,谋求在香港实行鸦片税厘并征。英国为了维护其在香港的鸦片贸易利益 ,以葡萄牙在澳门同时实行鸦片税厘并征为条件。英籍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 ,为扩大其控制的中国海关的权力 ,顺应葡萄牙欲使占领澳门合法化的侵略要求 ,从中斡旋 ,促成中葡北京条约的签订。该条约承认葡萄牙占领澳门是“合法”的 ,为葡萄牙占领澳门提供了 4 0年的条约依据。     

近代对华鸦片贸易的再审视:以西方文献为视角

19世纪之后,西方国家通过对华贸易等方式不断向中国输入鸦片,对近代经济与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Adam Matthew系列数据库为理解对华鸦片贸易问题提供了新的文献证据和新的视角。从思想史的角度看,鸦片战争前后英国的国内舆论对是否应当对华输入鸦片颇有争议,相当部分人士认为鸦片贸易会阻碍其他合法产业的正常贸易,并会导致贸易逆差和中国白银的外流,从而带来一系列负面的国际影响。与此同时,在华传教士主要通过对鸦片贸易事实的叙述和道德谴责来反对鸦片贸易,并通过一系列实际行动参与禁止鸦片的运动。总体而言,西方社会在近代对华鸦片贸易问题上的讨论和思考在很多方面能够为现有研究提供有益的补充。     

黄略“门头事件”及广州湾最后的战役

1899年11月12日,两名法国海军中尉在为法军侵占广州湾计划做准备而勘测地形时在遂溪黄略奥克山炮台遇当地人袭击身亡,这次事件成为法国向中国出兵的借口,导致了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他们在海上对中国实施了军事报复,法国媒体对两个"英勇爱国"的海军军官死亡事件作了负面报道,引起法国国内的反中国情绪。法国海军中尉皮耶·阿力士·河那克的相册,士兵里昂·苏伯曼和副官方施华·摩列的日记这些非正式文献分别记录了此次事件及广州湾最后的战役。     

湖南军阀与鸦片贸易

鸦片贸易曾给中国人民带来无穷灾难，但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各地军阀却将鸦片贸易合法化。此文着重阐述了湖南军阀贩卖鸦片、吸食鸦片、苛征烟税，以及对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所产生的消极影响。     

近代中国新兴的畸形行业--鸦片业

鸦片,曾在近代中国近百年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一个专门的行业,并在传统的行业中占有重要一席。探究近代鸦片业的形成、发展、特点和影响,将是一个全新的课题,有助于我们从历史的角度寻找毒品经济在中国发展的脉络,对中国应对世界毒品泛滥大潮提供"资治通鉴"的警示作用。     

茶叶、鸦片贸易对19世纪中国经济的影响

在19世纪,茶叶贸易和鸦片贸易对中国经济产生了巨大影响,突出表现在这两种贸易都对清政府财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茶叶和鸦片出口关税方面,中国半殖民地特征非常明显,即对最重要出口商品的茶叶征收很高的出口税,而对最大宗的进口商品鸦片征收很低的进口税,清政府这种"抑内护外"的做法压制了国内优势产业的发展.总体来看,茶叶出口对中国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而鸦片贸易的发展则加重了中国19世纪的危机.     

英国殖民时期印度的鸦片生产与对华贸易

英国的对华鸦片贸易前后长达近一个半世纪之久,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起该贸易迅速扩大。鸦片输入的扩大给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带来十分严重的后果,对此国内学术界已作了深入详尽的研究。本文着重于考察英国的鸦片政策及印度的鸦片生产、输出状况,从另一角度探究十九世纪鸦片贸易扩大化的某些历史和社会原因。本文不拟分析贸易的全过程,除了为方便分析而作的某些整体论述外,时间上大致以十九世纪中叶为下限。     

传教士与早期中美贸易关系

相比1784年来华的"中国皇后"号美国商船,直到1830年才有美国第一批传教士来华,但这丝毫不影响美国传教士对中国的影响。传教士不仅是基督教与西方文化的传播者,同时也是美国东亚政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中美早期贸易关系中,传教士与美国商人的关系、传教士鸦片贸易观念的分化及传教阵营与美国对华政策的关系等都将美国传教士的身份与作用多元化了,这为系统研究美国对华政策与中美贸易关系带来了新的切入点。     

鸦片与民国时期的西南社会

辛亥革命后,鸦片并未随着清王朝的覆天而消失.从民国初年的"禁烟"开始到国民党政权垮台的三十多年时间里,鸦片在西南地区又数度泛滥,又呈现与清末时期所不同的新特点,对西南社会乃至整个中国,产生了许多新的、历史性的影响.本文拟对鸦片在民国时期西南社会的表现形式以及产生了一些影响和危害等问题作进一步的探讨.     

1900年至1950年边茶、鸦片与松潘城的帮派政治

松潘边城地处中国西北川、青、甘交界地带,其自然资源丰富,族群交汇,跨区域贸易十分兴盛,特别是1900年至1937年间的边茶贸易及1937年至1950年间的鸦片贸易。通过1900年至1950年间茶叶与鸦片在国家内陆与边疆的关内/口外及河谷/草地间的双向流动,展示了近代中国转型时期国家政治势力深入松潘地方社会,以及通过地方社会的公共空间及个人微观生活的发展变化展现地方文化变迁及其地区文化的独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