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上海居士佛教慈善的运作模式、特点与意义

民国上海居士佛教作为一种民间宗教慈善组织,它是构成民国上海城市慈善网络的重要一环.在近代社会转型的背景下,民国上海居士佛教慈善在其形式上已经突破了传统局限,并制定了较为细致的操作程序与财务监督机制,形成了自身的基本运作模式.就其特点而言,民国上海居士佛教慈善不仅体现了佛教信仰的内在需求,也呈现出近代中国佛教由内向外的社会联接冲动.就其意义而言,它不仅在社会学层面上表征了中国佛教的近代转型特征,也对当代的都市居士佛教慈善具有一定的启迪.     

宋代僧人对儒家反佛思想的认识与回应

宋代儒家学者在复兴儒学过程中对佛教的排斥,使佛教又一次面临着自传入以来最严峻的挑战。以释智圆、释契嵩、释宗杲、释志磐为代表的宋代僧人,站在中国传统学术思想的基础上,对儒家形形色色的反佛思潮给予了认识与回应。其措施主要有:一是通过著书立说,从"礼仪论"、"夷夏论"、"伦理观"、"文道论"、"性命论"等方面对儒家的反佛思想给予了批判;二是通过重新解读佛教经典,构建佛、儒层次结构理论,倡导佛、儒会通,接受儒家"孝"、"忠"观念,宣扬三教互补等。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儒家的斥佛,为宋代僧人"援儒入佛"和宋儒"援佛入儒"提供了门径,为佛教"儒学化"和"三教融合"做出了贡献。     

宋代居士的“三教融合”思想及其影响

宋时,出于自身发展的要求,儒、释、道三家之间的斗争开始缓和,相互的融合逐步加深。但是,儒家的入世与佛教的出世之间的矛盾,成为宋代众多排佛的士大夫抨击佛教的理由。以苏轼、张商英、黄庭坚、王安石、李纲、王日休等为代表的居士们纷纷提出"儒释无二、三教融合"论,对儒家和佛教之间矛盾进行调和,促进了儒释道三教的进一步融合,对后世的"三教融合"说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国居士佛教略论

佛教居士是人数最多、分布最广、成份最复杂的佛教信众。僧伽佛教与居士佛教是在互动中发展的 ,而以往之佛教史籍 ,主要是述僧伽佛教之发展历史 ,并强调僧伽佛教对居士佛教的影响 ,忽视了居士在佛学理论、宗教实践及信仰需求等方面对僧伽的影响。本文对中国居士佛教之历史发展及特征、在佛教史上的作用和地位、中国佛教未来发展的主要趋势作了论述。通过对居士佛教的研究 ,可以从一个新的角度深入探讨佛教发展的进程及佛教中国化的内在动因 ,为佛教史的研究提供更大的范围、更阔的视野     

中国和平文化

世界和平是全球化的当代国际关系所共同关注和倡导的重要价值观之一。中国和平文化源远流长、丰富深厚 ,无论是儒家、墨家、道家、兵家等中国传统文化思想 ,还是中国基督教、天主教、佛教、道教、伊斯兰教这五大宗教 ,都可为倡导和平提供宝贵的思想文化资源。     

儒佛会通与现代新儒家、人间佛教的形成

儒佛会通在中国历史上有着悠久的传统,自佛法东传以来,儒佛交融、儒佛会通就逐渐成为儒佛关系的主流,最终形成了亦出世又入世的儒化佛教和佛教色彩浓厚的宋明理学。在中国历史上不乏倡导儒释同源、儒佛互证的佛教大德和儒门宗匠,儒佛会通使中国文化以开放的胸怀接纳了印度文化,也使佛教的圆融精神在中国文化里发扬光大。     

儒家思想在柳宗元世界观中的地位

柳宗元的思想实质是儒家的,但他又是一个不默守儒经而出入于百家之学的人物。他援诸子学说以济儒,充实儒学以新的内容,以图重新建构儒学的思想体系。对待佛教,他不主张盲目排斥,提倡“统合儒释”,融合佛学。柳宗元是一位儒家学者,儒家思想在其世界观中占有绝对地位     

明清佛教学者的儒佛之辨

明清时期,一些佛教学者逐渐意识到只有把握住佛教作为一种宗教而区别于儒道发展的特殊学术价值,才能在理论层面对宋明儒家的排佛论展开有力又有效的回应。这既是作为佛教徒的护教情怀使然,更是明清三教关系发展过程中所必须面对的时代课题。因此,尽管明清时期三教会通成为时代主流,但是不论是儒家还是佛教的有识之士都清楚地认识到,儒佛分际仍是不能模糊的。明清佛教学者对历史上的三教同源说和阳儒阴释说进行了深入的反思和拒斥,他们主动参与儒佛之辨,表达儒佛俱显的现实愿望。     

由禅返净：晚明佛教发展新论

晚明佛教的信仰形态,呈现出儒佛互渗、净土独盛、佛典流行的新特质。晚明佛教并不是处在衰落之中,而处在由正统的＂出世宗教＂向近代＂入世宗教＂的转向之中。这种世俗化转向,是明代皇权的强化、僧伽组织的变革、士绅阶层的支持等多重因素的合力。晚明佛教的世俗化转向,是中国传统文化现代转型的重要构成,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论明朝宗教的特点

明朝宗教包括传统的佛教、道教以及新传来的伊斯兰教、天主教及新兴的罗教等民间秘密宗教,其传播流衍特点包括:最高统治者采取既提倡和保护又整顿和限制的宗教政策,而以整顿和限制为主;各种宗教多元并存,而以佛教、道教为主;宗教融合思想和现象普遍;传统宗教衰落,新传来及新兴宗教蓬勃发展;各种宗教进一步世俗化,成为庶民的佛教、道教。明朝宗教处于从古代向近代的新旧交替十字路口。     

解释与改造:中国历史上与现实中的民间宗教问题

一 按照文化人类学家的说法,可以将人类文化分为上位层次文化和下位层次文化.依此类推,作为人类文化源头和重要组成部分的宗教,也可以分为上位层次宗教和下位层次宗教.在中国封建社会,儒、释、道三教可以说是上位层次宗教,它们反映和代表的是官僚士大夫的信仰追求和理想境界,是封建专制统治者大力提倡和极力保护的宗教;与儒、释、道三教既有渊源关系又有重要区别的民间宗教,可以说是下位层次宗教,它反映和代表的是下层民众的信仰追求和理想境界,是被历代封建专制统治者严厉禁止和坚决镇压的宗教.如果从宗教学意义上说,民间宗教也可以说是与儒、释、道三教并列的中国第四大宗教;从发生学意义上说,民间宗教又是位列儒教之后的中国第二大宗教,这是因为民间宗教早于佛教在中国流行,又先于道教或可说是道教的母体①.     

儒家“尊母”理念对佛教中国化的影响

正佛教在两汉之际传入中土后,逐步走上中国化的道路。佛教中国化过程是佛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相互交流和相互融合的过程。其中儒家的"尊母"理念对佛教中国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从情感上强调母亲的恩德、积极倡导对母亲的爱与孝、佛教徒母亲在子女信仰上起到一定的作用以及观音菩萨女身相的确定这几个方面。一、儒家"尊母"理念传统儒学具有典型的男权中心主义倾向,在历史上儒家有很多歧视女性的地方。如儒家认为     

简论中国的宗教与宗教学

中国有没有宗教?儒家是不是宗教?儒、道、佛三教之间到底有没有一种共融的信仰形式?这一系列颇有价值的"现代性"问题是我们开展华人宗教研究时首先需要回答的。通过对"中国无宗教"、"儒家非宗教"陈说的总结和分析,可以知道中国人的思想、文化和哲学充满了各种"宗教性",置汉族人的宗教生活于不顾,试图说明整个"中华文化"传统,或者说改造出一个现代"精神文明"体系,肯定是不可能的。"五四"后学者按西方基督宗教的定义,提出的"中国人宗教意味淡薄,中国文化缺乏宗教"的说法需要反省。中国宗教虽然在教义、教会等形式上不如西方亚伯拉罕宗教那样突出,但在祭祀、庙会、法会等形式上却更胜一筹。中国近代传统的历史研究,包括思想史、文化史、经学史、文学史、地方史,甚至经济史中都有很多宗教课题的研究。目前的宗教研究亟须一种综合性的整体研究,即将"中国宗教"作为一个整体看待,不分儒、道、佛,结合文、史、哲,兼及社、法、经等多学科,建立一门真正独立的"宗教学",对"中国宗教"加以系统的研究。     

章太炎佛学思想略论

作为一位“有学问的革命家” ,章太炎不仅积极赞助民族民主革命 ,提倡国学 ,而且还有不凡的习佛经历。章太炎的佛学思想内容丰富 ,影响广泛。他不仅把佛学思想作为进行民族民主革命的思想武器 ,为“作民声”而“作佛声” ,而且还从学理上阐发佛教哲学的基本观点 ,评判中国佛教流派 ,考辨佛教历史 ,呼吁佛教改革 ,为佛教在近代中国的复兴而奔走呼号。章太炎的佛学思想始终与他的政治思想、文化学术思想的发展变化交织在一起 ,是近代中国宗教思想与社会思想互动离合关系的一个重要体现     

论南北朝时期佛教与经学的相互渗透

南北朝时期佛教与经学互相影响、互相渗透,逐渐形成了互补共存之格局。经学对佛教的渗透主要表现在佛徒讲习并注疏儒家经典、佛教论难以儒家经典为指导、佛徒认同并遵从儒家伦理等方面。佛教对经学的渗透则表现在该时期经学家的思想,儒经注疏的内容、语言,儒家讲经、注经的形式、原则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佛教之浸染。就二者相互渗透的程度来看,经学对佛教的渗透远远超过了佛教对经学的影响,即二者之间的相互渗透是不平衡的。     

李约瑟问题的宗教维度

从宗教维度对李约瑟问题进行探讨,李约瑟问题所关涉的西方文明于近代迅速崛起的原因之一是西方与包括中华文明在内的不同文明的相互交流与借鉴。李约瑟问题是一个复杂性哲学问题,社会系统中宗教子系统对科技发展的作用,必须考虑其他子系统对宗教子系统的非线性作用。佛教对中国社会和科技发展的作用要经过政治、经济、文化等子系统的过滤、转换、折射等过程,但佛教在其可能的范围之内对科技发展做出了巨大努力。佛教慈悲济世的精神,与佛教世出世间相统一思想充分结合并在现当代发挥积极作用,正契合以太虚法师为代表的佛教有识之士所倡导的"人生佛教"的理念,这将为中国科技发展带来新的动力。     

试论佛教中国化的世俗基础

试论佛教中国化的世俗基础屈小强一、《维摩诘经》和居士佛教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里对于人与宗教的关系有一段极为精彩的论述：人创造了宗教，而不是宗教创造了人。就是说，宗教是那些还没有获得自己或是再度丧失了自己的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但人并...     

论明清实学对佛教出世主义的批判

出于对明朝灭亡的反思,明末清初实学家基于儒家的经世致用立场对佛道的出世主义思想,从本体论、工夫论、人性论、因果观等方面进行了深刻反思,认为佛道思想空谈本体,立体消用,灭除人欲,忽视实践,导致了宋明以来的儒学有浓厚的僧侣主义倾向,最终也导致了国家的衰落。近代佛教在各种危机面前开始转向,从以前的出世主义向积极入世转变,逐渐演变成近代以来的居士佛学与人间佛教运动。     

多元通和:《白黑论》儒释关系思想新论

《白黑论》是探讨南北朝时期儒释关系的重要著作,它假设了代表儒家的"白学先生"与代表佛教的"黑学道人"。慧琳对白、黑二人的往复论辩各有肯定,并借由其相互辩驳分疏儒释二教义理,进而以"六度与五教并行,信顺与慈悲齐立"的调和观点融通二教,体现出其儒释关系思想的多样性与通和性。慧琳的儒释关系思想具有儒释互鉴的理论内涵与儒释共生的思想旨归,不是以儒为宗的"毁佛叛教",而是既提倡以儒家人文主义的道德义务论指引尘世道德修养,又主张以佛教形而上的空观构筑人的宗教信仰。由此,《白黑论》的儒释关系思想既弥补了当时儒家教化中形上世界观认识的不足,又为佛法信仰补充了人文主义的现实关怀,体现了儒释二教关系由分歧对立趋向融通调和的"多元通和"的思想特征。     

从儒释互动视角看契嵩禅师对文中子的评价

宋代佛门大德自主推进的儒释互动,有两个基本支撑点:一是认为佛教主要用于治心,坚持佛教之道尤其是作为其核心的心性论具有优越性;二是认为佛教与儒家的伦理纲常不冲突,承认儒家具有安定社会和维持秩序的功能。文中子王通是隋朝大儒,对中晚唐尤其是宋代的儒家有着深远影响,契嵩禅师称赞文中子为"孔子之亚"和"孔子之嗣"可以从儒释互动视角中得到理解。契嵩禅师高度评价王通,有两个方面的重要原因:一是文中子只是认为佛教不适合中国,但不反对佛教,而且承认佛的圣人地位;二是文中子有着强烈的淑世情怀和救世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