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留守儿童研究述评

近期关于新生代农民工(或80后、90后农民工)的讨论越来越吸引社会关注的目光,而作为农民工子女的进城流动儿童和在乡留守儿童,正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巨大后备军。这个庞大群体的生存和成长状况,对于今后几十年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有着直接和深远的影响。从儿童权利角度看,则这个群体无论是进城的还是在乡的,都处于多种不利的结     

我国乡村社会治理模式的变迁与优化

探寻乡村社会的有效治理模式,推动其快速健康发展,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时代课题。乡制是乡村社会治理模式的重要内容。长期以来,我国的乡制处于困境,引发诸多问题。必须改革乡制,构建有效的乡村社会治理模式。本文回顾了自乡制产生以来我国乡村社会治理模式的变迁,理论界对乡制困境及改革途径的认识,同时提出自己的解释框架和改革思路。     

清代闽西客家的乡族自治传统——《培田吴氏族谱》研究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实行以家族组织为基础的乡族自治,曾经是许多政治家和思想家的社会理想。在不同的时代与不同的地区,由于客观历史条件的限制,乡族自治的形式与内容不尽相同。所谓乡族自治,是指在国家法律和官府授权之下,对乡族事务实行自我管理;在聚族而居的社会环境中,乡族自治主要表现为家族自治。解读福建省长汀县培田吴氏家族的族谱资料,可以发现闽西客家的乡族自治传统,与晚清地方自治有历史渊源。培田吴氏的家训、家法与族规,体现了家族自治的理想模式。培田吴氏的各大支派和社团组织,对乡族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实行了有效的管理。清末新政期间成立的"培田公益社",取代了乡约的行政职能,实现了从家族自治向地方自治的历史转型。     

加速社区建设 促进新疆发展

一、对社区的认识什么是社区 ?学者有不同的见解。有人认为社区就是介于邻里与区域之间的社会实体 ,即聚居在一定地区中的人群生活共同体。在城市是以街道、居委会为基本单位 ,在农村是以乡和村为基本单位。也有人认为社区就是居住在一定地域里的人们社会群体 ,这个群体包括多种社会工作和社会关系的共同体。这个共同体应当包括区 (县 )、街 (乡 )、居委会(村 )三个层次。当然还有其它种解释 ,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社区”一词最早源于德国社会学家斐迪南·滕尼斯 1887年出版的《社区和社会》一书中使用的概念。他说 :“社区就是在一定范围…     

从寺庙到乡约局：明清江南的思想教化

明清时期的乡约教化，是以帝王的“圣谕”为根本指导思想，结合地方传统与乡镇空间区划，自上而下建构起的比较严密的宣讲系统。在江南地区，社会力量比较强大，社会资源比较丰富，社会精英热衷教化，为乡约工作的推展及社会治理奠定了重要基础。从明代初期的社学系统到后期的城乡寺庙，都是乡约所建设的基本选择和乡约宣讲的中心场域。清代继承了明代的乡约教化基础，在社学体系废替后，也以寺庙为中心建构起比较清晰的乡约宣讲网络。清代后期，从州县城市到乡镇地方，建设乡约总局与分局的行动变得非常活跃，加大了思想教化和秩序整顿的力度，为维系地方社会与重建王朝统治发挥了重要作用。     

明代徽州的乡约推行与县域治理

明代徽州乡约最早推行于成化年间,时任休宁知县的欧阳旦为推行乡约颁布《教民条约》,在贯彻明太祖圣谕六言主要思想的同时,聚焦社会实际问题,希望通过乡约移风易俗、减少诉讼,实现县域社会的有效治理.嘉靖时期徽州乡约逐步发展,既有府县守令积极推行,也有地方社会主动响应.随着嘉靖末期徽州地区治安形势的恶化,乡约的治安功能逐渐受到官府的重视.万历以降徽州乡约达到兴盛,地方官员纷纷采取宗族乡约化、巡行乡约、慎选约正副等方法,致力于解决乡约行之不实、流于形式等问题.乡约作为县域治理的重要手段,被明代徽州的府县官员们反复推行,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整齐城乡礼俗教化、稳定地方社会秩序,从而助益县域治理的积极作用.     

由"职"到"役":两宋乡役负担的演变

作为职役之一,乡役是宋朝乡村民户的一项徭役负担。在维护社会秩序、征收赋税等诸多方面,处于国家和乡村社会之间的乡役人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由于“职役”的特性,在官僚士大夫和广大民众的心目中,其社会形象有很大差距。随着社会的演进,乡役制度发生了由“职”较为突出到“役”日益凸显的变化。而这些变化则反映出宋朝内外交困、国家财政入不敷出的实况。在这一景况下,国家不得不更多地剥夺广大民户的利益,并以牺牲、侵夺国家政权“神经末梢”的乡役人的利益为代价,来维持国家的长治久安。     

宋代乡司在赋税征收体制中的职权与运作

宋代乡司控制着县乡赋税征收的全过程。从编制、推排五等版籍,编制两税版籍,编制和注销税租钞,推割税租直到乡役的编排点差,和预买绸绢的编册摊派,灾情蠲免的检视上报等,无一不经乡司之手。从操作实践来考察,乡司的这些职责,无疑使其掌握了县乡赋役征收的实权,这既使他们成为实现州县财税职能的关键人物及乡村管理体制中不可或缺的角色,又为他们营私舞弊提供了舞台。宋代乡司在运作过程中的营私舞弊,既影响了县乡赋税征收体制的正常运转,又破坏了乡村的正常生产秩序。总之,宋代乡司的职责与运作,不仅关系着宋代县乡赋税征收体制的运转,亦是宋代地方稳定,乡村民事成败的关键,并最终影响到农村社会经济的正常发展和乡村基层社会的政治安定     

居乡状态中的南宋理学士人——以朱熹为辐射中心的群体探讨

南宋一朝,在理学内因和社会政治两方面的作用下,理学士人居乡化态势日趋明显。朱熹是南宋杰出的理学大儒,也是南宋居乡士人的典型代表。他行道乡邑,积极参与地方事务,努力构建理学框架下的基层秩序。以朱熹为中心,其亲友弟子中逐渐形成了一个规模较大的居乡士人群体,在乡闾建设中发挥着重要的社会作用。对地方政府而言,他们是稳定地方、和谐乡里的优佳辅翼者;对基层民众而言,他们是下情上达、济贫恤困的有力护翼者。作为持道秉义、代表时代发展趋势的"第三种力量",他们不断扩大着自身对基层社会的影响力度,在乡闾间进行潜移默化的改造,将理学家的社会理想落到实处,不仅为理学在基层的深入拓宽了空间,同时也基本定型了居乡理学士人的行为模式和发展方向。     

清代宗族"保甲乡约化"的开端——雍正朝族正制出现过程新考

自宋代以后士大夫与国家主张以宗族、乡约、保甲治理基层社会,明代发生宗族乡约化,清代进一步出现宗族保甲乡约化,宗族因受保甲、乡约的影响更加组织化.清雍正四年(1726年)出现的族正制正是这种宗族保甲乡约化的重要标志.本文通过解析新发现的福建、浙江总督觉罗满保的两篇奏折以及朱批等资料,探讨了族正制出现的过程,并确定了族正具有宗族保甲乡约化的属性,进而阐发了对于明清宗族特点以及宋代以后基层社会体系发展历史趋势的看法.     

从蓝田乡约到呈贡乡约

本文对北宋时的蓝田乡约和明朝的<南赣乡约>、<乡甲约>以及20世纪40年代的呈贡乡约作了全面的考察,对乡约的流变及其社会历史背景以及中国传统社会绅士与农民、绅权与皇权的关系作了深入系统的论述,指出从人民自动结合的机构到官定的基层地方组织,再到地方权力结构里面的执役,乡约性质的改变带来了地位的贬值,传统的地方自治权力已为政府权力所压服.     

礼制史上的鹊巢鸠居——乡礼的礼义及其历史演变

周代乡礼的礼义,经由分析《仪礼·乡饮酒礼》所载仪节设置,可抽绎为三个层面:宾主之间,礼让致敬;长幼之间,尊长身教;全乡官民,和乐凝聚。由乡长亲自主持的乡饮酒礼,是西周春秋以来乡治精神的高度凝结,是乡里官民会聚的公共空间。乡礼的礼义能否充分体现,取决于乡治的运作是否良善,其中起关键性作用的执牛耳人物,就是乡大夫和乡老。乡治,乃是相对于自上而下的天子、诸侯分封制的另外一条路径,是一种由下而上的社会自发组织模式。学界长期以来对此认识不清,段玉裁亦误释乡礼本义。西汉成帝以来逐渐重建乡饮酒礼,至《大唐开元礼》形成了新的体系,即分列为皇帝养老、刺史乡饮酒和县令正齿位三项仪式近似的礼典。这一历史演变,乃是秦汉以来地方社会组织模式发生根本性变动的结果,而乡礼的礼义内核则在东汉至西晋渐为养老尚齿所寄居,至隋唐以后再一次被乡贡尊贤所占据。乡饮酒礼就像鹊巢之被鸠居,礼制史上的这一演变可称之为“礼仪的鸠占化”。明清以降,尊长、尚齿的礼义与中央集权进一步共振,乡礼再度变质。     

乡约：儒学的乡村社会建构途径

在传统儒学的“身—家—国—天下”链条中，社会维度总体而言是十分薄弱的，但这并不是说儒学完全没有建构社会的实践和简要的理论归纳。乡约就是帝制时代后期儒学建构乡村社会的途径所在，不能把乡约仅仅视作一种乡村道德教化。事实上，乡约这种乡村社会道德教化形式，也是儒学通过契约实现乡村社会建构的一种理论和实践。当然，这种通过契约建构乡村社会的儒学理论未能得到进一步的提升和扩展，未能成为建构国家正当性的基础理论。但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对乡约的分析，推动其现代转型，使之成为儒学建构现代乡村社会生活世界之正当性基础的儒学理论。     

宁夏县乡财政最低支出保障机制及县乡财力差异调控研究

县乡财政是县乡政府履行职能的物质基础,是基层政权建设和社会稳定的重要保障。本研究在大量实地调研的基础上,重点对宁夏县乡财政最低支出保障机制建立的体制和政策保障进行分析,并对县乡之间财力差异状况作了研究,理性剖析了宁夏县乡财政存在的主要困难及原因,据此提出了建立宁夏县乡财政最低支出保障机制和实行县乡财力差异调控的思路。     

越南古代和现代乡约在法治建设中的作用

在调整村庄及小村庄的社会关系方面 ,乡约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社会规则。越南的古代乡约既包括存在于 15世纪与 2 0世纪上半叶之间以文言文或俗语形式记录的规则或协定 ,也包括在村庄世代口口相传的口头规则或习惯。现代乡约在村庄的存在是于Polibureau第十号决议颁行后得到恢复的。就其本质而言 ,古代乡约被认为是调整越南古代村庄的“现存习惯的汇总” ,它们涵盖了古代村庄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现代乡约还担负着实现地方自治的角色 ,其正当性缘于全体村民的民主制定。尽管在乡约和法律之间存在着某些差异 ,乡约对传统村庄中社会关系的调整却证明法律在村庄中的有效存在。所以 ,在法治建设中 ,法律应当缩减对乡村事务的直接管理范围 ,而村庄协定也必须确保自治和村民的共同意志     

试论宋代的乡村建制

对于宋代的乡村建制,学界多认同乡在宋代已从县之下的一级组织演化为单纯的地域概念,乡政与乡级行政组织也是在这一时期完成了从有到无的转变,被都、保体系所取代。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两宋时代,乡与乡政一直存在,都、保体系的建立与变动也未实现对乡村社会的组织重构,自然村落仍是实际上的最基本的组织单位。认清这一点,对于把握两宋乡村社会至为重要。     

加强年鉴编辑工作服务全县经济建设

中卫县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西南部,县域总面积4671平方公里,辖7镇10乡、149个行政村、21个居民委员会,全县总人口34万。中卫物产丰富,人杰地灵,文化底蕴丰厚,素有文化县之称,被誉为“塞上江南”。改革开放以来,全县人民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断解放思想,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团结奋斗,艰苦创业,经济建设和各项社会事业实现了跨越式发展。2001年全县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55000万元;其中第     

“有限主导—合作共治”:未来农村社会治理模式的构想

乡政村治的“乡政”与“村治”是组织性质不同,但又共存于国家—社会范式下的制度与模式.面对转型时期中国农村社会的各种矛盾冲突,该模式的缺陷逐渐暴露出来,包括“乡政”与“村治”无法有效衔接;村民自治组织行政化现象严重;农村社会的基层财政吃紧,无法进行有效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供给.农村社会治理模式亟待创新.未来农村社会治理可采用“有限主导—合作共治”的模式.     

让科技进入千家万户——江山市和睦乡科技达标活动调查

和睦乡有9个行政村,10787人,地处江山市中部腹地,拥有肥沃的良田和广褒的黄土丘陵。农业以种养业为主,工业则以建材为多,是个传统农业与工业相结合的乡。1989年下半年以来,这个乡在工业和农业中的粮食、棉花、食用菌、畜禽、水果、蚕桑等7个系列开展科技达标活动,促使科学技术走进千家万户,同工农业生产直接结合,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去年,该乡在工业市场疲软,农业旱灾严重的情况下,工农业总产值仍然比上年增长     

现代还乡母题小说的故乡想象

现代还乡母题小说的故乡想象密切联系着我们这个后现代化国家文化转型的选择性焦虑,隐含着现代知识分子的"现代性寓意".激进的"现代化"立场和保守的"反现代化"立场,都在故乡想象中找到了他们各擅其长的书写空间.在现代还乡母题小说的故乡想象中,"故乡"是生命出发之"乡",也是与都市相对的乡村之"乡",与异域文化相对之本土文化之"乡",与道德沦丧、人性衰退、精神荒芜相对之道德人伦醇美、人性自然、精神健康之"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