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信息公开促进服务型政府建设的作用机制与边界条件

数字时代,政府信息公开对于降低民众不确定性担忧、建设服务型政府至关重要。已有研究大多将政府信息公开概括为一个整体,鲜有研究探讨不同方式的政府信息公开（主动公开和依申请公开）对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差异化影响。采用调查实验方法,通过4个实验,实证检验两种政府信息公开方式对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影响机制,结果显示：第一,相比于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主动公开更有利于提升民众的服务型政府建设感知。第二,民众信任感在两种政府信息公开方式对服务型政府建设感知的影响中发挥了中介作用。第三,政府数字化是两种政府信息公开方式发挥积极作用的边界条件。当民众对政府数字化水平感知较低时,政府信息主动公开更有助于提升民众信任感;当民众对政府数字化水平感知较高时,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更有助于提升民众信任感。第四,相对于依申请公开,感知利益对政府信息主动公开与民众信任感之间关系的正向调节作用更强。政府管理者应积极扩大信息主动公开的范围和深度,切实为民众提供具有更高价值的政府信息,加快政府数字化进程。     

政府信息公开中的“国家秘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中的“国家秘密”之解释

涉及国家秘密的政府信息属于绝对不公开范围.国家秘密由内容、程序和时空三个要件构成,若政府信息符合此三要件的,应当运用“事后加密权”将其认定为国家秘密,不得公开.与国家秘密相关的“工作秘密”、“内部公开”与“内部资料”,在政府信息公开过程中应当从严解释,不得以此收缩政府信息公开的范围.     

北大教授申请公开首都机场高速收费

今年5月1日,《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正式施行。依据《条例》,政府信息公开方式有两种:政府主动公开和依申请公开。其中,依公民申请公开是指市民可以申请要求公开没有在网上或其他途径主动公开的信息。     

美国信息公开推定原则及方法启示

政府信息公开是建设透明政府的必然要求,但是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实践离不开实践中的方法论.虽然在规范上可以通过对政府信息进行分类、对免除公开信息进行规定等方式来划定信息公开的范围,但是必定会存在诸多裁量性政府信息,即没有明确具体的公开要件的信息.而对于这些信息如何公开,则须方法论上的支撑.美国奥巴马政府重新启用的公开推定原则,是与公开政府理念相一致的重要方法,其将举证责任负担置于政府机关,而推定政府机关在无法充分举证,证明信息属于免除公开情形时,将政府信息一律予以公开.之前采取的"合理说明"、"实质性基础"等都是形式上符合公开政府的理念,但是在方法论上实际上与政府信息公开制度是相悖的.美国公开推定方法的原理及实践,对于完善中国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方法论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论政府信息公开制度下的个人隐私之保护

2019年修订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15条规定涉及个人隐私的政府信息公开会对第三方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行政机关不得公开,但第三方同意公开,或行政机关进行利益衡量后认为需要公开的,可以公开。然而,从实施现状看,该制度存在不确定的个人隐私概念导致对类似信息的定性不同、行政机关在涉及个人隐私的政府信息公开中怠于行使裁量权、征求权利人同意的程序不明确等问题。结合司法实践中法院认定个人隐私的方法及该规定在适用中存在的问题,完善政府信息公开中个人隐私保护制度应当明确个人隐私的判断方法,规范政府信息公开案件中行政机关的裁量行为,法院在判决时也应当选择有利于解决行政争议的判决类型。     

政府透明度:概念界定与保障机制

法治政府要求公开公正,要求政府高度透明,政府信息公开、透明政府及政府透明度等概念有助于认识和把握相关问题。与现代社会发展相伴的政府治理、市场主体决策和人际关系等问题,都需要借助政府信息来加以解决,但政府信息公开仅是单向度的信息释放,还需要社会、公民参与政府决策,以促进政府与社会良性互动;需要通过第三方来对透明政府建设状况进行评价。有必要建立和完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公民参与政府决策制度及将第三方评价制度化等法律保障机制,以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和提升政府透明度。     

博弈与共赢:《信息公开条例》三大主体互动分析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本身对政府、传媒和公众的相关权利和义务的规定是三方博弈的结果.政府、传媒和公众三方处在一个博弈场内,三方有矛盾也有合作.一方面,三方以"政府信息"为核心形成内部互动,政府公开政府信息,传媒传播政府信息,而公众对政府信息有知情权.同时,政府、传媒和公众同样进行着外部互动,传媒监督政府,政府对媒体进行相应的管理,而政府和传媒都要对公众负责,公众通过传媒接受政府信息和公共信息,通过媒体参政议政,实施舆论监督.     

论我国城市供水污染事件法律应对的不足与完善——以“兰州供水苯超标事件”为例

兰州供水苯超标事件反映了我国在供水污染事件法律应对上存在信息公开制度不健全、政府环境责任不明确、公众司法救济途径不畅和第三方水质检测机制缺失等问题。为此,应当明确信息公开的时间、主体和范围,加大对发布不实信息供水单位的处罚力度。同时,加快转变"重政府经济责任,轻政府环境责任"的状况,加大对环境监管者的监督力度。此外,应当允许公民个人提起公益诉讼,并引入第三方水质检测机制,确保检测数据的客观公正。     

我国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条件的缺陷与完善

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条件是指公民在申请政府信息公开的过程中,申请人申请政府信息公开所必须要满足的各项要求,其对保障民众知情权、抑制腐败及建设服务型政府有着重要意义。目前,我国信息公开申请条件存在着申请原则的缺失、申请条件规定的不统一及对信息的过度收集等问题,这加大了申请的复杂程度,影响了公民行使知情权的热情。因此,应当完善立法对申请条件的规定,强化服务型政府理念,放宽申请条件,通过最高院指导性案例和民众行使知情权的推动,完善我国信息公开的申请条件。     

政府信用信息的公开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盲点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9条-第13条对政府信息应当公开的范围做出了规定,其中没有明确涉及与政府自身履职情况相关的政府信用信息.政府信用信息是对行政机关履行职责过程中出现的失信行为所做的记录.政府信用信息的公开,与涉及国家的法律、法规、政策以及行政机关机构设置、职能、办事程序等情况的一般政府信息的公开相比,具有特殊性.随着政府信用法治化进程的推进,各地政府陆续制定规范性文件对政府信用进行规范.其中,有关政府信用信息公开的规定,应当以<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为依据.     

行政公开概念辨析

行政公开与行政公开制度、行政公开原则是三个不同层次的概念.广义的政务公开包含了行政公开,而行政公开又包含了行政信息公开.行政公开的义务主体既应包括国家行政机关,也应包括法律、规章授权的行使行政职权的组织;其内容既包括行政信息的公开,也包括行政活动过程的公开;免除公开的信息是指国家法律规定保密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其公开的方式是主动公开和依申请公开;当行政主体不履行依法公开的义务时,关系人可以对其申请行政复议或起诉.     

国有企业信息公开诉讼的制度困境与优化逻辑

国有企业信息公开问题进入行政诉讼,缘于国有企业的公共色彩和《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附则规定,是一种特殊的信息公开诉讼类型。基于国有企业的复杂性质和监管机制,国有企业信息公开诉讼面临着被告认定无序性、义务主体复合性、信息内容复杂性等难题。作为应对,一是要通过打破行政主体理论的藩篱,明晰被告主体资格的判定方法。二是以确立国有企业作为被告的中心地位、建立“平行选择”制度、引入“第三人”制度为着眼点,厘清国有企业与国资委在诉讼过程中的竞合关系。三是细化国有企业信息公开的判定标准,包括确立信息产生的主体、明晰信息产生的过程、鉴别信息内容的性质、分割复合性信息等四个方面。     

布什政府信息公开政策的变化、影响及其启示

2001年以来,布什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相关的政府信息公开政策,具有明显的变化特征.布什政府信息公开政策的执行,导致了机密信息增加、公开信息减少、信息公开申请延误、行政机关缺乏回应;布什政府信息公开政策在增强国家信息安全保护的同时,限制了政府信息的公开和取用,对公民权利、民主参与、政府威信、科技和教育、政府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等造成了较大的影响.布什政府信息政策的变化与影响带给我们许多有益的启示.     

深化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制度改革研究

信息公开不仅涉及公民知情权的合法保护,也是政府权力正确运行的重要保证。而我国目前,由于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建设起步较晚,其在信息公开理念、法律位阶、执法监督、利益驱动等方面还存在诸多问题。因此,健全政府信息公开法律体系、完善政府信息公开相关配套制度、建构政府信息公开网络平台体系,势必成为今后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制度改革的重中之重。     

环境风险中政府信息公开与民众参与的博弈研究

通过政府和民众之间的博弈分析,研究政府公开三种不同类型环境风险信息的动机,在此基础上分析民众参与对政府公开环境风险信息的促进作用。研究表明,在民众参与缺失情形下,政府公开第I类环境风险信息;为避免承担信息公开成本,政府隐藏第II类环境风险信息;引入民众参与不能促进政府公开第I类环境风险信息,仅在确信民众参与必然发生时,政府才有可能公开第III类环境风险信息;对于第II类风险,仅当政府确信民众参与必然发生,同时民众确信其参与后政府必然采取风险应对措施时,政府才会公开环境风险信息,民众能够参与政府风险决策。     

政府信用信息的公开——《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盲点”？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9条-第13条对政府信息应当公开的范围做出了规定。其中没有明确涉及与政府自身履职情况相关的政府信用信息。政府信用信息是对行政机关履行职责过程中出现的失信行为所做的记录。政府信用信息的公开,与涉及国家的法律、法规、政策以及行政机关机构设置、职能、办事程序等情况的一般政府信息的公开相比,具有特殊性。随着政府信用法治化进程的推进,各地政府陆续制定规范性文件对政府信用进行规范。其中,有关政府信用信息公开的规定,应当以《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为依据。     

我国诚信政府建设研究——以政府信息公开为视角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构筑全方位的诚信体系是市场经济稳固发展的前提和基石,而政府诚信在整个诚信体系建设中处于主导地位。构筑诚信政府需要从观念、制度、环境等全方位加以完善,其中政府信息公开是重要的突破口。我国政府信息公开法制化历程较短,在理论上还存在着诸如立法位阶低、内容不完善等问题,在实践中还存在政府公开意识不到位、组织机构和工作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完善信息公开、建设诚信政府应从三个层次加以突破,观念层面上应提高政府的责任意识和公民的权利意识,理论层面上应完善信息公开的法律制度,实践层面上应改善政府信息公开条件并健全监督机制。     

政府环境信息公开能否促进环境治理?——基于120个城市的实证研究

尽管中国政府环境信息公开已有多年政策探索，但其对环境治理产生的实际效应仍有待实证考察。借助第三方机构发布的政府环境信息透明度数据，对120个重点城市进行实证研究，以检验政府环境信息公开对环境治理的影响。研究发现，政府环境信息公开在总体上显示出对环境治理的正向净效应；不过，治理效果在不同污染物间存在差别，提高环境信息透明度能够显著控制PM2.5浓度与工业废水排放，但对固体废物治理的作用尚不显著。分析指出，政府环境信息公开的倒逼效应已占主导，但固废污染的信息公开和治理力度有待加强，与政府环境信息公开相互配合的环境治理综合施策机制也需要进一步完善。     

论公民知情权与政府信息公开度

随着越来越多的突发性事件的发生,知情权的概念越来越多地走进人们的生活,保障公民知情权的呼声日益高涨。作为一项普遍认同的基本民主权利,知情权的充分实现需要政府信息公开的配合,而政府信息公开不是无限的,存在一个“度”的问题,公民知情权的范围也会存在一定限制。文章在介绍公民知情权和政府信息公开的基础上,分析了政府信息公开度和公民知情权限度的原因,并提出把握政府信息公开度问题的对策和建议。     

党政联合发文信息公开制度的完善研究

信息公开是对公民知情权的尊重和保护,也是构建权力制约监督机制的先导性环节。党政联合文件是由党政两机关在职责交叉领域共同制定的规范性文件,逐渐成为社会治理的依据。其虽具有党政双重属性,但也必须纳入信息公开的范围。但司法实践中,对党政联合文件申请信息公开却遭遇窘境,以单一的形式标准裁定不予公开并不能解决社会矛盾,达到定纷止争的效果。因此要实现裁判标准从单一形式主义向实质兼顾形式主义的转变,应对“政府信息”适当作合理的扩大解释,党政联合文件中所包含的党务信息不应局限在主动公开的方式,而应加快完善公开的方式以及配套的权利救济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