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分权、经济增长和波动

现有的文献假定我国的财政分权改革能够像其他国家那样对经济增长起到促进作用,但与现有的经验证据是矛盾的。并且,现有的研究也没有准确揭示财政分权的多种效果以及作用机制。本文利用1986￣2004年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对财政分权和经济增长、经济波动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检验。发现从整个时间跨度来说,财政分权确实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增长,但在不同时间区域内其影响有所差异,在1994年前它对经济增长并无促进作用,而1994年后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十分显著。同时,我们发现财政分权是导致经济波动的重要原因。在分权的体制下,固定资产投资和外商直接投资也表现出类似的增长效应和波动效应,特别是固定资产投资加剧了地区差距。针对这些证据的一个共同解释就是,目前我国的财政分权其实是一种不完整和不规范的分权,如果要在保持分权的增长效应的同时,弱化其波动效应,实现我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那么最关键的就是实行公共财政体制,并在这一新体制下实现合理分权。     

制度供给失衡和中国财政分权的后果

近年来,以财政分权为特征的财政分权制频频出现在转型经济理论的讨论中。但是,财政分权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解释中国过去二十年的高速经济增长,至今还是一个未知数。可以肯定的是,中国过去二十年的高速经济增长是许多因素共用作用的结果,财政分权如果有作用,也仅仅是原因之一。同时,学者们忽视的一个因素是,中国的财政分权是在一个制度供给失衡的环境中进行的,其结果未必是好的。这个失衡表现在三个方面,即财政分权没有法律保障、财政分权和行政垂直集权矛盾以及分权制度安排本身不规范。本文将深入讨论制度供给失衡和中国财政分权的共同作用对…     

财政分权的五个假设

假如没有对宪法体制的尊重，没有对地方经济发展的必要关切，没有对财政分权程序的必要规定，没有对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科学预期，没有对市场经济的初步认识，那么，关于财政分权的讨论必将背离中国的国情，将会给今后经济发展带来更多不稳定的因素。     

山东梁锥：新农村建设的“豪华”模式

一、财政均衡制度产生之前，在分权型国家已存在政府间税收划分或转移支付 撇开人类历史上长期的封建皇权专制时代，最早的分权型政府可以追索到1707年的英国，即在英国工业革命后产生了世界上第一个君主立宪制国家之后的第6年，苏格兰加入了大不列颠联合王国，此后，1800年爱尔兰加入联合王国。虽然苏格兰和爱尔兰的加入均基于与英格兰政府签定的不平等条约，但从政治的角度，苏格兰和爱尔兰仍保持较高度的地方自治。因此，考察地方自治的历史，英国是最早的例子之一，其地方自治理念通过其殖民扩张，也植入到其英属殖民地，并先后产生了以分权为特征的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印度等英属殖民地类型的联邦制国家。此外，英国虽然具有地方自治的政治传统，但却是传统上收入高度集中的国家，自治的地区政府无专门的税收，而是从中央政府获得财政补助。因此，英国的政府间财政补助或转移支付可以追索到1707年苏格兰加入联合王国时英国中央政府与苏格兰政府的财政安排。如果以是否存在现代意义的分权体制作为开始，英国应是世界上最早产生财政转移支付的国家。当时英国的财政转移支付经济更多地出于政治和统一的考虑。     

中国经济分权化趋势对对外关系的影响

中国经济分权化趋势对对外关系的影响［韩］李东律一．经济分权化与地方主义的出现虽然中国在１９７８年以前也曾两度（１９５７年和１９６９年）实施权力下放，不过下放的领域只涉及经济管理，并不涉及经济计划和资源分配。地方政府在制定计划、物资供应、投资分配、财政...     

从社会保障支出分权新视角研究经济增长

要实现社会保障制度的良性运行,社会保障支出必不可少,社会保障在社会和人们的生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并对经济增长有着直接的影响。本文从社会保障支出分权新视角,对经济增长进行研究,分析社会保障支出、财政分权的经济效应,分析社会保障支出分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中国式财政分权与地方经济增长目标管理——来自省、市政府工作报告的经验证据

本文将实际经济增长分解为政府直接调控的"经济增长目标"和主要受市场因素影响但同时也受到政府间接干预的"计划外增长"两项,通过多层级政府框架的一般均衡模型模拟分析发现,财政分权在实际经济增长、经济增长目标和计划外增长方面的效应并不同步,而且还呈现地区差异性。在此基础上,系统搜集中国省、市两级政府2000~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里的GDP计划增长目标并进行系统GMM估计。实证结果表明:整体而言,财政分权对省、市实际经济增长的影响皆显著为正,但对其两个分解指标存在非对称性影响:从全国范围来看,财政分权对实际经济增长的正向影响主要体现为对经济增长目标的拉动作用,而对计划外增长影响较弱且不甚显著;分地区回归发现,东部地区财政分权对实际经济增长的正向影响更多地体现为对计划外经济增长的驱动,而西部地区则主要是通过影响由政府直接调控的经济增长目标来实现的。机制分析显示,财政分权通过不同程度地推动基建投资、房地产投资以及工业化进程,促进了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进而推动实际经济增长。     

布鲁斯模式的理论基础与特征

所谓布鲁斯模式,是指波兰著名经济学家符·布鲁斯提出的含有受控制的市场机制的计划经济模式,简称为分权模式。其主要内容是:三层经济决策即宏观经济决策、企业经济决策和家庭经济决策分别由国家、企业和家庭独立作出。它一方面通过国家计划管理保持经济运行的计划性,另一方面通过企业和家庭的独立决策引入市场机制的作     

财政分权、地方政府竞争与FDI的增长效应

中国的财政分权体制与西方联邦国家的不同,财政分权导致中国各个地方政府围绕经济指标为追求政绩而进行锦标赛式的竞争。财政分权程度越大,地方政府竞争辖区外流动性要素的程度就越大。以对FDI的竞争为例,由于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东部地区地方政府是一种全方位的深层次竞争,中西部地区仅在税收优惠和增加财政支出方面具有明显效果。进一步的实证结果表明,财政分权导致的地方政府对FDI的激烈竞争,在东中部地区不利于FDI发挥增长效应,在西部地区则得出相反的结果。本文认为应及时改革现行的财政分权制度和对地方政府的考核激励机制,才能更好地发挥FDI的增长效应。     

一把手分权后的权力制衡及监督机制探析

<正>一把手分权的思想基础是分权制衡,这是西方国家政治体制普遍运用的重要法理。分权思想最早源于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他认为"法治优于人治",主张将政府权力分解为讨论、执行、司法三个要素,而权力活动又应依法行使。一把手分权并非新规,我国从乡、县、省到国家部委层面都开展了一把手不直接分管人、财、物的试点,通常由纪委牵头,将"一把手不直接分管"与"末位表态制度"相结合,形成"副职分管、正职监管、集体领导、民主决策"的权力运行机制。     

垂直财政不平衡的形成机制与激励效应

文章基于中国财政分权体制垂直不平衡这一重要事实,利用地方层级政府数据和GMM方法实证研究了中国财政分权体制垂直不平衡的形成机制,及其对地方政府平台举债行为的激励效应。结论表明,中国财政分权体制垂直不平衡固然有1994年体制选择的原因,但除此之外,预算软约束也是垂直财政不平衡不断加深的重要机制,并且这一机制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和积极财政政策实施期间作用更强。尽管晋升竞争机制也一直被认为会加深财政体制的垂直不平衡,但本文实证结果并没有显示这一机制在发挥作用。在预算法的约束下,财政体制垂直不平衡对地方政府在预算法框架外的举债融资行为产生了显著影响,但这种影响在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地区差异显著,在经济欠发达地区,财政体制垂直不平衡对地方政府的举债行为产生了显著激励效应。     

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分权与经济增长

克服社会保障多部门管理、统计口径调整的局限,从社会保障支出分权的新视角研究经济增长,运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和我国1997-2011年省级面板数据,对社会保障支出及分权、财政分权等的经济效应进行了DriscollKraay标准误回归与计量检验;证实了以上变量有效地促进经济增长。并提出合理界定政府间社保支出责任、权衡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等政策建议。     

误区与超越──国企改革难点与对策(之七)

二、解决国企改革难点的宏观战略与微观操作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都有国企。七十年代以来，各国国企相继出现了普遍性亏损，最终导致政府财政状况的恶化。与此同时，各国经济技术条件的变化，又对国企提出了调整存量结构的要求。从七十年代至今，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国企改革的浪潮。各国都在设法克服国企存在的产权关系不明晰、经营管理不善以及效率低下等弊端，为国企成功经营创造适宜的制度环境。都采取集权和分权相结合的方式，找到对国企合适的控制点和放权点。无论采取哪种方式，都全面加强对国企宏观管理。1．西方发达国家国企改革的启…     

“集权为主,分权为辅”——21世纪企业领导方式的新选择

本文通过对集权与分权两种领导方式的利弊和经济成本分析,提出为了实现有效的管理,21世纪企业领导方式必须实行"集权为主,分权为辅"的观点。     

地方政府行为与财政分权增长效应的地区性差异——基于经验分析的判断、假说及检验

分税制改革后,各个地区的地方政府都拥有更加强烈的激励扩大预算外收入,加大对地区经济的攫取。但由于东中西部地区在产业结构、所有制结构等经济结构上存在显著差异,地方政府行为在不同的地区也表现各异,并最终导致财政分权的增长效应呈现出地区性差异。本文通过构造反映财政分权、地方政府行为和地区经济结构的计量指标,运用1997￣2003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对我们的推断进行了实证检验。得出的主要的结论是:非农产业和非国有制经济越发达,地方政府"攫取之手"就越少。因此,在非农产业和非国有制经济相对发达的东部地区,当前的财政分权体制有利于地区经济增长,而在中西部地区则相反。本文认为加大对预算外收入的约束、改革转移支付体系和对地方政府官员的考核机制,将会逐步扭转财政分权对地区经济的不利影响。     

党内民主建设领导层先走一步

在长期执政的条件下,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权力在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中都有很大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力,权力如果没有制约就易于产生各种问题。 但是,政党组织毕竟不同于国家组织,不适宜按照分权制衡的原则实行分     

中国式分权与财政支出结构偏向:为增长而竞争的代价

经济分权同垂直的政治管理体制紧密结合是中国式分权的核心内涵,本文在此背景下讨论地方政府支出结构偏向的激励根源,并通过构造财政分权指标和政府竞争指标、利用1994￣2004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对我们的推断进行实证检验。本文主要结论是:中国的财政分权以及基于政绩考核下的政府竞争,造就了地方政府公共支出结构"重基本建设、轻人力资本投资和公共服务"的明显扭曲;并且,政府竞争会加剧财政分权对政府支出结构的扭曲,竞争对支出结构的最终影响则取决于分权程度,而1994年之后包括科教兴国、西部大开发在内的现行重大政策并没有缓解这种状况。这意味着,中国式分权在推动市场化和激发地方政府"为增长而竞争"的同时,与之伴随的成本可能正在上升。     

基于西方财政分叔理论探讨中国地方分级财政体制改革

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要特别强调发挥地方政府在协调地方社会经济发展中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通过借鉴西方国家财政分权理论中的合理成分,并结合我国目前实际情况,我国目前在财政体制上应采取适度分权的地方分级财政体制。     

央地关系:财政分权度量及作用机制再评估

经济分权是理解转型期中国的基本制度背景。对财政分权程度的描述及作用机制的考察有助于理解中国中央地方关系变动的逻辑。因此,科学合理地度量和使用分权指标是这些工作的基础和前提。然而现有文献对不同指标的使用具有随意性,认为彼此间可以相互替代。作者指出各个指标有其不同时段的适用性因此彼此不能混用。本文对各个指标作用逻辑的讨论不仅回应了一般性文献也使其政策建议更具针对性。对于目前普遍关心的地方政府"财权"与"事权"不对称问题,目前及下一步政策思路主要是增加转移支付或增加中央政府的"事权"比重。而通过复制近期代表性研究,本文发现只有"地方财政自主度"对经济增长及公共品供给均有一致的积极作用。这些发现清楚地揭示出下一步财政体制改革应侧重于财权层面,即从大规模的转移支付转向给予与地方政府支出相匹配的自有收入。     

居民应参与地方财政管理

我国的财政分权是一个不规范的分权,由此导致了现有的投资冲动。首先,在现有的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的财政收入主要来自流转税和预算外收入,而不是财产税类收入,这种税制结构必然导致地方不断通过自身投资和吸引企业投资来增加当地财政收入,而无需通过吸引居民来获取财产税类收入。其次,现有的财政分权体制没有在地方层面形成一个利益制衡关系,地方政府可以随意做出投资决策,无需考虑当地居民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