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晚唐诗趋俗化的审美流变

本文从中晚唐政治、经济、文化切入 ,探讨了唐诗的渐变过程 ,以当时的审美心理构成、审美意象、审美趣尚为核心 ,论述了中晚唐诗歌趋俗化的审美流变 ,并指出其对后世文学转型的深刻影响     

元代平江文坛的家族传统与地域文艺生态

元代平江文坛是吴中地域文学演变的典型代表。它的形成过程有三类家族可以作为代表：以袁氏家族三代人为代表的书香世家,他们坚守着平江文人崇尚隐逸而嗜好山水诗歌审美的传统;以王氏家族三代人为代表的仕宦之家,他们由朝廷重臣逐渐向酷爱诗画隐逸的文艺审美方面演化;以沈氏家族为代表的巨富之家,他们由“勤慎敦愿”到收藏图书古玩,再到“辄能别识”审美鉴赏的演变。元代的平江文坛经由这三类家族的文化积累与地域染化,终于形成了崇尚山水隐逸与爱好书画诗赋的文艺审美生态。     

威廉·福克纳的小说——《献给爱米丽的玫瑰》中的熵

威廉·福克纳把南方的历史和现实社会作为自己创作源泉而成为美国南方文学的代表.在他的著名短篇小说<献给爱米丽的玫瑰>中,熵贯穿了全文的主题与结构.以熵化这一全新的角度探索了主人公爱米丽的悲剧命运.     

从屈宋赋象审美意识到“丽”范畴的定型——中国赋体语言审美家园的筑造

屈宋赋象审美意识见于二人的赋文本中，由于未涉及对赋言美的认知，因此只能看成是中国赋美学的萌芽形态，但后世中国赋美学皆以这个审美意识为原初的基础。对赋体文学真正的审美认知，始于“丽”这个范畴的运用和扩展。在中国赋美学史上，扬雄最早把美学范畴“丽”用为赋体文学审美范畴，用以指赋言本身之美，以及赋言所呈现的赋象之美。曹丕将扬雄命题重说为“诗赋欲丽”的观点，至刘勰《文心雕龙》把“丽”在赋美学语境中扩展为一个词群。经历这样的历史建构，“丽”最终被确立为赋美学本质论的核心范畴，赋体文学审美的家园因此得以成功地筑造。     

论五代西蜀的“花间词风”与“花间别调”

温馨热烈、浓艳绮丽,甚至是淫靡流荡的“花间词风”是与齐梁时代宫体诗风分不开的,但它更主要地是受到西蜀宫廷享乐风气的影响和城市游乐生活的熏染。“花间词人”在将唐五代文人词推向“雅化”与“艳化”道路的同时,也开始显露出“异化”与“俗化”的发展趋向。这与五代特殊的政治文化环境尤其是城市文化的影响有关,也为北宋以柳永为代表的慢词作家通俗真率词风的形成导夫先路。〔     

关汉卿散曲审美韵致的多重性

关汉卿散曲被推崇为本色派的代表,人们多从质朴无文和俗美特质的角度去认识。其实,关汉卿的散曲在俗美的艺术生态和审美关照中总是体现出多样的风格探索和多重的艺术韵致,其作品具有趣、野、丽、秀等亦俗亦雅的多重美感,显示出他驾御形式、表达多样审美个性的本领,是剧家散曲的典范。     

文学自觉与诗赋的消长

汉赋对“丽”的追求是文学自觉之先声。晋人倡情与丽结合，掀起文坛新潮。士族社会“及时行乐”之情与汉赋的娱乐功能相拍合，使南朝文学走向轻艳靡丽。于是汉赋积淀下来的审美经验在士族社会精神气候下长足发展，并影响诸文体，是为“赋化”。而“诗化”则体现在“意象化”上，从外在的穷形毕貌走向内在的情景交融。正是文学的自觉促成了文体分工与诗赋之消长。     

中国传统美学中的休闲智慧及其对当代休闲文化建设的启示

休闲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种审美状态。中国传统美学以艺术和美为研究对象,其经验性和非体系性的特点体现了古人心灵自由跃动和精神逍遥无拘的特点,这正是中国传统休闲文化的最根本特点。以儒家、道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美学,充满人生智慧的美学思考,饱含丰富的休闲智慧,这对于以审美经济为基础,过分注重消费化、娱乐化的当代休闲文化应当有所启示。休闲的内在化,建立起真正适合本民族的当代休闲文化,传统美学应当有所作为。     

本刊2001年总目录

(括号内依次为期数、页码)文学论中国现代诗歌对古典意象的继承与改造朱寿桐（１．５５）中国当代文学的现代性问题论纲於可训（１．６３）初唐丽化与俗化并生现象论析吴功正（１．６９）范泉：大陆研究台湾文学第一人陈辽（１．７３）视觉文化与消费社会周宪（２．２９）论审美精神的实践品格徐岱（２．３６）２０００年度散文研究综述沈义贞（２．４３）台湾作家的香港关注———以余光中、施叔青为中心的考察刘登翰（２．５０）看的方式与视觉意识形态周宪（３．２１）媒体的视觉化转型舒也（３．２４）视觉文化与叙事转型于德山（３．２…     

从清音流转到惊彩绝艳——论诗骚中从声音到色彩的审美感觉重心转移

先秦文学中存在着一次审美感觉重心转移 :从文学发展初期以《诗经》为代表的声音描写为主的听觉审美转化为艺术相对成熟阶段以楚辞为代表的色彩描写为主的视觉审美。把握先秦文学中审美感觉的发展脉络 ,针对李泽厚美感产生先色后声说 ,提出文学审美发生的特殊规律。