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经典”研究与文化诗学走向

“红色经典”是近年来出现的重要文化现象和学术研究热点。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重写文学史”“再解读”“文化研究”解构了“红色经典”背后的革命历史,消解了“红色经典”的意义。这种研究思路和方法值得研究,因为“红色经典”背后的革命历史是真实的,“红色经典”无论是对于生命个体还是对于新时代社会主义建设都是有意义的。这就需要对“红色经典”进行文化诗学研究。文化诗学作为一种文本批评阐释的原则和方法,与“红色经典”研究是契合的,也是为“红色经典”研究所需要的。只有通过文化诗学研究,才能使“红色经典”融入我们的生活世界中,参与到我们生活世界意义的建构中。     

经典的形成与解构

“作家作品的经典化”已成为当下中国文坛的一个热门话题。有文学评论家批评“当代文学经典化滞后”,有作协官员“希望中国文学在新时代产生更多的经典化作品”,还有出版社推出一系列“当代文学经典”。对此,笔者不禁感到有些错愕,因为在笔者的印象中,所谓“经典”,怎么也是“过去时”的东西,即使不一定要历经数百年上千年,至少也应该“隔代”吧？哪有当代“作家作品经典化”的？还未“盖棺”就想“论定”,是不是也太操之过急了？     

“红色经典”:在“现代性”叙事中理解和阐释

“红色经典”既是一种约定俗成的话语指称,更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进程中一种文学经典化的历史遗产。将“红色经典”进行经典化理解是为了寻求“经典”本身的当代性意义。本文的目的并不是要执意证明“红色经典”其经典性意义的高与低乃至是与否,而是将其归回到20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语境中进行考量和审度。在这样的阐述视野中一方面求证“红色经典”本质上是20世纪中国现代性叙事进程中一种特定的审美表述形态,从而确认其价值性存在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另一方面又论析“红色经典”作为“一种”文学的经典性存在,其经典价值的艺术缺憾和当代意义的局限也是显而易见的。     

论道教的经典与义理

对道教经典及其义理的讨论,可以从“一”与“多”、“常”与“变”诸范畴进行。无论是经典、义理或是它们之间的关系,其“一”或“多”、“常”或“变”各有丰富内容,但其间的关系又不是绝对的。从文化现象看,经典实为一元的象征物,义理则可说是象征物所蕴含的多元性和可能性。研究道教经典及其义理的系统学问,应当继承和发扬“实事求是”的精神。     

论孟子的经典之学

孟子的确“长于《诗》、《书》”,但赵岐“通五经”之说并不确切。在孟子眼中,经典文本乃是王道实录与仁政典范。如果说苟子从经典中读出了“隆礼”一词,孟子则从经典文本中读出了“王道”二字。孟子评述经典的著名命题和对《诗》、《书》的称引均能鲜明体现这一点。而孟子所提出的“以意逆志”和“知人论世”等经典诠释方法与其诠释实践完全一致,是其以自己的思想系统契入经典世界时的理论自觉。     

"大众化"与"经典化"--"红色经典"论之五

“红色经典”既是一种约定俗成的话语指称,更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进程中一种文学经典化的历史遗产。在确认这种经典化文学遗产价值存在的合理性过程中,一个关键性的话语概念就是“大众化文体”。本文先将“大众化”作为一种“现代性”思想文化现象进行检视,继而从“大众化文体”与革命意识形态、“大众化文体”的“一体两面”的审美言说方式这两个论述层面,解析了“大众化文体”在“红色经典”中的审美构成功能和创作思维机制,并阐释了“红色经典”是如何通过“大众化文体”解读世界、建构意义。     

新作与经典

如今,“经典”一词已被广泛使用。尤其是在文学艺术以及体育的新闻评论和广告宣传方面,“经典”出现得更为频繁。与通常使用的“优秀作品”、“佳作”、“精品”相比较,“经典”虽为最     

走向"经典"的大众文本

随着金庸及其武侠小说在中国内地理论界被高度推崇,大众文本的“经典化”问题日渐突出。一些大众文本成为“经典”,一方面是接受者、学者以及多元化语境共同“协商”的结果,另一方面是因为经典已经成了收藏一切文本发明的仓库和反映人类各种智慧的模式所导致的结果;同时,雅俗共赏的文本特质也是其进入经典的通行证。但中国目前对某些大众文本的“经典”化,是在将其“拔高”为精英文本的前提下而进行的,是一种不完全意义上的“经典”化。     

论文学经典化中的文化权力转移与文明新识

文学经典的生成、演变与流传,与近现代社会制度、文化权利转移和审美体制形成有密切关系,具体呈现为“经典化”“去/反经典化”“再经典化”的相关机制与过程。秉承知识社会学立场的文化研究、跨文化研究以及文化人类学、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等理论流派,以“上-下对冲”的文化权力斗争方式,破坏了现代主义构建的文化“板结”,“冲决”了知识领域的“割据”与思想领域的“等级”,并将传统经典生成的“潜规则”公诸于众——貌似严肃庄重和苦大仇深的历代经典其实是一种历史的“合谋”。不断涌现的文学经典的时代重构,蕴藏着文化权力的斗争与文学场域的博弈,也带来了思想视域的拓展与文明新识的构建。“二战”后兴起且至今盛行的女性批评,带来了性别政治的两性发现与两性平衡的文明更新,文学经典的历史浮沉与权力转移浸透着思想的能量和文明的忧思。     

“五四”新文学经典构成

从今天或将来的视点看,“五四”文学经典构成是中国新文学发展的最关键性的内容。“五四”文学经典构成包括原创和经典化两个阶段。其原创是由新文学派、复古派和学衡派共同参与的,其经典化则由多种因素参与,而文本品性又是“五四”文学经典构成的基本因素。     

"历史的现场"有余、"文学的现场"不足——对"红色经典"研究现状的一种考察

目前“红色经典”研究仍存在很多不足，主要表现在：研究仍在惯性思维的影响下，过度专注于在“历史现场”中研究“红色经典”，而对回到“文学现场”来研究“红色经典”重视不够。客观理性的研究应该将“红色经典”置身于由“历史现场”和“文学现场”所共同营造的语境网络中进行考察，只有这样，才能既不抹杀一定历史时期政治对文学的规范和挤压，又将目光投向“红色经典”文本内部，以揭示其本质属性即文学性之所在。     

经典性阅读:中国现当代文学“典律构建”的基石

作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典律构建”基石的经典性阅读,既指阅读要选择好经典性著作,也指要用“经典解码”的方法认真开展阅读活动.当今文学作品经典性累积过程中的“选辑”、“论述”和“改编”环节的大众参与性越来越明显.文学经典具有“历史逻辑修正中的丰富解读性”,这种“历史逻辑修正”首先是由生活于不同“历史时空”的中国人/华人提供的.文学经典的创造性阅读,需要运用多种方法进行经典解码:一是综合运用传统解码方法;二是重视文学本体的解码;三是关注文化多元背景下的经典解读.     

审美经典 经典审美——从《论经典》看哈罗德·布鲁姆的经典观

哈罗得·布鲁姆的《西方正典》就是一部审美经典,《论经典》作为本书的第一篇所表达的核心就是审美的文学观以及在此基础上建构的经典观。本文试图从“审美自主性”“审美批评”“经典的特性”这三个角度解读作者经典的审美观。     

反思与重释:“红色经典”论

“红色经典”既是一种约定俗成的话语类型指称,更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进程中一种文学经典化的历史路标。对“红色经典”不能因为过去和现在对其“政治意识形态化”的简单化定性而放弃应有的学理评判。本文从“现代性”文化传统的审美延续、历史化叙事的运行逻辑、文学经典性的特定范型、以“革命”为主导话语的美学法则、大众化的文体形式等方面阐释了“红色经典”的生成机制和创作形态。本文的目的并不是要执意确认其经典性意义的高与低,而是为了论证作为一种特定的文学经典形态的“红色经典”,其价值存在的必然性和合理性。     

关于"经典文化"的思考

在“经典文化”遭到严重戏说、篡改和贬损的今天,我们要明确倡导尊重经典、弘扬经典、保卫经典,这是关系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促进“三个文明”建设的重要一环。     

种“德”者必养其“心”——论王阳明经典诠释思想的价值维度

“经典”是民族精神文化流淌的坚实“河床”,对建构我们的精神世界具有强烈的典范意义.王阳明虽不完全以说经、解经方式展开自己的思想,其思想体系深处却仍然离不开对经典的理解与诠释.阳明以“良知”规定了经典诠释的价值和道德向度,并强调学者要“立志用功”、“种德养心”,时时“栽培灌溉”和“修剪繁枝”以扩充良知,造就完美的人格.这种生命成长的隐喻,使存载“圣人之学”的儒家经典充满了时代精神的活力.     

《孟子》诠释与中国经典诠释特质

《孟子》诠释证实了中国经典诠释以“回归原意”与“意义创新”的统一为最终归宿,弥合了西方诠释理论中“求原意”与“求创新”的诠释张力;体现出了经典诠释的历史性特征;反映了中国的经典诠释承载着中国哲学体系的创建。     

语境变易与经典阐释的“理据重构”

经典文献是在语境中被理解与阐释的。语境可分为文本语境和超文本语境两大类别,对于古代经典文献而言,超文本语境主要是文化语境。文化语境对文本语境具有“投射作用”,不同层次文化语境的变易,都可能导致阐释者自觉或不自觉地对经典文献进行“理据重构”。另一方面,汉语语词的多义性和文句关联的可塑性特征,也为文本语境的重新分析提供了可能,从而从言语训诂的角度为经典阐释的“理据重构”提供了学理支撑。“理据重构”是经典阐释的重要内在机制,也是经典阐释能够不断因应时代发展,彰显经典文献时代价值的根本原因。     

孔子经典诠释学思想发微

孔子不仅开创了儒家的“经典诠释”实践,而且开创了儒家的“经典诠释学”理论。它不仅不同于西方诠释学,也不同于中国“汉学”与“宋学”的诠释学。它不仅回答了被诠释文本的新的意义怎样在诠释中生成的问题,还回答了诠释者的新的主体性怎样在诠释中生成的问题,即阐明了经典诠释怎样生成道德主体和知识主体。因此,通过揭示“存在者变易”,即作为存在者的主客双方都会在诠释中发生改变的事实,孔子的经典诠释学思想具有“前存在者”的存在论意义。     

从“注经”到“论文”——刘勰的儒家典籍文学经典化策略

“经典”在《文心雕龙》中的地位和作用极为重要,尽管此前儒家典籍已经经典化,但是刘勰的贡献在于进一步将之“文学经典化”。《文心雕龙》的儒家典籍文学经典化策略主要有分为两个步骤:一是将儒家经典文学化,对之进行文学分析和解读;二是将儒家典籍文学经典化,用来讨论更为广泛更为根本的文学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